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君在民国十二年八月间发表了他的《评新文化运动》(上海《新闻报》8月21、22日)。那时我在烟霞洞养病。有一天,潘大道君上山来玩,对我说: “行严说你许久没有做文章了,这回他给你出了题目,你总不能不做文章答他了。”我问他出了什么题目,潘君说是“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当时我对潘君说: “请你转告行严,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行严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驳。”潘君问: “‘不值一驳’,这四个字可以老实告诉他吗?”我说: “请务必达到。”
但潘君终不曾把这四个字达到。后来我回到上海,有一个老朋友请章君和陈独秀君和我吃饭,我才把这句话当面告诉章君。
那一晚客散后,主人汪君说: “行严真有点雅量;你那样说,他居然没有生气。”我对主人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严只有小雅量,其实没有大雅量;他能装做不生气,而其实他的文章处处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汪君不明白我这句话; 我解释道: “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 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 但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行严却没有向前的兴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里,曾骂一般少年人 ‘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其实行严自己却真是梦想人人 ‘以秋桐为上帝,以长沙为上京,一味于《甲寅杂志》中求文章义法! ’ 我们试翻开那篇文章看看。他骂我们做白话的人 ‘如饮狂泉’ ,‘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 ,‘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 ……这不都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吗? 这岂是 ‘雅量’ 的表现吗?”
汪君和章君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也说我这个判断不错。
我们观察章士钊君,不可不明白他的心理。他的心理就是一个时代落伍者对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他受过英国社会的一点影响,学得一点吴稚晖先生说的 “gen-tleman的臭架子” ,所以我当面说他不值一驳,他能全不生气。但他学的不澈底,他不知道一个真正gentleman必须有sportsmanship,可译为豪爽。豪爽的一种表现就是肯服输。一个人不肯服输,就使能隐忍于一时,终不免有悻悻然诟骂的一天的。
我再述一件事,更可以形容章君的心理。今年2月里,我有一天在撷英饭馆席上遇着章君,他说他那一天约了对门一家照相馆饭后给他照相,他邀我和他同拍一照。饭后我们同去照了一张相。相片印成之后,他题一首白话诗写给我。全诗如下: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十四,二,五。
这样豪爽的投降几乎使我要信汪君说的“行严的雅量”了!他要我题一首文言诗答他,我就写了这样的四句: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十四,二,九。
然而“行严的雅量”终是很有限的; 他终不免露出他那悻悻然生气的本色来。他的投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
我手下这员降将虽然还不曾对我直接下攻击,然而他在《甲寅周刊》里早已屡次对于白话文学下攻击了。他的广告里就说:
文字须求雅驯,
白话恕不刊布。
这真是悻悻然小丈夫的气度。
再看看他攻击白话文学的话:
白话文字之不通,(一,页十六) 陈源……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二,页二十四)文以载道,先哲名言。漱冥之所着录,不为不精,断非白话芜词所能抒发。近年士习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不谓漱冥亦复不自检制,同然一辞。(三,页十九)计自白话文体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文事之鄙陋乾枯逈出寻常拟议之外。黄茅白苇,一往无馀; 诲盗诲淫,无所不至,此诚国命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 (五,页二)他这些话无一句不是悻悻的怒骂,无一句是平心静气研究的结果。有时候,他似乎气急了,连自己文字里的矛盾都顾不得了。例如他说陈源君 “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嘻嘻吗呢为之障也。” 既 “摈弗读,读亦弗卒,章君又何以知是“佳文” 呢? 有 “嘻嘻吗呢为之障”,而仍可得“佳文” 的美称,章君又何以骂他作 “恶滥之白话文”呢?这种地方都可以看出章君全失“雅量”,只闹意气,全不讲逻辑了。
林纾先生在10年前曾说: “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当时我读了这话,忍不住大笑。现在我们读章士钊君反对白话的文字,似乎字里行间都告诉我们道: “白话文之不当作,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苦哉! 苦! 他只好骂几句出出气罢!
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 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谩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 而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
我们要正告他: “愚摈弗读,读亦弗卒”,这八个字代表的态度完全是小丈夫悻悻然闹意气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对付一些造谣诬蔑的报章,而不能对付今日的白话运动。我虽不希望章君“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我却希望章君至少能于《胡适文存》中求一点白话运动所以能成立的理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很诚恳地欢迎反对派的批评;但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是万万不配反对白话的!
章君自己不曾说过吗? “愚所引为学界之大耻者,乃读书人不言理而言势。” (五,十五,)我们请问章君: “愚摈弗读,读亦弗卒”,这是讲理的读书人的态度吗?
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 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赏析 《老章又反叛了》是胡适为驳斥章士钊对“白话文学”运动的奇谈怪论而写的一篇杂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决了旧文化、旧道德的坚固堤防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内容的“白话文学”运动,得到学生、青年以及知识界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1920年北京的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封建复古主义者并未终止他们的顽抗。章士钊于1923年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讥刺当时的青年们“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至酿成今日的底地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
1925年8月胡适写《老章又反叛了》作为对章士钊的《评新文化运动》等文章的一个明确回答。
本文的中心在于说明“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但行文并不取同章士钊进行理论驳辩的角度,对于白话文学运动本身也没有多少系统的论述,而是着眼于章士钊的“心态”变化,并给予精细而具体的描画,从而构成文章结构的间架。文章开头是对章士钊作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的心理状态的绝妙讽刺: “他的心理就是一个时代落伍者对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说明章士钊并无“雅量”,画出他的“反动派”的肖象。第二部分接着写在大势所趋下,章士钊表面上“投降”而实际又难于掩饰“他那悻悻然生气的本色”,所以这种“投降”实际上是“诈降” 。这部分随手写到同章士钊交往的一二细节,笔致从容,充满谐趣和揶揄。第三部分指出这员“降将”的重新“反叛”,直录他攻击白话文的言论,并顺带指出这些言论的不顾逻辑、自相矛盾之处,以“苦哉! 苦! ”嘲笑章士钊“小丈夫悻悻然闹意气的态度”。最后说明“白话文学的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并以诙谐的语言表示自己坚定的态度。评议文章而溶入某些状物传神的小说笔法,写章士钊“悻悻然”,写他的“诈降”,写他的“又反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前后对照以见其顽固,给文章平添许多意趣,使论辩的内容更易为人了解。
胡适杂文,数量不多,但他刻意追求形式的独创,在中国杂文史上仍占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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