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是《水浒传》的中心人物，对宋江的看法直接关系到对《水浒传》的评价，宋江也因此成为《水浒传》中最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宋江因救助智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被迫上了梁山，做了起义军领袖，带领起义军抵抗官军，打击贪官污吏，为积聚和发展梁山泊义军力量做出了显著贡献。然而，在梁山泊义军力量最强大的时候，他又主动争取招安，出卖了这支起义军，并利用梁山泊义军的力量血腥镇压了方腊几十万农民革命大军。肯定宋江者往往强调他对梁山泊义军事业的贡献而把他的罪行说成是时代的局限性，赞扬他是“集中了农民智慧”的农民起义领袖;否定宋江者则抓住他的罪行不放，把他接受招安以前的活动描绘成一连串的阴谋，骂他是“窝囊下作的奴才”，典型的“投降派”; 还有人鉴于宋江行为的矛盾，便不承认宋江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认为是作者的反现实主义描写造成了他的“性格分裂”，“形象苍白”，使人难以理解。
宋江一生尽管坎坷曲折，风云变幻，但却有一根红线贯穿始终，这便是“矢心忠义”。宋江在临死前曾向李逵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这话一点不假，“忠义”正是宋江思想的核心和行为的准则，认识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宋江形象。
何谓“忠”? “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是也。宋江的“忠”，就是忠于赵宋王朝，维护封建统治。为了尽“忠”，宋江迟迟不肯上梁山，上山后念念不忘招安，招安后疯狂镇压方腊等的起义，甚至在喝了御赐毒酒后也“死不争”，不忘为朝廷除掉李逵这个后患，这些丑恶的表演和血腥的罪行，证明宋江的的确确是反动封建统治者的走狗。
但是，“忠”不能反映宋江的全部思想，也不能概括他的一生。他为人民群众爱戴和尊敬不是因为“忠”，他之成为梁山泊众望所归的领袖同样不是因为“忠”，宋江努力追求并为之奋斗的还有“义”。
宋江所服膺的“义”，固然包括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的江湖义气，但更重要的却是它的鲜明的政治内容，即对内 “斩除滥官污吏”，对外“平虏保民安国”。梁山泊义军先后打出的“替天行道”和“顺天护国”的旗号体现了宋江的这一思想。
所谓“替天行道”，就是要替赵宋王朝恢复理想的正统秩序。即是说，因“主上昏昧，奸臣弄权”，致使朝廷不能有效地选贤授能，整饬内政、富国强兵，与民休息，宋江等只得权居水泊来替朝廷履行这些职责，实行清明政治。因此，宋江上山后，领导梁山泊义军打祝家庄，攻曾头市、破高唐、克青州、取华州、打大名府、闹东京城……，“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而对那些忠于朝廷，为官清正，秉性善良之人，则“分毫不曾侵犯”。宋江的这种爱憎分明的感情，不仅可以从他对宿元景的恭敬态度中得到证明，还可以从智取无为军后对黄文炳和黄文烨的不同态度以及拿下东平东昌二府后，对两个知府的不同处理中得到证明。在打击贪官污吏的斗争中，宋江旗帜鲜明，敢作敢为，身先士卒，表现了难得的义勇，敢于除掉当今皇上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就是极有说服力的例子。由于宋江对贪官奸臣采取了反对的立场，对人民群众打击贪官污吏的斗争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有力的领导，因而得到了梁山泊起义者的高度信任，并受到他们的衷心拥戴。
宋江的“顺天护国”的主张也深得梁山泊义军的一致赞同，并吸引了一部分朝廷将官。汤隆赚徐宁上山后，宋江曾用“暂居水泊，只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的话劝徐宁入了伙。几乎用同样的话，宋江先后说服了呼延灼、关胜、索超等。这些人既然是朝廷将官，何以要先入伙梁山，再受招安为国出力呢?原来，这些将官“空有一身本事”，却由于权奸的掣肘，无法施展本领，甚至连维护边境的和平与安定都不可得，并且常常受那些“穷酸饿醋”的文官的气，被他们辖制，动弹不得，花荣受制于刘高即是典型例证。宋江所提倡的 “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的主张正投合他们的心意。宋江本人的坚定的爱国立场(后来在征辽中已得到证实)也受到他们的敬慕，梁山泊义军的强大军事力量对他们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这样，他们自然会听从宋江的劝告了。
总之，宋江在对内对外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行动路线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梁山泊中，“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集合在宋江的旗帜之下。正因为宋江的思想在当时社会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他所领导的梁山泊义军才能够那样迅速地发展。宋江在菊花会上抛出的政治纲领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因此获得了梁山泊义军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宋江在所唱的《满江红》词中说：“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义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众皆称谢不已”，李逵的反对无济于事，毕竟是大势所趋呀。这里可以看出宋江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多么广泛的代表性和多么强大的号召力!
“忠”和“义”在宋江身上矛盾地统一着，他的一生的功罪，他的“难以理解”的行动，都是“忠义”思想矛盾斗争的产物。
宋江出身在中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虽只做得郓城押司，颇受压抑，毕竟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人。他为官清廉，事亲敬孝，乐善好施，人称“孝义黑三郎”、“山东及时雨”，可算是标准的忠臣、孝子、义士。然而，他“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根本无法实现他“为国家出力”，“做一番大事业”的宏伟抱负。宋江私放晁盖，不是简单的朋友义气，而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水浒》赞辞道：“义重轻他不义财，奉天法网有时开”，正是正确地指出了宋江仗义行为打破朝廷严密法网的政治意义。《水浒》耐人寻味地把宋江的这一行动写得近乎一种本能的反应，这给那些污蔑宋江投机革命的人以有力的嘲讽。宋江的行动愈是不自觉，愈证明他的思想深处有着可以突破“奉天法网”的东西，这东西便是“义”。当晁盖等逃上梁山泊，抗拒官军，伤了何观察，官府通缉他们的时候，宋江一方面认为他们干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一方面又认为他们“被人逼迫，事非得已”，并且不和他们见外，大胆地收下刘唐送来的晁盖的书信和一条金子。这是“忠”和“义”在宋江思想里斗争的反映，“义”开始向“忠”要求应有的地位。正是这种要求逐渐把宋江引上了一条他意想不到的道路。
当然，这时的宋江还没有破灭“以忠心求进步”的幻想，“义”的要求还不十分强烈，所以，在他因私放晁盖事泄而被迫杀死阎婆惜不得不“飘泊江海”的时候，他没有去投奔梁山泊，直到后来刺配江州途经梁山泊时仍然宁死不肯留在山上。不过，现实生活无情地教育了他。如果说清风寨的刘高的狠毒无耻还只是使他认识了社会政治的腐败的话，那么，江州城里蔡九知府的昏愦和黄文炳的钻营却使他感受到了受压抑的委屈，断绝了以正常道路求进步的希望，开始考虑如何认真对付这帮贪官污吏，如何有效改革社会政治了。浔阳楼酒后题诗，便是这种心情的流露。“血染浔阳江口”，不是反抗封建统治的宣言，而是用暴力打击贪官奸臣的声明;“敢笑黄巢不丈夫”，也不是对农民革命的向往与追求，而是对“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的“凌云志”的酝酿与憧憬。宋江上梁山，其外部原因是蔡九知府和黄文炳一伙的迫害，其内部原因却是“忠义”思想的矛盾斗争。
宋江上梁山泊之前是想竭力尽忠以取义，他失败了，上梁山泊之后则是精心保义以尽忠，他取得了成功。宋江上梁山并不意味着对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背叛，而只是选择了为他那个阶级服务的另一种形式。“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打击贪官污吏邪佞权奸是手段，接纳天下豪杰权居水泊是形式，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是目的，这三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
为了实现凌云志，宋江为梁山泊义军制订了一条从“替天行道”到“顺天护国”的政治路线，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正式把“忠义”思想作为梁山泊义军的指导思想，并利用各种机会把“争取招安，为国家出力”的思想灌输到众头领和士卒中去。他对朝廷的耿耿忠心并没有因为反贪官斗争的不断胜利和义军的蓬勃发展而动摇，反而愈来愈诚挚，愈来愈坚定。当起义军力量发展到足以抵抗官军，甚至可能推翻赵宋统治(打大名府、闹东京城、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已经显示出这种力量)的时候，宋江没有“图王霸业”，而是感到“买凤城春色”的时机已到。他要用这支力量去振兴赵宋王朝，去平虏保民安国，去建功立业，做一个“忠义双全之人”。这时，他就把争取招安的愿望变为争取招安的行动，甚至不惜向高俅这样的权奸妥协，以换取他们在皇帝面前的保奏，因为皇帝是他们的后台，他们是皇帝的亲信宠臣，要想实现招安愿望为国家出力是不能不暂时向这伙权奸让步的;况且，强大的梁山泊义军已有了和这伙权奸抗衡的力量，不怕他们轻易置害。有了这样的前提，看到了成功的希望，所以宋江活捉高俅上山后，不是杀头，而是“杀牛宰马，大设筵席”，劝酒陪罪。不难看出，向权奸妥协，争取朝廷招安同样是宋江“忠义”思想矛盾斗争的产物，梁山泊全伙受招安则是宋江“忠义”思想长期熏陶的必然结果。
我们通常所说宋江的投降，实际上是指宋江对权奸的妥协。从严格意义上讲，宋江是不能被称为投降派的，因为他的受招安只是表明朝廷承认了他所选择的道路(这和因失败而被迫接受招安是迥然不同的)，上梁山和受招安是宋江为其阶级服务的两种不同形式，宋江始终没有转变过阶级立场，自然也就不存在向本阶级投降的问题。作者把宋江向权奸妥协，积极争取招安，安排在梁山泊义军力量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既符合宋江思想和性格的逻辑发展，也符合梁山泊义军队伍中各种阶级力量组合的实际，同时又突出地表现了宋江的“全忠仗义”。
“忠义”是盛行于两宋之际的特殊的社会思潮，它反映了当时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宋江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地概括了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作者并没有将宋江形象概念化，而是赋予他生动而复杂的典型性格。《水浒传》不仅写出了宋江与起义农民的联系与区别，也写出了宋江与高俅一伙的区别与联系。宋江赞同晁盖领导的打击贪官污吏、劫富济贫的斗争，却坚决反对方腊等人称王建号、犯上作乱的行为。宋江追求的清明政治与高俅一伙推行的腐朽政治明显不同;宋江杀退辽兵、逼降辽主与高俅一伙贪赃枉法、徇私误国也有原则区别。可是，对于那些敢于蔑视皇权，妄图推翻赵宋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军，宋江的仇恨并不下于高俅一伙，所不同的是宋江的镇压来得更有威力。
《水浒传》虽然竭力描写和歌颂宋江的“全忠仗义”，但宋江并没有真正做到“忠义双全”。不追童贯不杀高俅，是求忠以曲义; 陈桥驿挥泪斩小卒，是忘义以苟全;征辽时违心讲和，是弃义以奉君，狠心毒死李逵，更是灭义以得名。内奸没除，外患仍在，宋江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并没有取得成功，他的悲剧结局宣告了“忠义双全”的破产。《水浒传》通过宋江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内在矛盾和现实危机，使我们看清了以宋江为代表的社会政治势力的改良主义本质。唯其如此，宋江形象才显得典型、深刻、真实、生动，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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