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简介|鉴赏
一名《忠烈侠义传》，又以《七侠五义》之名刊行。侠义小说，一百二十回。它由无名氏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的唱本《龙图公案》(又称《包公案》)改编成《龙图耳录》小说，再由问竹主人改成《三侠五义》。胡适据问竹主人“序”“是书本名《龙图公案》，又曰《包公案》”，“兹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的话，及此书首页“石玉昆述”的题署，推断作品由明代笔记体小说《龙图公案》发展而来，写成《三侠五义》的作者“问竹主人即是石玉昆”。胡适又据壬午(1882年)本“入迷道人”及“退思道人”的“序”，指出“此书曾经入迷道人的校阅删定”(以上均见《三侠五义序》)。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约生活于道光至同治年间，是当时有名的说书人。据云“同治时候尝以唱单弦轰动一时，他尝在一个闭关多年的杂耍馆里唱《包公案》，听众每过千人……他大约死在同治末年”(见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作品成于1871年前， 初刻本为光绪己卯(1879)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后又有光绪壬午活字本及光绪文雅斋复本、亚东图书馆排印本。初刻本有两个名字，在版头题“忠烈侠义传，石玉昆述”，书的首页用大字题《三侠五义》。书前有光绪己卯问竹主人“序”，退思主人及入迷道人的“序”。光绪己丑(1889)年，俞樾删去首回，因书中南侠、北侠、双侠已有四人，再加小侠艾虎及智化与沈仲之共为七人，遂更名《七侠五义》。由广百宋斋排印，流行于南方。因俞樾所删首回“狸猫换太子”在民间影响很大，故1924年亚东图书馆俞平伯校本仍排印原《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并行。1956年，《三侠五义》由赵景深先生略作删改，交上海文化出版社重印，1979年修订后再次刊印。1980年左右，全国有十余家出版社争相重印了《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
《三侠五义》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大概在二十七回以前，主要写公案。首回写了“临产换太子”故事。这个故事是把元杂剧《抢妆盒》与明人小说《包公案》“两种故事参合起来，调和折衷”，而“组成”的(见胡适《三侠五义序》)。故事写宋真宗与同时怀孕的李、刘二妃相约，生子者立为正宫。李妃先生子，刘妃与太监郭槐密谋，用剥皮的狸猫换出太子并令宫女弃于河中。真宗听说李后生“怪物”，便将她贬进冷宫。但宫女寇珠不忍淹死太子，暗将太子付与太监陈琳，送至八大王处作为第三子养育成人。后真宗无子，将他立为东宫。太子入宫时曾参见李后，刘后因而进谗，真宗下令“赐死”李后，幸宫人余忠代死，李后装作宫人逃至宫外。真宗死后，太子即位为仁宗。李后遇包公“放告”，诉说冤情，冤案得到伸雪。作品接着叙述包公出生及断案故事，如乌盆案。铡庞昱，处死葛登云等。作品的后一部分，主要写五鼠与南侠展招之间的纠葛来往。白玉堂寻展招合气、闹东京，是其中重要的故事。白玉堂是陷空岛五鼠之一，绰号锦毛鼠。他武艺高强，仗义行侠，又生性高傲，易轻举妄动。他听说展招被皇帝呼为“御猫”，便要与展招比艺，又入开封府与皇宫干了一系列杀奸、留诗、盗宝的事。诳展招去陷空岛，后五鼠闹东京，终在包公感召之下，投诚立功。后来襄阳王赵珏谋反，五鼠随清官颜查散探访，白玉堂冒险盗盟书，惨死在铜网阵中，众人破军山收服钟雄，故事至此暂告结束。
《三侠五义》中的清官包公，表现出了刚正不阿、廉洁公正、秉正除奸的性格特点。如他敢于指责皇帝“陈州放粮，不该信用椒房宠信之人”(第九回)。他在查赈时，又能铡死克扣赈款、强占民女的安乐侯庞昱，处死强占民女的威烈侯葛登云，审理了乌盆案件等。作品突出了他的不畏权贵敢于和皇亲国戚斗争的精神，如他铡死太师之子庞昱，明知其父庞吉要报复，却表示：“我包某秉正无私，一心为国，焉怕你这鬼鬼祟祟。”他不但不就此歇手，并决心要“作几件惊天动地之事”，以“显显自己胸中的抱负”(第十五回)。包公形象保留了不少民间气息，反映了人民渴望申雪冤狱除奸去恶的要求，基本上应予肯定。但《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比之元、明戏曲与小说中的包公，忠君思想大大加强了。他除暴去恶的重要动机是“为一人除害，为万民分忧”，他多次表示自己平反狱冤、锄恶去奸的宗旨是“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为民除害”(第十五回)。故为君为民在他身上是统一的，而尤以“忠君”为首要。因此虽然有时冒犯皇亲国戚，皇帝仍然喜爱他，赞扬他“忠心报国”，所以他也把实现锄奸去恶澄清吏治的希望寄托于皇帝的“圣明”。他与《鲁斋郎》、《陈州粜米》中包公运用智慧斩除恶人，为了替人民除害，宁可丢官不怕触犯权贵的包公形象相比，自然要逊色得多。《三侠五义》中的其他清官形象颜查散、倪继祝等也都具有忠君与爱民的两个方面。作品在强化清官的忠君思想时，对皇帝自然也加以美化。如称赞他重用贤臣、器重人才等等。
作品中的侠义人物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仍具有锄强扶弱仗义行侠的特点，如展招“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心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第十三回)。他出场就杀死金龙寺内谋杀人命抢掠妇女的恶僧，慷慨赠银给三宝村贫民胡成妻子王氏;双侠之一丁兆蕙慷慨好施，救活寻死的周老儿，为他恢复了酒楼;钻天鼠卢方忠厚而富于友爱精神，打倒严奇，救护村女，与兄弟们相处有逾骨肉。白玉堂机智勇敢有正义感。他虽因不服“御猫”之称与展招闹气斗性，但他敢于夜进开封府，寄柬留刀，盗取三宝，又暗入皇宫，杀太监郭安，在忠烈庙题诗，表现出了一些藐视皇权与王法的精神。因此，这个人物较多地获得了人们的喜爱。但是《三侠五义》中的人物，较之《水浒传》等作品中的侠义人物有很大不同，不论“七侠”，还是“五义”，身上都具有对大僚与皇帝驯服的一面。如展招先在民间行侠，后受包公感召，效力皇家，做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皇帝见他表演高超的武艺，失口说：“这那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他听到后马上磕头叩谢，以“御猫”之称为荣，表现出十足的奴性。其他五鼠，虽称霸于陷空岛，作了些蔑视皇家权威的事，但后来一个个都归顺了朝廷，为皇帝效力。他们见包公与皇帝都身穿“罪衣”，以“罪民”自居。其中最不驯服的白玉堂被封为四品护卫时，也“心平气和，惟有俯首谢恩”(第五十八回)。后来为了效忠皇室，平定藩王叛乱，他冒生命危险盗取襄阳王谋反的盟书，终惨死在铜网阵之中。所以《三侠五义》的侠士又具有严重的奴性，鲁迅说：“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 (见《中国小说史略》)，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奴性也跟着加足”(见《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三侠五义》中其他内容，也有这复杂的两面。作者描写了众多市井人物，反映出他们善良忠贞的品德。如写了好心肠为盆儿鬼鸣冤的张别古，为人忠厚一心救助李后的范胜、范宗华父子，收留邓九如的汤圆铺的张老，认金牡丹为女的渔翁张立，机灵的书僮雨墨，可爱的丫环佳蕙等，表现了为“市井细民写心”(见《中国小说史略》)的特点。作品又揭露了政治与社会的黑暗，暴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如写国舅庞昱在陈州放粮时克扣赈款，强抢民女，扰害人民;庞太师纵子为恶，谋害正直大臣;刘后陷害李后，要溺死她的儿子，设法使皇帝将她打入冷宫，并置于死地;威烈侯葛登云依仗权势，强抢民女;财主苗秀勒逼穷老儿，卖女抵债;赵大谋财害命，将刘世昌的血肉和泥做成乌盆，凶僧萧道智谋财害命，勾搭妇女害死丈夫等等。此外，还写了贪官孙珍、恶霸马强、淫棍花冲等。这些是值得肯定的方面。
但作品又有写“怪力乱神”，宣扬封建迷信等局限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前一部分写包公的生平与断案活动中。如奎星投胎、狐狸报恩，魂附乌盆告状，血滴古镜照魂，用游仙枕入地府等。此外，作品中存在着较多的封建伦理观念，如肯定民对官、奴对主的忠顺，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等。反映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点。这些表现了作品局限的一面。
《三侠五义》由说唱文学发展而来，故保存了较多的生活气息，独具艺术特色。俞樾赞扬它“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见《重编七侠五义序》)。故它在人物描写上，既具有“粗豪”的特点，又有幽默的味道，鲁迅也肯定它“写草莽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见《中国小说史略》)。如鲁迅举以为例的三十九回中众人议论白玉堂“进京来找御猫”的一段说：
……公孙先生在旁，听得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来找大哥，却是要与大哥合气的。”展爷道：“他与我素无仇隙，与我合什么气呢?”公孙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们五人号称‘五鼠’，你却号称‘御猫’，焉有猫儿不捕鼠之理?这明是嗔大哥号称御猫之故，所以知道他要与大哥合气。”展爷道：“贤弟所说，似乎有理。但我这‘御猫’，乃圣上所赐，非是劣兄有意称‘猫’，要欺压朋友。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劣兄甘拜下风，从此后不称御猫，也未为不可。”众人尚未答言，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听见展爷说出此语，他却有些不服气，拿着酒杯，立起身来道：“大哥，你老素来胆量过人，今日何自馁如此?这‘御猫’二字，乃圣上所赐，如何改得?倘若是那个什么白糖咧，黑糖咧，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滞气。”展爷连忙摆手说：“四弟悄言。岂不闻‘窗外有耳’?……”刚说至此，只听得拍的一声，从外面飞进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之上，只听当啷啷一声，将那酒杯打了个粉碎。赵爷唬了一跳，众人无不惊骇。……
一小段文字写了公孙先生的善于剖析事理，展招的大度、机警，马汉的粗豪、风趣，真是“奕奕有神”。
《三侠五义》所写“粗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象白玉堂的骄傲好胜，蒋平的机智，艾虎的粗中带细，欧阳春的稳重，赵虎的卤莽”(见赵景深《三侠五义前言》)。其中以白玉堂写得最好。作者写了他的高超的武艺与侠义精神，更多地描绘了他“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的缺点。“白玉堂的许多短处，倒能教读者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有这些近情近理的短处，我们却格外爱惜他的长处”(见《三侠五义序》)。胡适的分析，说明《三侠五义》写人物注意艺术的真实性，符合塑造典型的辩证法。这也是《三侠五义》人物描写方面的一个成就。
《三侠五义》的出现，在当时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故鲁迅曾指出：“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见《中国小说史略》)。它对后来《彭公案》、 《永庆升平》等作品的大量出现，也产生了影响。
《三侠五义》的结构也很巧妙，大故事中套小故事，故事之间衔接紧密，故问竹主人序赞扬它“接缝逗笋，亦俱巧妙无痕”。如白玉堂闹东京自三十三回起至四十三回止，中间三十五回至三十九回描述了颜查散柳洪故事，然后巧妙移入白玉堂故事。
俞樾指出的“闲中着色”，确是《三侠五义》在人物描写方面的一个特点，如写包公至草州桥询问里正的一段话：
包公问道：“此处是何地名?”范宗华道：“不是河，名叫草州桥。虽然有个平桥，却没有桥，也无有草，不知当初是怎么起的这个名儿?连小人也闹的纳闷儿。”两旁吆喝：“少说，少说!”老爷又问道：“可有公馆没有?”范宗华道：“此处虽是通衢大道，却不是镇店马头，也不过是荒凉幽僻的所在，如何能有公馆呢?再者也不是站头……”包兴在马上着急道：“没公馆，你就说没公馆就完了，何必这许多的话?”……
这是包公作“惊天动地之事”，平反“狸猫换太子”冤狱前的一段插曲，作者能好整以暇大写范宗华噜囌。它令人生笑，但对后面的重要情节起了映衬作用，收到“闲中着色”、静中见动的效果。
此外，作品全用活的口语写作，充分表现了说唱艺术的特点。如六十六回描写花蝴蝶盗珠灯被擒所用的语言：“他此时是手儿扶着，脖儿伸着，嘴儿掩着，身儿探着，腰儿哈着，臀儿蹶着……真是福样儿。”显示出语汇的丰富，用语的通俗生动，表现出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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