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杂家著作。为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所撰。一说成书于秦始皇八年 (前239),《序意》篇云: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可证。一说系吕不韦迁蜀时所作。司马迁有“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之说。最早刻本为元至正 (1341—1368)年间刊本。明代刻本计有十余种,较重要的有弘治十一年(1498)李瀚本,嘉靖七年(1528)许宗鲁本,万历(1573—1619)年间的宋邦义刻本、汪一鸾刻本、凌稚隆套印本等。清乾隆(1736—1795)年间,毕沅根据元刻本和他所能见到的部分明刻本,进行了全面校正。近人进行校释的有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本,蒋维兴、杨宽等人《吕氏春秋汇校》本,今人有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本。此外本书亦收入 《诸子集成》、《二十二子》。
吕不韦 (?—前235)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商,因帮助秦始皇父亲子楚继承秦国王位,被封为丞相,文信侯。执政时出兵灭东周,又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门下有食客三千,家僮万人。曾命门客 “人人著所闻”,汇编成 《吕氏春秋》。秦王政亲理政务后,被免职,后又被迁蜀,忧惧饮鸩而亡。
本书编排自成体系,设十二纪,八览,六论,共26卷,160篇,20万言。该书在 《用众》篇中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在治学上,只要善取“众知”之长,以补自己之短,就可以集腋成裘,达到 “无畏乎尧舜”的地步。为此,是书广融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诸家,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先秦各家思想最大的综合者。
《尽数》、《圜道》、《大乐》、《序意》、《有始》、《应同》、《先识》 、《观世》、《正名》、《知度》、《别类》、《有度》等篇,反映了它的哲学思想,它吸收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思想,建立起庞大的天人体系。它提出万物都由“太一”所生,是阴阳所化。“太一”就是“道”。“道也者,五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太乐》)正是阴阳 “精气”变化,才造成日月运行,四时更替,万物生长。“物动而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圜道》),都是 “精气”衍化的结果。在认识论上,它吸收《管子》、《荀子》中阐发的 “虚一而静”思想,强调排除干扰,心志专一,方可达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得一”境界。在 《去尤》、《去囿》、《疑似》、《顺似》等篇,还专门探讨了如何排除主观方面蒙敝,善于辨别使人迷惑的“物之相似者”。
《序意》、《应同》、《君守》、《恃君》、《用民》、《顺民》、《谨听》、《本生》、《重己》、《贵公》、《去私》、《先已》、《任术》等篇,反映了 《吕氏春秋》的社会政治思想。它杂糅儒、道、法、阴阳家思想,主张建立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为秦统一中国提供了思想准备。它以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从上古社会的 “无君”,到立“长”、立“君”,到 “天子”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群治理的需要。“今周室既灭而天子既绝”( 《谨听》),只能使社会面临兴难。为了结束这一战乱时代,就要呼唤新的天子的产生。它宣扬阴阳五行家五德终始的理论,在《应同》中分析了夏、汤、周的兴衰,正是木德、金德、火德之间相互更替的结果。周为火德,“代火者必将水”。秦始皇正是接受了这种五德相克的理论,明确宣布自己继承的是水德。
为建立封建的大一统秩序,《吕氏春秋》在 《序意》中提出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 “法天地”原则。它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又有孟、仲、季纪,认为十二纪的季节、气候变化,全是五德运行的结果,并从五音、五味、五色、五方等方面,区分了每一个月的不同属性。按照十二个月的不同特性,规定着天子所应从事的祭祀、宴享、躬耕、征伐、教民、巡狩等活动,描述了封建天子统治国家的理想图画。
《吕氏春秋》继承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之道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 《知度》),只有这种 “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在 《本生》、《贵生》、《贵公》、《去私》、《重己》、《先己》等篇,提出天子应以“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因此,圣明的君主应当 “贵公”、“去私”,要像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一样,“不阿一人”。吸收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天子 “出于公”、“出于众”,应为民谋利,“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顺民》)。其关于 “先公”、“去私”、“先己”(正人先正己)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民主性精华。
《吕氏春秋》主张以 “义兵”统一天下。强调 “义兵”应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进入敌境,要“不虐五谷,不据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蓄,不焚宅屋,不取六畜”(《怀宠》),这样的军队,必然会受到敌国之民的欢迎,“归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
《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保存了先秦农家思想。吕不韦虽出身商贾,却认为巩固封建的统治,应以农为本。在 《上农》篇中,明确提出: “古先圣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如果舍本逐末,反倒会“失毁其国”。
《吕氏春秋》的《乐论》反映了它的音乐美学思想。它继承了荀子《乐论》的基本思想,进一步论述了音乐艺术的起源和社会功用。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 “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大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 “适”的概念,强调要音 “适”和心 “适”,才能获得美感享受。《古乐》篇保存着先王制乐的传说,《音初》篇记载了古代民歌产生的神话,《音律》篇记载了对十二音律的测定方法。
《察今》、《察传》、《去宥》等篇,保存了许多古代寓言故事,如 “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等,这些故事短小精悍,文字生动,富于深刻的哲理,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吕氏春秋》的不少篇章中还记载了先秦时期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十二纪”中,按月记载了每月太阳、月亮的方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季节气候特征,《圜道》反映了天地运行观念,《有始》系统记载了古代关于二十八宿的名称,及其在天象上的分布。《尽数》、《达郁》等篇,分析了 “精气”在人体的流动不息以及“气郁”成病的原因,《任地》、《辨土》、《审时》等篇,反映了先秦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水平,其中包括对土地的选择、使用,耕作方法,以及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规律的认识。
《吕氏春秋》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其中关于“十二纪”的论述。这部分内容在儒家经典《礼记》成书时被编入,取名为《月令》。它作为一种体现阴阳五行变化,讲究“天人合一”的图式,对中国哲学、政治、文化均有很大影响。但其对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
《吕氏春秋》问世后,司马迁给予很高评价,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并论;后汉高诱为之作注,称赞它 “大出诸子之右”。此后,人们认为此书杂揉各家,不成一家之言,研究极少。郭沫若著《吕不韦和秦王政批判》,为是书研究廓清了路径。建国后哲学史界、思想史界重视了这部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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