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是一部论述中西学术体用关系的论著。晚清张之洞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行,通行的版本有光绪戊戌两湖书院刻本和“桐庐袁氏刻《渐西村舍汇刊》本。同年又被收入苏舆汇编的《翼教丛编》内。曾被译成英、法文,1900年在纽约出版英译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并附有伦敦会传教士格利维斯所写的序言。1928年该书又收入《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刻本)。1966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将该书编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影印刊行。
张之洞 (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进士,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同治十二年(1873)授四川学政。后历任山西巡抚、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在任区内设武备、农工商、铁路、军医诸学堂,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办芦汉铁路,甲午战败,曾上疏阻和议,主张变法雪耻,练江南自强军。曾捐资列名强学会,后又以反对康有为“孔子改制”为由,下令查禁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撰《劝学篇》,主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变法维新。1900年北方义和团起,力主镇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倡东南互保,旋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1年与刘坤一联衔会奏变法条陈,多为清廷采用。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后又擢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1909年充清实录馆总裁。著作主要是一些奏议、尺牍、书札,后人编《张文襄公全集》。
《劝学篇》共2卷,24篇,4万余言。上卷为内篇,篇次为 《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下卷为外篇,篇次为 《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内篇主要内容是讲求仁务本正人心。《同心》篇论述保国、保教、保种之间的关系,提出三者为一义,“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教忠》篇叙述清王朝 “德泽深厚”,呼吁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图保国;《明纲》篇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应加以弘扬传承;《知类》篇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 《宗经》篇提出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即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 《正权》篇强调名份,主张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 《循序》篇强调先入者为主,中学为本,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 《守约》篇提出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去毒》篇主张禁烟绝毒。认为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其主要内容皆是务通开风气,即兴举农工商业和学校,办报馆诸事,“应变通举办,不必一概排斥”。《益智》篇提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益智可收内乱可弭之功。《游学》篇主张游学可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 《设学》篇主张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学制》篇指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 《广译》篇提出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 《阅报》篇认为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预防; 《变法》篇指出专以袭常,不能自存; 《变科举》指出要做到所习所用,事必相因,就应改革旧的科举制度; 《农工商学》提出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 《兵学》认为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 《矿学》、《铁路》二篇均指出矿路之利在于兴地利,通血气,应早日兴办;《会通》篇则提出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非弭兵》篇提出恶教逸欲而自毙;《非攻教》篇则告诫人们勿以逞小忿而败大计。
《劝学篇》以 “规时势,综本末”为宗旨,概括出“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 五个方面贯穿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它攻击民权学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竭力颂扬清王朝的“深仁厚泽”以及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成为在清末广泛流传的“中体西用”论的集大成者,系统地阐述了“中体西用”论并赋于其理论色彩。它打着保国、保教、保种以及愿意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旗号,其实质是要维护封建政治体制,它攻击民权学说,起了抵制变法维新的恶劣作用。是书刊行,深得慈禧及光绪帝的赏识,光绪帝称之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上谕》中国史学会编 《戊戌变法》第2册)正因为《劝学篇》具有 “平正通达”、“折衷调合”的特点,又 “挟朝廷之力以行之”,因此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不胫而遍海内”。顽固派借是书抵制维新运动,并将 《劝学篇》中的 《教忠》、《明纲》、《知类》、《正权》等篇目收入 《翼教丛编》。维新派人士则评论 《劝学篇》是 “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之顾一家”,不仅无益于时,而且还大累于世 (何启、胡礼垣 《劝学篇》 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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