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释文》是研究我国经典古本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文字学与音韵学的极有价值的工具书。通常题为唐陆德明撰。其实,本书不是撰于唐朝,而是草创于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 (583),大约隋统一 (589)前已成书。唐贞观初,太宗阅后甚嘉之,遂广为流传。《旧唐书 ·经籍志》和《新唐书 ·艺文志》均著录陆氏《经典释文》30卷。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赵眘以后刻的,其间有元代补版,今保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80年影印出版。明朝末年,叶林宗依据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宋本迻写,即叶钞本。清代流行的有徐乾学通志堂本和卢文弨抱经堂本,同出于叶钞本。今人黄焯以徐本为底本,对勘今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重新点校,较为完善,由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
陆德明(约550-630),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早年受学于南朝陈大儒周弘正,善谈玄理。陈朝时官国子助教。隋炀帝时,擢秘书学士,迁国子助教。唐武德年间,征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贞观初,拜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寻卒。论著除《经典释文》外,还有 《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今已佚亡。
本书分上、中、下帙,各10卷,共30卷。卷1“序录”,说明写作缘由及条例,并以经典著述早晚为次第,详细叙述十四部经典传授源流,以及注解传述人情况,展现了汉魏六朝经学演变的历史。陆氏还沿袭魏晋学风,兼取玄学,把 《老子》、《庄子》跟儒家五经、《孝经》、《论语》、《尔雅》等同列于“经典”,反映了南朝时代的风尚。自卷2至卷30,分别为《周易音义》1卷,《古文尚书音义》2卷,《毛诗音义》3卷,《周礼音义》2卷,《仪礼音义》1卷,《礼记音义》4卷,《春秋左氏音义》6卷,《春秋公羊音义》、《春秋谷梁音义》、《孝经音义》、《论语音义》、《老子音义》各1卷,《庄子音义》3卷,《尔雅音义》2卷。所谓“音义”,就是为诸经典的注音释义。古代文字多以声寄义,注音即等于注义。陆氏为了便利后学寻检,诸经典皆标明篇章,然后采摘单字,加以音释。只有《孝经》 以童蒙初学,《老子》 以众本多乖,故抄录全句,注释音义。
由于诸经典古本的文字与意义,屡经转变,阅读困难,汉魏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进行注释。陆氏则汇集前人的成果,作了一次工程浩大的总结工作。如《易》注计33家,以三国魏王弼注、晋韩康伯注为主。《尚书》注9家,以伪孔安国传、三国魏王肃注为正。《诗》注11家。独尊西汉毛公传、东汉郑玄笺。《周礼》注4家、《仪礼》注11家、《礼记》注6家,俱以郑玄注为主。《左传》注8家,用西晋杜预注。《公羊》注4家,用东汉何休注。《谷梁》注9家,用东晋范宁注。《孝经》注23家,用郑玄注十八章本。《论语》注21家,以三国魏何晏集解为主。《尔雅》注6家,以晋郭璞本为正。《老子》注28家,依王弼本。《庄子》注9家,以西晋郭象注为主。这样也就保存了隋唐以前诸经典及其注解的丰富资料。
通观全书,可知本书注音释义的体例大略是:于经书中的文字,有的只注音,不释义;有的只释义,不注音。有的音义都不注,只是考订、校勘,标明版本的异同。根据每个字的具体情况而异其详略,与普通字书的体例不同。一般说来,本书对较为普通的字,读音没有问题的,即只释其义,不再标音。如卷28 《庄子音义》下“老聃之役”一句,释文说:“司马云: ‘役,学徒弟子也。’ 《广雅》云: ‘役,使也’。”这条就只列出了两家对字义的解释,而未附注音切。对于意义没有异议的字,就只标音切,不再释义。如卷30《尔雅音义》下《释虫》的“蟠”字,释文说: “音烦,字或作��”。此条于注音之外仅列出了一个或体,并无字义的解说。至于对文字的注音,则有的用反切,有的标直音,也不一样。
全书体现了以注音为主、兼及释义和校勘等多方面的特点,因此,本书对于汉语古音、古义、古形研究皆有重要意义。魏晋以后,由于语音的演变,导致了音义之学的昌盛,一字往往数读,众说纷纭。陆德明采取了“或字有异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的兼收并蓄原则,保存了唐以前经书中文字的音读,为后代研究汉魏六朝的反切与语音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是进一步推拟汉语上古音原貌的重要辅料。本书对14部经典的本文与注文的音读,广泛采摘各家的音切,多达230余家。又兼收各家的训诂来解释文义,博采众说,以明异同;还以注音方式表异文或误字者,不下数十百处。陆氏所征引的书籍后来有许多亡佚了,其中一鳞半爪,全赖本书引用而传下来,使后人得以考见古义。如《庄子》的向秀与司马彪注,《尔雅》的刘歆、樊光和孙炎等人的注,都已亡佚,今人要探知其原注本貌,多赖本书中所征引的部分材料。因此,本书对于研究经学、玄学、文字学、音韵学以及校勘学、目录学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一直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清人纪昀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曾指出: 《经典释文》“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之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清人卢文弨《重雕经典释文缘起》也评论说:此书“辟经训之菑畬,导后人以涂径;洗先已守残之陋,汇博学详说之资;先儒之精蕴赖以留,俗本之伪文赖以正。实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也。”虽未免有过誉之嫌,细研全书,纪、卢二氏之评亦大体符其实。由于其丰富的内容与材料,本书成为后人研读诸经必据的津梁。至清代小学、经学大盛,它的影响更大,纪晓岚、卢文弨等著名学者对它皆有研究。至于近现代学者的有关音韵、训诂的专著中,更是常常论及其成就与价值。然而,由于本书撰于南朝陈代,当时“南学”与“北学”不得沟通,北方许多学者的著作极少征引,这是本书的一大遗憾。
历来对本书的研究,往往偏重于文字的校勘。宋初经判国子监周惟简等重修,开宝五年(972)命翰林学士李昉校定,多有改动。宋代陈鄂校勘本书时,曾将一些只载形义而不载音的注文加以删汰。及至清代,本书脱误已多。清代学者如惠栋、段玉裁、臧镛堂、顾广圻等,曾将徐乾学通志本跟叶林宗钞本细加校勘。孙星衍、钮树玉、袁廷梼、陈奂、王筠等,还参校宋刻诸经传,发现了徐本的很多错误。此外,卢文弨的《经典释文考证》30卷、沈淑的《陆氏经典异文文辑》6卷及《陆氏经典异文补》6卷、阮元的《经典释文校勘记》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今人黄焯以清儒未及见到的宋刻本(存今北京图书馆),对勘徐本,并采集前人诸说,旁及唐石经与唐写本,编成《经典释文汇校》30卷,最为精详。马叙伦撰有《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校语补正》,吴承仕撰有《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均有助于本书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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