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鬼降于楚曰:“天帝命我治若土,余良威福而人。”众 愕然,共命唯谨。祀之庙,旦旦荐血食, 跪而进之,将币。市井亡赖附鬼益众, 以身若婢妾然;不厌,及其妻若女。鬼气所入, 言语动作与鬼无不类,乃益倚气势,骄齐民;凡不附鬼者,必谮使之祸。齐民由是重困。天神闻而下之,忿且笑曰:“若妖也,而庙食于此作威福不已!”为兴疾霆碎其庙,震亡赖以死。楚祸遂息。彼以鬼气势可常倚哉!

　　——邓牧《伯牙琴》

　　这则寓言描写了四个形象:假天帝之命以骗取血食(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的鬼,依附鬼的无赖,盲目迷信的百姓和惩罚妖鬼与无赖的天神,而着重刻画的是附鬼的无赖。他们一方面象奴婢贱妾一样甘心听命于鬼,还要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也都这样做;另一方面,则是倚仗鬼势,骄横压迫人民(“齐民”,指平民),凡是不肯附从的就“谮(zen说坏话)使之祸”。作者写这则寓言,是用“亡赖”讽刺当时投降异族侵略者,残害同胞的汉奸。但媚上威下,狐假虎威,助纣为虐,正是一切奴才走狗的本性。 所以,它又具有普遍的讽刺意义。

　　寓言主要讽刺附鬼的无赖,却以鬼威慑百姓、百姓畏鬼开头,很有深意。这说明无赖之所以能一度得势,乃因上有可恃者,下有可欺者。尤其是“鬼降于楚”,乃是罪恶和灾难的根源。这显然是影射当时已侵占南宋土地的蒙古贵族。封建统治者总是称自己的政权受之于天,寓言中借鬼的话,“天帝命我治若土,”把矛头直接指向刚刚建立统一王朝的蒙古统治者,这是很有勇气的,表现了身受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的汉族人民的反抗意志。作者对恭命唯谨的百姓的描写,则有着唤醒愚蒙,启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本文与上篇《越人遇狗》, 合称《二戒》,是作者学习柳宗元《三戒》所写的。由于处于宋末元初鼎革之际,作者情感激愤沉痛,因此, 比起《三戒》来,它们显得更有锋芒而较少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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