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1981 彩色片(宽银幕) 19本 中国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 导演：成荫 编剧：郑重 成荫 摄影：高洪涛 郑煜元 陈万才 主要演员：金安歌(饰张学良) 辛静(饰杨虎城) 王铁成(饰周恩来) 孙飞虎(饰蒋介石)
【剧情简介】
1935年秋，蒋介石不顾日寇侵略铁蹄步步紧迫，大片国土沦丧，仍在国民党五全会上高叫“攘外必先安内”。身处西北反共前线的杨虎城和张学良也在南京参加五全会，他们都不满蒋介石的主张而为谋求出路所苦。恰于此时，杨得到中共主张团结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杨完全赞成这个主张。张学良因东北军连吃败仗，蒋介石又取消了被消灭的三个师的建制，眼看自己的力量被削弱，又不能实现自己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愿望，难于洗清为执行蒋的命令将东北三省让给日寇所背上的不抵抗的罪名。无可奈何之下，便在五全会后到上海向爱国进步人士杜重远求教。杜向他指出联合杨虎城和共产党接触的出路。
张、杨回到西安后，逐渐沟通了思想，他们决定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触，找一个既不真正“剿共”，又能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其实他们身边都有秘密的中共人员，有什么动向，中共中央都会知道。杨虎城则是和中共早有沟通。恰好东北军被俘军官又带回李克农约张到洛川见面的信;张到洛川和李接触后，又到延安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张表示将以民族存亡大局说服蒋介石放弃反共政策，争取组成包括蒋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特务一直监视张、杨的动静。当他们得知张身边的赵副官参加进步学生抗日救亡的秘密集会时，便冲到会场将赵及一些学生绑架，想从赵身上抓到张去延安的把柄。张得知赵被捕消息后，便命卫队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除救出被捕人员外，还搜走了党部所有秘密文件。张、杨从这些秘密文件中见到密呈蒋介石的监视自己的东西，他们都被戴了“红帽子”，因而更坚定了联合反蒋的决心。杨提出和蒋介石斗，还必须联合共产党。
蒋介石虽不满于张学良抄省党部行为，却因忙于解决两广兵变问题，只得对张的“鲁莽”表示了“宽容”。
1936年9月，两广事息，蒋介石便将对付两广的30个师沿陇海路西调，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准备一举镇压西北兴起的抗日高潮。10月下旬，蒋以避暑为名到洛阳察看和督促军队集结。之后急不可待地到了西安。
张、杨认为蒋是来者不善。在游大雁塔时，蒋吟“秦王扫六合”的唐诗，对张说长安是兵家必争之地，乃图谋霸业的好地方。张不解其意，杨说老蒋这番议论，是在挑拨你我。张豁然醒悟后说，不管他耍什么手腕，这回我非劝他停止内战不可。
在国民党要员于12月云集西安的时候，张到骊山华清池五间厅蒋的住处，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事，对蒋进行苦谏。蒋发脾气，并限三日之内张、杨如还无“剿共”行动，便调离他们的军队。
张、杨没有退路，于是决定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西北军在西安、临潼同时行动。张学良的卫队营冲进骊山，不料蒋介石逃离了五间厅住所;经过严密搜索，终于在一条石缝中将他抓获。张、杨当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同时决定电请中共派代表团来共商大事。
事变一夜之间震惊中外。
南京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迅即下了对张、杨的讨伐令，调动了大批军队，并令飞机全部出动。这个亲日派打着救蒋旗号，实际是想加害蒋介石。他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和日本大使接触，并电告在国外的汪精卫，促汪回国另组亲日内阁。而亲英、美的宋美龄、宋子文兄妹看透了何应钦的用心，他们派蒋的美国顾问端纳到西安和张、杨接触。端纳见蒋，并交了宋美龄给蒋的谈了南京 “戏中有戏” 的信。
然而张、杨数次见蒋，蒋都拒绝谈判。端纳劝蒋亦未见效。同时何应钦指挥的军队进逼潼关，国民党飞机又空袭西安。张、杨憋着一肚子火，群众急不可耐，西安从上到下都有马上处死蒋介石的要求。
中共中央对事变后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为顾全抗日大局，主张还是尽量说服蒋介石，争取和平解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对张、杨等表达了中央的这种意见。周说杀了蒋介石，亲日派阴谋正好得逞。蒋拒而不谈，不过是暂时的强硬。日本要独占中国，这就和英、美在华利益矛盾。蒋一方面受英、美压力，另一方面也得考虑自己。
宋氏兄妹到西安和蒋相见，蒋生气，担心周恩来翻脸，他们一起都要完结。宋氏兄妹说周态度明确：和平解决，放你回去，前提是必须通过谈判，接受张、杨的八项条件。
经过张、杨，中共，宋氏兄妹三方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协议。只是谈判结束蒋未履行签字手续。蒋说他“以领袖人格作保证”。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认为蒋在协议上签字与否无关紧要，如无诚意，签字后也还会反悔。
然而东、西北军的军官、将领却因蒋未签字而愤怒，他们寄了抗议信，说蒋必须签字，必须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放蒋走，否则便是张、杨二将军答应，他们也要誓死反对。
张学良见此情况，怕生变故，便立即决定亲自送蒋走。他认为“我把他弄得声名狼藉，所以……必须去南京帮他挽回面子”。
当周恩来获知张送蒋去机场后，便立即驱车赶去，不料到了机场，张已同蒋登机起飞了。周感叹：“这是负荆请罪吗?!张将军看《连环套》这出戏中毒太深了!”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合作，实现了全面抗战。西安事变则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全面抗战的伟大历史转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辉煌功绩永垂青史。
【鉴赏】
把西安事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艺术地反映在银幕上，不是轻而易举的。在反映现代史，特别是反映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创作领域，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创作者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导演成荫就说过，“创作这么重大政治性的反映历史事件的影片，创作者神经是很脆弱的。”
按惯例，或按对一种创作方法的一种解释的要求，尽管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所显示的西安事变的主角，是众所周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爱国将军，但在反映此事变的作品中也还不一定占据主导地位而得到充分的合乎历史真实的描写。在处理这类和革命有关的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描写表现总是要“以我为主”。1977年出现的话剧《西安事变》，就是以塑造和歌颂周恩来总理为主的(这自然也可以理解：当时仍有“凡是”派统治文艺领域，天安门“四·五”事件还未平反，这是热爱周总理的表现)。但在这部影片中，却突破了已往的规格，而按历史本来面貌，以事变发动者张、杨二将军为主，着力描写了他们发动事变的来龙去脉。对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的表现，也依据历史事实恰如其分，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对和事变有关的各方人物，特别是所谓反面人物的描写，没有故意美化或故意丑化。这样做，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正常要求，而在有特殊性的我们这里，在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中，也就很不简单(尽管创作这部影片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思想解放，创作的束缚有所松劲)。
其实反映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没有创作规律以外的障碍或戒律，如果不是流于表面的简单表现而要深入反映历史的底蕴，也是需要功力深厚的创作者克服许多困难，付出大量的心血。
银幕上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经过的艺术表现，浓缩了那个外敌人侵、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年代种种复杂交错的矛盾，显示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让人感受到不可遏止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的奔腾。张、杨和其他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都和这种矛盾关系，和这种时代历史潮流息息相关。蒋介石在外患日益紧迫的时候，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利用反共消灭异己。处于反共前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既不能战胜红军，又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不甘就这样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们又都有爱国之心。张学良还有执行蒋介石命令丢掉东北代蒋受过，背负不抵抗罪名之苦，和对日寇有杀父之仇。在举国日益高涨的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中，他们认清了蒋介石政策的反动和清除异己用心的险恶，而先后和主张团结抗日的共产党联系，谋求出路。在蒋介石拥兵亲临西安时，他们先是进行苦谏，要蒋放弃反共一致对外;蒋不听，并以不剿共便调离他们的军队相迫。他们没有退路，于是举行兵谏，活捉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抗日主张。事变震惊中外，国内外政治力量都有不同反响。国民党政府内各派系相互冲突。日本侵略者自然更是特别关注。亲日派以出兵救蒋为名，欲置蒋于死地，另组亲日内阁。而蒋虽被扣，却还自恃军队实力未受损失，还有兵权，故一直拒绝谈判。张、杨将领和西安各界人士对如何处置蒋介石，都有不同意见，或杀或放，一时难于决定。直到周恩来到西安，带来中共中央以抗战大局为重的和平解决方案，与各方进行了商谈，蒋介石慑于内外各种压力，不得不考虑自身处境，终于答应谈判，达成了协议。可见张、杨扣蒋实行兵谏，虽是他们个人行为，有偶然性，却也是内外各种矛盾在全民要求抗战救亡的历史潮流中激荡的结果，事出必然。而问题终于和平解决，也是大势所趋。西安事变顺乎民心，合乎潮流，是中国人民在此之前近百年来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是这种斗争在民族存亡紧急关头促动历史发生转折的一种爆发。
影片揭示的这种历史内容，是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有纪实风格的情节体现出来的。西安事变的历史事实曲折复杂，要是从传奇性、戏剧性上大做文章，也会拍摄得惊险好看。而影片所呈现的，却让人感到有些散文意味的朴实和自然。创作者是在力求以历史的真实说服人、感染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兵围骊山活捉蒋介石，无论在历史事实或在作品中，这都是最核心的事件，是“重场戏”中的“重场戏”。但观众从银幕见到的，却没有特别的激烈和惊险，没有大肆渲染的矫作的人为的痕迹;而从抓蒋过程的骊山的军事行动、搜山、捉蒋和张、杨在指挥部的焦急等待及抓蒋之后南京亲日派居心叵测的调兵遣将、亲英、美的宋氏兄妹的活动、何应钦和日本大使的接触、外国记者包围张群采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等一系列平行、交叉的画面中，看到复杂矛盾的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广阔的时代背景，感受了历史的合乎逻辑的进程。
这种真实反映了历史进程的情节，是和鲜明的人物形象紧密联系的。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以及其他一些人物的性格，都有个性特点而和事件、情节相统一。张学良和被红军俘获后放回的一个部下高福源会见，始而怒斥高被俘无脸回来，不由分说要从严惩办，继而表示念高有随他多年之情可以在处决后照顾家属，终因高诉说了红军的真实情况和联合抗日的真诚，既为东北三千万同胞也为他这个少帅本身设想的一片赤诚所感动——高说“生为东北军人，死为东北军鬼，可惜一腔热血未洒在松花江上”——而将高扶起，说“福源，你是好样的!”张学良的这些表现，既是有意要从高福源处了解中共中央对他的态度的一种试探，也可见他作为一个军人的特质，他的爱国热忱和刚毅、果断的个性，同时也可见他的身上，他的军队，他和部属之间的关系还有封建性。这样表现的少帅性格，让人感到合乎历史真实。张学良的这种性格贯串了整个事变的情节;也正由于这种带有封建性的敢作敢当的军人性格遇上了蒋介石的阴险狡诈而酿成了送蒋回南京，被蒋长期幽禁的悲剧。杨虎城的性格和张学良正好形成对照。杨的冷静，谨慎，老谋深算，这在他和张学良相互试探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他们都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都想走到一起联合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却又都讳莫如深，因为事关通共大事，环境严酷;而张出于本性，便是试探也总是主动，可杨仍滴水不漏。但在关键时刻，杨却毫不含糊当机立断。在张学良抄了省党部从秘密文件了解到他和杨都被戴了“红帽子”后和杨相见，想和杨一起联合共产党和蒋介石斗，而说话还在绕弯子时，杨却直接说出事已如此，“你我不能再捉迷藏了”，当即决定和张采取一致行动。杨是外表冷静，内里热忱;胸有城府，却是光明磊落。事变后他去看蒋，对蒋坦率说出事变发生前，他是“和副司令商量过的”。而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想请委座改变国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说了请共产党派代表来，是“委员长自己逼出来的”。他和张学良一样敢作敢当，只是各有不同的表现，而都合乎性格逻辑，合乎具体情境。蒋介石虽是天字第一号反面人物，却没有已往银幕出现的革命敌人那种简单的如同戏曲舞台人物抹了白粉的脸谱。他利用反共消灭异己，手段阴险，却是“名正言顺”。张学良抄了省党部，他自然愤恨，因两广事急，便表示“宽容”;而待风波平息，即调兵西北，威逼张、杨。游大雁塔显得轻松潇洒，有“领袖”风度还带些文士的雅气。借吟唐诗以论西安为兵家必争之地，似发思古之幽情，却暗藏了挑拨张、杨矛盾的用心。他被捉后自然心存恐惧，但也不是草包而仍有“委座”架子。最后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协议，却未签字……这才是背叛了孙中山遗教与人民革命为敌数十年的一代枭雄复杂而又统一的性格的生动表现。也可见蒋的失败，并非由于他无能，而是由于反动本质迷了心窍，错看了形势，逆历史潮流而动。影片的这些人物性格是随着事变情节的发展自然表现出来，而事变情节的发展也是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彼此矛盾的行动的表现。
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而像《西安事变》这样达到历史真实性和艺术表现生动性相统一的影片，迄今为止也还是少见的。在如何反映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电影创作方面，这部影片有典范性。
这部影片也有遗憾：较重要的是，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领袖人物的形象塑造还有不足;蒋介石被捉后中共中央原有不同看法，却未能揭示，回避了矛盾。……还有些陈规未能突破。或许再好的电影，也不能不是“遗憾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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