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描写清初商人生活的小说。
宋元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崛起，有力地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使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市民经济因素逐渐活跃，至明代中期，得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区，这种以商业资本为主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表现得十分鲜明。在明代的拟话本如《施润泽滩阙遇友》等小说中对此有着突出的反映。凌濛初曾经说过：“经商是第一等大业，科举反在次第。”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反映商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亦崛起于文坛，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揭破鼋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等即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而在清代的拟话本小说中，此类作品则大概要数这篇《走安南玉马换猩绒》最有影响了。
小说叙述商人杜景山去安南用玉马换取猩绒的故事。从作品描写的经商盛况来看，可知清初我国商业经济在并不富饶的边疆地区也有了迅速的发展。那时“广西牙行经记，皆有论万家世，堆积货物”，每逢开市，“两头齐列着官兵，放夜呐喊”，景象壮观。谢国桢先生曾说过：“《照世杯》写新安商人曾远到安南收买猩红绒毡子，可以明了徽商所到的地方范围之广”，固系误记，但他把小说当作明清经济史料来研究的态度还是可取的。
杜景山在安南的经商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一进入安南，就被安置在朵落馆中，从黎老者的口中得知猩猩绒的来之艰险，不禁“浑身流出无数冷汗”，慨叹厄运的临头。孰料祸不单行，他在观看“迎活佛”后又发现银子遭窃，只得“呜呜咽咽，哭个不住”。在同乡客的指点下，决定去泥驼山寻找神通师长，途中偏又相逢“一个披发的怪物，长臂黑身，开着血盆的口”，吓得魂落胆寒，于慌不择路中跳入溪河，恰窥见众美女沐浴，被抓去术术丞相家，抢去了身上佩戴的玉马。“拆散了玉马，就如散我的浑家”，情急中杜景山说出“要卖(玉马) 除非与我三十丈猩猩绒”的话。岂料此话却使他绝处逢生，在术术丞相家就用这玉马换得了三十丈猩猩绒。等他回到住处，遭窃的银两又如数奉回。后在商友的帮助下，他装载了大批香料回家贩卖，“倒成就了个富家”。这一系列的情节发展，看似奇特，难以置信，于人物性格的刻划较少关系，然而，以摹写异邦生活习俗来说，却又是历来的文学作品中所鲜见的。可资中越两国在历史上的长期交往与友好相处的佐证。
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在表现杜景山经商生活的同时，还把笔触伸向了官府社会，以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揭示“玉马换猩绒”的事件中所蕴含着的深刻思想意蕴。综观全篇，约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小说的上半篇叙述杜景山去安南经商的缘由，下半篇描写杜景山在安南经商的始末。情节重心虽在下半篇，但上半篇同样力鼎全局，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肆残暴的反动本性。或许可以说，作品的主要思想价值乃在于此。杜景山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经纪商人，虽“做人乖巧，百能百干”，但从不违法乱纪，欺诈别人。他坐镇广西，“招揽四方客商”，专做买卖，生活安定，财运亨通。只因妻子上楼观望街上，偶被恶少胡衙内撞见，由此而无端生出一场是非风波。胡衙内能如此横行不法，胆大妄为，只因背后有着“分明是半壁天子一般”的父亲来撑腰。这位“生性贪酷”的安抚使，“自到广西做官，不指望为百姓兴一毫利，除一毫害，每日只想剥尽地皮自肥”。明明是儿子调戏民女，他却偏要刁难受害者杜景山，借机以泄私愤，硬逼着杜景山在三个月的期限内去收购猩猩绒。手段既卑鄙，又毒辣，活现了贪官污吏的凶残面目。他们自恃薰天的权势，骄横不可一世，为了自己的私利，坏事做尽，甚至不惜草菅人命。小说中的官差曾向杜景山叙说了这样一件事： 胡衙内看上了夫人房中的两个丫环，在晚上去偷香窃玉，不料被夫人发觉，“就将两个丫环出气，活活地将他皆吊起来打死了”。明明是衙内要去凌辱丫环，到头来受辱者却遭毒打，命丧黄泉。小说透过这一个个典型事例，犀利地撕开了披在封建统治阶级身上的伪装，还胡安抚等贪官污吏以杀人刽子手的真实面目，把他们拉到历史的审判台前进行无情的鞭挞，这正是这一篇小说给人的深刻启示之一。
话本小说以铺叙故事、构筑情节为长。这篇《走安南玉马换猩绒》，是典型的以敷演故事见长的小说之一。作者选择“玉马换猩绒”的事件，从起因至结局，叙写得十分完整。其中“玉马”作为扭结全篇故事情节的“小道具”，在全篇曾三次出现，都为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玉马”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故事的开头：胡衙内在街上窥见了杜景山之妻，为其美色所动，“就在袖里取出汗巾来，那汗巾头上系着一个玉马，他便将汗巾裹一裹，掷向楼去，偏偏打着妇人的面孔”。正因这一“玉马”，才引出了小说中胡安抚逼取三十丈猩猩绒、杜景山被迫去安南等一系列情节的发展。杜景山在安南历尽艰险，于走投无路之时，又是“玉马”帮助他摆脱绝境。这“玉马”的第二次出现，颇具戏剧性：杜景山因偷窥众美女沐浴而被抓到术术丞相家，在脱下湿衣服时，露出了佩戴在衣带上的“玉马”，并被“一个带耳环的孩子”夺去。此时的杜景山，银子遭窃，囊中如洗，当老妇人问明其真相后，决定用三十丈猩猩绒来换取杜景山的玉马，这使处于困境中的杜景山大喜过望。这段十分精彩的描写，无疑是全篇的高潮。小说情节的发展由此而出现了新的转机，向喜剧性的结局突进。“玉马”的第三次出现是在小说的结尾。杜景山从差官的口中洞察了胡安抚逼取猩猩绒的奸谋，暗中庆幸自己的因祸得福，嘲讽衙门官吏公报私仇的失败。这篇小说故事发展波澜迭起，情节的转折处都凸现“玉马”，使小说的结构繁而不乱，脉络清晰，表现出组织故事的高明技巧。
有的研究者在论述《走安南玉马换猩绒》的艺术成就时说：“本篇叙述、议论、对话穿插进行，行文俚俗、活泼、畅达，为明话本余绪”(见蔡国梁《从〈照世杯〉到〈跻春台〉》)，这是很有见地的。在叙述、议论、对话的交错纵横中，将故事情节不断推向前进，确是这篇小说的主要艺术表现手法。尤其在叙述中作者和读者不时进行对话式情感交流，更是话本艺人表演的遗风，在以供读者阅读为主的拟话本小说中借用这种对话体，作者仿佛和读者在面对面地交流思想，缩短了作者和读者间的心理距离，这多少弥补了一点由于枝蔓过多而造成的艺术感染力不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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