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是目前仅见的两种战国古地图之一,也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两种地图中的一种。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图共7幅,约在战国后期(前3世纪)绘于木板上。其测绘者名姓无传。它比《马王堆出土西汉地图》早数十年,因而极为珍贵,并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早期的制图水平相当出色。
这7幅地图分绘于4块松木板上,每块木板长约26.6厘米,宽约17.0厘米,厚约1.1厘米。图上均未标图名、比例尺、图例、绘图人和绘制时间。由于图上有些字迹和图的某些部分已不很清楚,给辨识文字和研究工作都增加了难度。例如目前对于第一块木板上的两个重要地名,一种意见认为是“邦丘”和“剭”,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封丘”和“邸”,因此对于地图的区域范围的说明就不同了。又如,这7幅地图中有文字注记的有6幅,目前对于这6幅图彼此之间关系的看法也不相同,一种意见认为有文字注记的6幅图,是互相连接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有文字注记的6幅图,其中有1幅是总图,其余5幅为分图。再如,目前对于图4和图7中沿河上游绘出的单曲线,一种意见认为是边界线,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分水岭,现在对于这7幅绘在木板上的地图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主要依据的均为后一种意见。
《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所绘为放马滩的邻近地区,即天水以南嘉陵江上游的永宁河和西汉水二河的上中游一带,约为东经105°10′至106°20′,北纬34°至34°30′的地区。
7幅地图中,有1幅仅绘少许局部地形(图5),其余有文字注记的6幅地图:一幅总图(图1),5幅分图,或称局部详图(图2、3、4、6、7)。图4和图6基本上绘的是同一地区。图1和图2,因都注记有“广堂”和“中田”等地名,可知图2即图1左上部分的详图。图7因有“广堂夬”的注记,可视为图1“广堂”、“南田”地区的详图,它在总图上的位置也是明确的,即位于图1的左中部。图3因记注有“上临”和“苦谷”,可知即图4或图6水系上游部分以及与此上游部分相邻水系的详图。图4或图6的文字注记虽然在图1中未见,但是以图4或图6的水系特点而论,却与图1右上部分的水系很相似,可视为总图右上部分水系的详图。图3的左半部水系在总图中没有表示,不过它与右面水系的关系却十分清楚,它是与右面水系流向相反的另一条水系。
出土地图对于地理要素的表示如下:1、水道。共绘有大小水道90余条(重复的不计),其中以“溪”命名的有9条,如“明溪”、“舆溪”、“虎溪”等。水道用单曲线表示,其注记排列方式都是自上游向下游顺序书写,无一例外。说明图的绘制者是相当重视水道的,总图所绘,是嘉陵江上游的两条水,一为西汉水,一为永宁河。图中所绘虽有不确切之处,但若结合分图来看,就比较清楚了。2、山脉。用单曲线表示分水岭。如图4右侧的一条长曲线,表示永宁河与渭河支流东柯河及永川河的分水岭麦积山脉;图7右侧的一条曲线,表示西汉水与麻沿河的分水岭嶓冢山脉。值得注意的是,图5所绘的局部图形与《马王堆出土西汉地图》中“驻军图”上的山脉符号颇为相似,可能是地图的绘制者曾经设计以此图形表示山脉,后来又未付诸实施,后使用了与水道符号相同的单曲线。因此二者容易混淆,如图3所绘的分水岭与其附近的河流就有混淆之处不易分辨,此外,图上有多处用一对黑色长圆形符号标出关隘的位置,在图2、3、4上的注记均称“闭”。这在《马王堆出土西汉地图》上未见。3、居民点。用方框形符号表示,地名注记在方框内。如“邸”、“中田”、“广堂”等名称都注在方框内。有些不加方框的注记,如图2中之“永成”、“山格”以及其他图上的“上临”、“苦谷”等,是否也是地名,或为河流名称,就较难分辨了。但是,外括方框的地名,都是比较重要的居民点。4、道路。用细而较直的单线表示,如图4的中部沿河主流所绘的一条单线。在图3和图4中,尚有道里数字和注记,如“宛到口廿五里”(“宛”指深处或腹地,“口”指外沿地),“去谷口可五里”等。5、方位。在图2下方注记一个“上”字,再结合图中的水系和有“东卢”、“西卢”的文字注记来看,可知图以上方为北。中国早期地图,或以上方为南,或以上方为北,无统一形式。6、森林。在图3、4、6,有森林分布的注记,如图4注记、“有蘅木”,图3注记“松刊”(“”为砍伐之意),“大松刊”之处颇多,而且比较集中在北流水系的右侧,表明该地主要是松木的砍伐区。这与放马滩及其附近地区的树木以松柏为主的特点是一致的。这些有关森林分布情况的注记,不论以地图内容或历史地理等方面评价,都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总的来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内容包括:河流,分水岭(或山脉),居民点,道路,关隘以及许多文字注记,如地名、山名、溪名、谷名、森林分布、道里数字和图的上下方位等,表明这几幅地图是按一定方位绘制的,图以上方为北;不少地方注记有道里数字,说明是考虑到距离原则的。但是,在地面起伏较大的麦积山、嶓冢山地区,如要求得地物之间的水平距直接距离,是不容易的。由于图上可考的地名极少,有的图上虽有道里数字,但此数字在图上未明确示出长度,故比例尺不便计算,若以西晋裴秀(224-271)提出的“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6项原则)来衡量,可以说这6幅有文字注记的地图是依“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人行道路的里程)绘制的。不过,关于“分率”、“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迂直”(迂取直)等原则,尚欠精审。当然这些欠缺之处,并不影响《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在地图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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