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主要内容
《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考察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 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即宏观的、系统的历史，也即“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
一.万历皇帝朱翊钧
万历皇帝朱翊钧三四岁时就能够就开始读书，稍大一点后便通读各种圣贤经传，年方十岁就能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在他的蒙师张居正的悉心教导和严格监督下，小万历想励精图治，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在功课方面，小万历必须认真上课，背诵课文，还要练习书法，学着批阅文件，学习压力之大和现在的小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小万历被教导着要勤俭节约，不可铺张浪费。甚至小万历想为母亲修理宫室以表孝心也被张居正拒绝。在张居正的教导下，万历登极的前十年，外患基本已经平息，国库也日渐充实，史称“万历中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小万历很感激张老师，对张老师更是言听计从，而对于那些弹劾张老师的言官给予杖责，甚至于张居正胃病发作时，小万历还亲自下厨给他做椒汤面调养肠胃。可见，张居正之于小万历是一个集男神，父亲，老师于一身的角色。
然而，就在万历皇帝19岁那年，张居正胃病发作，忽然离开了人世。当万历皇帝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时，曾经在张居正时代被打压的各级官僚已经开始了一波波对这位前首辅的清算。他们翻出各种张居正生前的罪证，从道德上搞臭张居正，攻讦张居正生活糜烂，贪污受贿，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甚至于欺君罔上，有谋逆篡位的野心。这些和万历心中张老师的形象大相径庭，使得万历皇帝陷入深深的无力感中，一开始他选择不相信，但随着一件件事情的实锤，万历感觉自己受到了天大的欺骗，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张老师，竟然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心中的失望可想而知。在处理完掉张居正后，万历发现自己仍然受到文官集团的约束，他不能提拔他欣赏的官员，甚至于不能亲近他喜欢的女人，不能随便出行。他明白了，从小到大，在文官们看来，他朱翊钧最好就像傀儡一样，按文官们希望的明君的样子改变自己，文官们表面上满口礼仪道德，暗地里却相互攻讦，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文官的一个代表，而文官们的呈上来的奏章，无非是狗咬狗而已。
行，老子不干了。朱翊钧大概会想起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他没有正德的精力去和文官集团折腾，倒是和嘉靖有一丝同病相邻，大议礼让嘉靖看清楚文官们的面目，张居正事件也让朱翊钧对政事失去了奋斗的信心，那个勤于朝政，不倦于经筵，躬身求雨，操练兵马的万历皇帝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为而治”的朱翊钧。这大概就是万历十五年前后朱翊钧行为大变的原因吧。这种变化造成的恶果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来，当时中下级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任用，因为得不到皇帝的亲自选拔，甚至只能靠抽签来任免……1587年大明王朝，正在一步步滑向失控的深渊。
二.申时行
张居正之后，张四维成为首揆。张四维在张居正当政时支持其政策，但张居正死后，为了平衡各方关系，张四维也起用了一批之前被张居正排斥的人。可惜的是，张四维在任时间很短，万历十一年时丁忧，万历十三年病亡，接替张四维的正是万历的老师——申时行。
作为万历从小的老师，申时行知道万历的心思，他认为万历仍然是个明君的胚子，帝国能否走下去的的关键，在于庞大的文官集团能否保持平衡。文官集团是帝国运行的保证，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在于它是否与文官集团的利益相符，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把人们不能告诉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申时行没有张居正那样的气魄，他期望的只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实际上，在日后的首辅工作中，申时行认识到本朝从来就没有什么开疆辟土的想法，也没有多少深度改造社会的意愿，只要能够在基本保障全民温饱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就行了。
正是抱着这种左右逢源，和光同尘的心态，申时行在各种利害关系上成为了骑墙派，这显然是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这种圆滑的处世方式，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文官集团中的各派的斗争并没有因此得以缓和，骑墙的申时行也被指责首鼠两端。另外一方面，经历张居正事件的万历皇帝也变得对政事漠不关心，不再上朝，对经筵也不再关心，这说明作为皇帝的万历也不想拿出诚意和文官集团合作了。夹在两者中间的申时行，如同一个受气的小媳妇，闪转腾挪，只为建立起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信任。显然，一个人要么在河的左岸，要么在河的右岸，想永远保持左右逢源的人，早晚会被水淹死。万历十九年，申时行辞职，他的骑墙政策也证明是失败的。
三.张居正
张居正可以说是大明朝最优秀的政治家，他担任首辅的十年间，史学家称为“万历中兴”他拥有在文官集团中出类拔萃的实力，而且又是小万历的老师，拥有小万历最大程度的信任，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不想干点什么是不可能的。
身居高位的张居正，手中有着极大的权力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向文官集团开刀，力图改变文官集团的腐朽之气，同时整顿经济赋税，重整边防军事力量，使大明朝依旧可以如日中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张居正想把心中的政策尽快化为现实，因此很多时候推行政策的方法有些急功近利。张居正的经济体制改革动了文官集团中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文官对他的意见非常之大，另外一些文官也对他凌驾于万历之上的行为极为不满。针对张居正的弹劾在张居正生前就有数次，批评他滥用私权，任人唯亲，只不过被万历皇帝拦下来了。小万历显然是相信张居正的，他因此严厉惩处了这几个说张居正坏话的官员，以此表达自己对于首辅的信任。等到他一死，事情就立刻起了变化，各种清算纷至沓来，张居正在万历眼中老师的伟岸形象也在清算中轰然倒塌。
相比申时行平衡文官集团的利益，张居正显然站在了皇帝这边，他扬起鞭子督促文官集团干活，使得大明又焕发了活力。申时行承认阴阳理论，张居正更强调皇帝和文官向阳看齐，而自己可以有阴的一面。张居正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再能干，也不是皇帝，他也只是文官集团的一个代表，现在站在皇权这一边，日后早晚要被清算。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大明朝总要有人干活。
四.海瑞
明朝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依据。即使在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做出断语。海瑞试图以一己之力来证明法律的价值，并以法治的最高标准来管理自己的辖区，这在其他官僚看来，无疑是古怪的。而且，他的个人标准实在太高，过于强调阳这一方面，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来行事，那么这些官员就真正成为了人民公仆，一点油水也捞不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海瑞的标准，注定让绝大多数人站在他的对立面。
海瑞所提倡的法律，实际上是太祖朝指定的，而朱元璋所提倡的简朴节约标准，在这种条件下提倡简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结果却影响了农业乃至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道德的约束力不够，另一方面法律并不完善，这使得在很多方面有模糊的地方。这就使得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的争执，显然，能否公平合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张居正也批评海瑞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
以极高的道德来要求官员和百姓的海瑞只能被当作吉祥物，于实务百无一用，这不是海瑞的问题，而在于缺乏完善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法律。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至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即使海瑞廉洁奉公，也无法从本质上解决制度上的问题，因为事情从根上就坏了。
五.戚继光
相比海瑞，戚继光显然更务实一些，他有韩白卫霍之才，有高尚的理想情操，同时也通宵官场的潜规则。可以说戚继光把阴阳做到了平衡，但大明朝仍然不会让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安度晚年。
有明一朝，文官是压制武官一头的，这使得文官在精神上轻视武官，在实际作战中，也经常对武官进行无理指责。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这些武将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加战斗。戚继光要南抵倭寇，北御鞑靼，势必要统一当地的资源在自己手中，而明朝的卫所制度，军事后勤制度不允许这样牛的人出现。后勤上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军政上，人事的任免也受制于文官。这种松散的组织和军需上的缺乏统一，看来不全是出于无意识的安排。戚继光明白以自己的力量无法做出全面的变革，只好小修小补，在张居正的荫庇下做好分内的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张居正倒台后，失去庇佑的戚继光晚景凄凉也在情理之中了，武官们想要跳出文官集团的限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而边境总要有人保护，武备虚弛的大明，在万历三大征之后，取得的胜利也屈指可数了。
六.李贽
宋朝以来，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内核的“天理”被统治阶级宣扬为人伦的规范尺度。存天理，灭人欲，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依靠道德信条不是一直有效，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人的思想自然会寻找其他的出路。
明中期以后王阳明的心学的崛起，文人学士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儒家道德在实际中的局限性。夺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李贽敢于怀疑和冲击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反映了明朝思想体系的僵化。黄老先生对李贽的评价虽多有不妥之处，但思想的囚笼在明朝对士人的钳制却是不争的事实。
七.总结
皇帝罢工，文官集团相互攻讦，想施展能力的人依仗一时的势力做些实事，早晚逃不过被清算的命运;想调和的人两头不讨好，团结文官集团也不是可行之途;想依靠法律的人严于律己，严以待人，却发现自己只是孤军奋战;大道不行，法律陈旧过时，寻求新的思想的人面对现实，却不能有所作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多次提到道德与法律，以及标准，统一，数字化的概念。私以为，黄老先生早先在远征军服役，46年后赴美求学，对美国的一些情景必有感想，可以说，他的一些观点来源于自身生活中的切身感受。彼时的美国，相较于民国，法律体系完善，工业能力强大，二战期间自由轮的流水化作业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骄傲，统一的制造标准，完善的后勤制度，使得美军可以坐在汽车上打仗。黄老先生的观点，似乎来源于此。
的确，道德相较于法律没有更好的约束力，零散的规定相较于统一标准的制度没有更好的竞争力，模糊的记录相较于数字化的管理也没有更光明的前途，《万历十五年》想表达的这些，的确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野蛮生长走向标准化管理，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把握的，相应的例子也不胜枚举。然而，作者强调标准，数字化，书中却很少有具体的表格，数字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虽然所得结论似乎可以说得通，但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稍显得底气不足。
所谓阴阳理论，一方面是表面的道德，一方面是内心的私欲，相较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确是有一定的进步，承认内心的欲望，才能更好地接受自己。张居正只给小万历灌输儒家的满口道德，自己的一些行为却与之相悖，一面是能吏，一面是贪腐，相比于清廉庸官，谁更值得批判呢?试想，如果制度得以周密，确保能吏可在制度下运行权力，那贪腐是不是可以避免?同样，如果制度上的优势可以不使我们发挥多少主观能动性(道德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工作，相比于永乐，雍正在旧制度下宵衣旰食，这种运行方式是不是更可持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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