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沈约(441—513)是南朝齐梁时代文坛的领袖，加以他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封为建昌县侯，所以在当时影响很大。他著有《四声谱》(今已佚)，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又是“永明体”诗的主要创造者。“永明体”是一种新体，是齐梁时代的格律诗。它促使诗歌从古体向近体发展，为唐代完成格律诗奠定了基础，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他的诗歌理论和实践，偏重于追求形式而忽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助长了当时诗歌绮靡柔弱的倾向，因此也颇被后人所讥议。
他的作品注重声律、对仗，辞藻绮丽，但内容比较贫乏。永明初年，他进入了仕途与创作的得意时期，写的多是应诏诗和带游戏倾向的诗，有的甚至迹近宫体。不过这一时期他也有少数朴素、清新的述怀之作，发抒了自己的真实感情。如《别范安成(岫)》即是其中的一首。范岫字懋宾，南齐时曾任建威将军、安城内史。他是沈约从青年时期起的多年同僚，并且是沈约所赞美的文士。此诗即写与范岫离别时的感情。
诗从“生平”着笔，“生平”二字包括了下文“少年”和“衰暮”两个时期，在诗中是前四句。意思是说，一生中和朋友有过多次的离别，但面对离别，少年时和暮年时却有着不同的感受，预示着这次离别的不同一般的伤感，使诗意更深入一层。少年人豪情满怀，对于分手不大经心动情，总以为重新相见是很容易的事。而老年朋友之间的分别却有不同的滋味，心境是很复杂的。既会想到人生苦短、时日无多，又会留恋旧日的友情，更要悲伤重见难期，简直会有生离死别的感慨。所以说这时“非复别离时”，已不是再经受别离痛苦的时候了，悲伤的感情显得特别沉重。从人生的经历说是这样，从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来说，更见得这次别离的悲痛了。这四句诗概括了人们普遍的心理，唤起了人们会心的同感，把读者引入深沉忧郁的境界里。作者当时虽然仕途得意，但也不免流露出内心的凄凉。看来也包含着他对南朝政局多变和个人前途难以逆料的隐忧。
三、四两句是全诗的关键，诗中的感情都是由此产生的。一二句只是轻轻带起，作为这两句的陪衬，用来突出暮年离别的伤痛，充分表现自己和范岫的深厚友情。后面四句又是这两句内容的扩展，并且逐步推进。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承接上句，说明这次饯别不同于往日，把别易见难的感慨作了形象的表达。不要说这杯送行酒是平常的酒，它寄托着极其珍贵的无限情意，因为明日分别后，要想再来把盏对饮，恐怕是不可能了。这里是即境生情，淡淡的两句，写出极浓的离愁。
上面六句似乎已经把友情和离愁写到了顶点，再也加不上更有表现力的话了。但是诗人还是意犹未尽，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进一步开拓了诗的意境，来表达他的炽烈的感情。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这一意切情深的激问，预言别后的相思，抒发出内心深处的感情，不但显得真挚，而且余意无穷。这里还得顺便提一下，“梦中不识路”原来有个故事，战国时张敏和高惠两人友情很深，分别以后张敏屡次在梦中寻访高惠，都因半途迷了路悻悻而回(见《韩非子》)。在这两句诗中，作者没有露出用典的痕迹，读者也无须借助典故来理解，只把它当作诗人自己的话。他使事用典的高明，曾使时代稍后的北齐诗人邢劭为之叹服，他说：“沈隐侯(沈约谥隐侯)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深以此服之。”(见《颜氏家训》)
本篇只从老友间别易见难着笔，不写送别的时间地点，也不借助风景描写来抒写离绪，自有它的特点。诗中感情真挚，语言率直，表达自然，保留着汉魏诗歌纯厚的气质;它又不用对仗、不施彩饰，在沈约的作品中，这类诗虽然为数甚少，倒是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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