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编起来的——
1932年8月5日，我得到霁野， 静农， 丛芜三个人署名的信，说漱园于8月1日晨5时半，病殁于北平同仁医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 为他出一本纪念册， 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因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痊愈的， 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其次，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 却有时竟没有想到，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
我的习惯， 对于平常的信， 是随复随毁的， 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 有些故事， 也往往留起来。直到近三年， 我才大烧毁了两次。
五年前， 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 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 于是捕乙， 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 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 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 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然而我还是漫不经心， 随随便便。待到1930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 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这并非为了消灭“谋为不轨”的痕迹， 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 是很无谓的， 况且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后来逃过了这一关，搬了寓， 而信札又积起来，我又随随便便了， 不料1931年1月，柔石被捕， 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 因此听说就在找我。自然罗，我只得又弃家出走，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 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 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我就担心，怕大约未必有，但还是翻箱倒箧的寻了一通， 果然无踪无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倒是因为那时时间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 因此放下了的。此后这些信又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 躺了二三十天，也一点没有损失。其中虽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早经遗失， 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
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 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到过战场， 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我们对于这些信，也正是这样。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别， 有些可爱似的了。夏夜多蚊， 不能静静的写字， 我们便略照年月，将他编了起来， 因地而分为3集，统名之曰《两地书》。
这是说：这一本书， 在我们自己， 一时是有意思的， 但对于别人， 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 只是信笔写来， 大背文律， 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 天气阴晴，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 大抵成了梦呓了。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这样平凡的东西，别人大概是不会有， 即有也未必存留的， 而我们不然，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个书店愿意来印这一本书。要印，印去就是，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 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读者相见了，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 以免误解。其一，是：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看近来书籍的广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不过我们的这书是不然的，其中并无革命气息。其二，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 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 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 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
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 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
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 下石的也有， 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 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1932年12月16日，鲁迅。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赏析 《两地书》是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1933年由上海春光书局初版。共收入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通信135封。分为北京(收1925年3月到7月间通信35封)、厦门——广州(收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间通信78封)、北平——上海(收1929年5月至6月间通信22封)三部分。它不仅对研究鲁迅及许广平的生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独具特色的文集。
《两地书》的序言写于1932年12月16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两地书》选编的缘起;第二、三部分着重介绍《两地书》的特点和出版目的。
我们知道， 《两地书》编选出版的1932年前后，正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最惨酷的时期。他们捣毁文化机关，查禁进步书刊，秘密逮捕杀害进步作家，无所不用其极。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鲁迅全家也随时处于危险中， 并几次离家逃难。如1930年他“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鲁迅只好弃家出逃避难一个月;1931年1月，柔石被捕，他又受到牵连，又因此弃家外出避难40多天;1932年“一·二八”战争发生，他的住所临近战区，受到炮火威胁，又一次离家出逃。报纸、传闻也时有他被捕或遭难的消息。正是这些危难中，为了不使“瓜蔓抄”连累朋友，才有了把朋友来信“大烧毁了两次”之下策。在这样的时候，要将这尽管“蔓在自身”的书信编选出版，鲁迅不会不知道是极不合“时宜”的。然而，韦素园死后他想寻出一两封来信以答复朋友、告慰死者而不能的现实，却教训和提醒了他。他知道，这“翻箱倒箧”寻出来的，记录着他和许广平由师生、情人、夫妻“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的信件，也不能保证它们不被毁掉。因为白色恐怖依然浓重，再次出逃随时可能，谁能保证到时不会再“心血来潮”呢?谁又能保证它们下次“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仍“一点也没有损失”呢?因此，保存它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出版。这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旦随风散开，尽管仍会有践踏、毁灭，但终有一些会被保留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留赠给我们的孩子”， “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这才是鲁迅的胆识和聪明。然而，这胆识和聪明中，却包含了多少无奈啊。当然，更包含着鲁迅对压迫者的极大愤怒。
序言第二部分是对《两地书》特点的介绍。鲁迅首先说它不同于一般情书，它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 “花呀月呀的佳句”，在文辞上也“只是信笔写来’;其次是内容上， “所讲的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等琐事，“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因此，本书的特色就是平凡。尤其特别声明“其中并无革命气息”，也不“最显真面”。鲁迅所言，有实有虚，有真有假，有的是自谦，也有为“钻网”而说的策略话。关于《两地书》不同于一般情书的话，鲁迅在1934年12月6日给肖军、肖红的信中也曾说过：“《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我们通信之初，实在没有关于后来的预料;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沉静，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这基本符合《两地书》的实际，除却北京部分通信之初，他们作为师生而外，就是在恋人阶段及婚后鲁迅入京探母第一次分别的通信中，也没有卿卿我我“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这的确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像《情书一束》之类，“有的读者读得痛哭流涕，……有的放在抽屉里来当写情书给爱人时的参考”。(见章衣萍1925年《跋<情书一束>》)但《两地书》却是别具一格的情书。因为它不是文学家虚构的书信体文学作品，而是两个真正的“情人”之间的通信。同时，两个“情人”对爱情的交流与欢愉的表达，在通信中多是含而不露，或是以欲亲反疏的曲笔，这就使“情”在集中实有似无。一封封通信，谈的却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广泛涉及了诸如政治、社会、教育、伦理、人生等“天下大事”，也绝非如鲁迅所说“胡涂得很”。这就使“情书”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意义，并且这一切写来都自然而然，二人共同赋予了这些通信以含蓄、委婉、朴素的风格。“这样平凡的东西”确实别人不可能有。因此《两地书》出版不久，一篇署名庸人的文章评论说：“两年前，在上海滩上看见了一部什么情书集，我揭开看了半页， 肉麻了3天，于是以后便怕听‘情书’两个字。……可是《两地书》给我一种印象，则适与两年前那部甚么情书集完全相反。我们从《两地书》里面看见了两个清楚刚强的性格，同时又连带地对于当时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有了再度的认识。自此以后，我觉得情书集也很可以看。”(见1933年9月13日《大晚报·读〈昨夜〉》)这是对《两地书》较早，也是很中肯的评价。
序文最后一部分说明《两地书》出版之目的。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本来曾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他准备“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然而，他和许广平在反封建的学潮中相知，在互相理解支持的战斗中结为夫妻。这就使他们为这爱情和婚姻承受了历史性的压迫。旧观念不容，伪善者不容，论敌小人别有用心。这本来属于私事，社会上却要掀起“风波”，爱情竟然要“咬紧了牙关”来坚守抗争，在“不断挣扎中”生活。这是怎样的社会啊!鲁迅出版《两地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社会对人们正当爱情婚姻的干预和压迫，使人们认识其黑暗和丑恶。“留赠给我们的孩子”的目的，不仅是希望他们不再遭受这一切，也希望他们不再成为正当爱情婚姻的干预、压迫者。另外一个目的是“用我们所经历的真相”为未来社会进步提供一种活生生的“参照”。这便是《两地书》在当时和现在及将来都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本序文从编选《两地书》缘起谈起，继而谈了该书的特点及出版目的。行文从容、真率、平静。然而本文也如他的其他文章，于从容中给反动派以旁敲侧击，于真率中给丑恶者以辛辣的讽刺，于平静中显示出匕首的犀利，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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