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首诗写于大历五年(770)，即诗人逝世的一年。元人范德机谓它有“藏咏”。仇兆鳌注说：“此诗抚今思昔，世境之离乱，人情之聚散，皆寓于其中。”由此可知，诗意写国家兴亡之大事，然而却将其隐于字里行间，见得诗的机趣。杜甫是唐代诗坛圣手，表达这么一个重大的主题，并未直而言之，由隐事中见出其事，也就是说无一处谈及具体实况，而针对性的意思见于象外，可谓机心独运，戛戛独造。
一、二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写杜甫在岐王宅邸经常与李龟年见面，在崔九的庭堂前也曾几次听过他的歌唱。李龟年，是唐开元年间名播远近的歌唱家。他于当时出入王公贵族之家，献其歌艺，得到皇亲国戚的器重。杜甫十四、五岁时身居洛阳，由于当地前辈的援引，所以也就有机会在高门大厅时时看到李龟年活动的形影，听到他悠扬的歌声。这里，诗人通过对李龟年当年生活境遇的追忆，借以托出唐王朝表面上的承平气象。岐王，即李范，是唐睿宗的儿子，唐玄宗的弟弟。崔九，即崔涤，官任殿中监，是唐玄宗的宠臣。这些统治者们沉湎于花天酒地，骄奢淫逸，致使唐室的腐朽日甚一日，终于酿发了安史之乱，把人民推进了烽火遍燃的血海。诗人虽然隐其该事，人们却能从岐王和崔九的豪门中那弦歌不绝上，明悟到唐王朝自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想象出山河破碎， 民生涂炭的情景。
三、四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写正是江南风景特好的时候，杜甫又与李龟年相逢了。几十年之后，他俩偶遇于湖南长沙，一见之下，不禁感慨系之。诗人有意提到“江南好风景”，不是为了盛赞山明水秀的湖南风光，也不是为了表达老友相会的分外高兴，而是为了反衬“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东晋周顗语)的历史变化。一个“正”字，暗含着诗人面对着大自然的佳景所勾起的无限感伤。诗中特标“落花时节”，包孕着诗人的忧国之心，意蕴丰富，有着隐的巨大容量。隐成了明的内核，它以落红满地，消逝了骀荡的春光的自然景象，喻示着唐王朝凋敝丧乱， 已经失去了鼎盛时期的社会繁荣这客观事实。据唐·郑处海《明皇杂录》卷下记载：“乐工李龟年特承恩遇，大起第宅， 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客闻之，莫不掩泣。”诗人明显地还以暮春的“落花时节”，类比人生到了暮年的凄凉，李龟年的悲歌声声就是如此。诗人与李龟年青春的脚步远去，而今两鬓添霜，加之漂泊他乡，怎能不黯然神伤!“落花时节又逢君”，实际上就是说：诗人在国势衰败，乾坤疮痍的时代背景下遇到了李龟年，在各自东西，萍踪不定的特殊情况下遇到了李龟年，在感喟岁月流逝，人到老年的精神状态下遇到了李龟年。“落花时节”吟咏着落花般的社会变迁和他们的身世，而他们的身世是随着社会变迁形成的，尤其是李龟年个人的悲欢折射出了时局的动荡。一个“又”字，突出了今昔不同的对比。能够从“落花时节”的隐，知其所要明的世乱时艰、衰老飘零这层藏意，契机就在形象与想象之间。“落花时节”这外在形象远远超出了自身容纳的意义，表面是在说时至暮春季节，带有直接性，而实质是在叹恨伤春，带有间接性。诗主要的不在给予读者视诸直接的形象，而在这直接的形象表现了什么，寓间接于直接，既寓隐于明，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使欣赏者通过想象去欣赏，领悟到比直接的形象要远为广阔的内容。《白雨斋词话》说：“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虽“不许一语道破”，但直接的形象，必须要提供可让读者驰骋想象的指向条件，否则所隐的内在意思就叫人悬测难明。“落花时节”的间接性是艺术上的隐，直接性是构成它外在形象的明，人们理解诗时的化隐为明，就是从直接性中寻找到背后间接性的思想，使之在想象中得到统一，从而体会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佳妙。
全诗融巧构、巧比、巧思于一炉，言短而意丰，机趣中显出了诗人非凡的才情，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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