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著作。它包括《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四种、计十一卷。清颜元撰。所见最早刊本《畿辅丛书·颜李遗书·四存编》为清光绪五年(1879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刊本。(撰者事迹参见“《颜李丛书》”条)

　　《存性编》与《存学编》,颜元的学生李塨认为是颜元悟圣以后作品。作者的主要思想表现在这两篇之中,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也以这两篇发挥的较为彻底。

　　《存性编》二卷,它是《四存编》之一。其旨谓:孟子言“性善”,即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语异而意同。宋儒误解“相近”之义,以“善”为“天命之性”,“相近”为“气质之性”,遂使为恶者诿于气质。在“性习”问题上,颜元声言要“使古圣贤‘性习’之原旨,昭然复明于世。”认为古圣贤把恶归咎于“习”,而宋儒晦灭圣学,把恶归咎于气质,“习与性成,大约孔孟而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之谚,其误世岂浅哉?”否认了“气质之性”有恶,否认超越人形体存在所谓“天命之性”。认为人性皆善,气质无恶。对于世上所存在的罪恶现象,则认为是“引蔽习染”造成,“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习而成”(《存性编》卷一)。

　　对于程朱理学的通过“习静”以达“去人欲,存天理”的修养方法也予否定与批判。认为人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体现:“仆所望者,明乎孔孟之性道,而荀、杨、周、程、张、朱、释、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明乎孔孟不欲言之性道,而孔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而性道始可明矣。”即言,孔孟性道寓于习行实践之中,人如能习行实践,就不必再去追求空洞的性道。

　　《存学编》四卷,属《四存编》之二。此编“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强调“习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由于作者生活于清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所以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对宋儒以来空言乱天下的现象可谓是深恶痛绝,“后世全以章句误乾坤,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浮言之祸甚于焚坑。”又着重对程朱所倡导的静坐读书而不能以济世、空谈道理而不能寓知于行进行了批判,但又并非根本反对读书,而主要是反对世儒死抱经文不放,唯古圣贤之言是从的偏狭态度。他鼓励人们躬行实践以求得真知:“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所以郭金城在此编序言中说“是编所以明实学耳”。

　　《存治编》一卷,属《四存编》之三。此编原名《王道论》。李塨认为,此编是颜元壮岁守宋儒时所作,主要体现了颜元的政治理想。因对当时的一些政治制度是极为不满的,而在此编中提出自己的政治设想。以“垦荒、均田、兴水利”七字为富国安民的纲领,认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指出土地应该公有,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制,这样就可消除“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的不合理社会现象。又提出“人皆兵,官皆将”以强天下的兵农合一主张。他还反对当时八股取士的制度,提出由下而上,层层推荐,试之以事,验之以用,历年累月,考绩课功,从中发现人才,渐次升擢,使人才见用,用尽其才的推举选士办法。除此以外还主张恢复封建,分权而治。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用人等各方面拟定了改革现实社会的整套方案。从中可看出其政治思想上的浓厚复古主义色彩。

　　《存人编》四卷,为《四存编》之四。内容主要是劝戒人们不要迷信:劝谕僧尼道士还俗,过正常人的生活,以快人伦之乐;劝戒儒者不要谈禅、愚民不要尊奉邪教。此编文字浅显、通俗易懂。

　　《四存编》是颜元的主要著作之一。他的学说当时就对社会产生过广泛影响。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提倡颜李之学,倡立了四存学会,成立了四存中学,编辑有《四存月刊》,征求颜李遗著,并将颜李从祀孔庙,一时之间颜李之学风靡海内。

　　《四存编》被收入《颜习斋遗书》、《畿辅丛书》和《颜李丛书》。另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博野四存学校刊本,一九五七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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