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三十六卷。清赵翼撰。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85年)。(撰者事迹参见“《檐曝杂记》”条)

　　赵翼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廿二史札记》。这部书是他自辞官还家后到乾隆六十年前后历二十三年编写而成的。《廿二史札记》对我国历代“正史”作了考证、分析与评论。其中考证《史记》、《汉书》三卷,《后汉书》二卷,《三国志》、《晋书》三卷,《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四卷,《魏书》、《齐书》,《周书》和《北史》三卷,《新唐书》、《旧唐书》五卷,《五代史》二卷,《宋史》、《辽史》、《金史》六卷,《元史》二卷,《明史》六卷,计三十六卷,每卷内含若干条,共五百四十四条。因当时《旧唐书》、《旧五代史》尚未被清政府明令为正史,故名《廿二史札记》。

　　《廿二史札记》对治史方法的探索有其突出贡献,作者善于用归纳法,综合分析重大历史事件。赵翼在读史时注意横向联系,即将同性质的史料集中在一起,“参互校核”,考证异同,并加以归纳组织,便于反映历史事实的真相。例如卷二十一“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条,就列举了《五代史》本纪、列传的记载约二十多条,使这一史实得到充分的证实。另一方面,赵翼还注意纵向联系,即按时间先后排比史实,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自始至终的叙述,如卷十三“太上皇”条,按时间顺序综合各史记载,叙述了从汉到清有关太上皇情况,使人对这一历史事实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廿二史札记》的另一特点是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康熙乾隆时期,清廷屡兴文字狱,一些士人不敢冒身家性命之险,遂远离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考据学兴盛。有的在考据时,仍从事于经学、历史学的研究,并未受繁琐考据的束缚。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虽都被认为是清代最有名的三大历史考证名著。但赵翼的考证又与钱大昕和王鸣盛等人的考证不同。钱氏的《廿二史考异》局限于文字校勘和名物训诂,王氏的《十七史商榷》则囿于对典章制度的论述。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则不仅有对历史事实的考证,而且也有自己的评论。赵翼首先对各种史书的编写方法、史料真伪等加以评论,对这些史书的某些特点、优点加以突出赞扬,对其缺点、疏忽加以批评。他对曲笔、讳饰表示反感,而提倡直书、实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大胆地加以评论。例如在《后魏用刑杀太过》条,赵翼揭露后魏统治者刑杀太过,动则族诛,株连甚广,滥杀无辜,因此反对族诛法。在《胡蓝之狱》条中,他还着意揭露了明太祖为了保卫皇权而屠杀功臣,实际上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丑恶本质。可见赵翼写《廿二史札记》并非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希望通过考据评论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他对古代政治几乎没有多少肯定的结论,多半是对其黑暗腐朽面进行揭露和指责。这些都表明《廿二史札记》超过了一般的考据学著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赵翼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乾嘉时代,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比较尖锐,他慑于清朝文字狱的淫威,因此不敢直接涉及当时的政治,甚至为此而不惜扭曲自己思想,他在评论宋、金关系时,居然对秦桧的投降行径表示赞同,认为北宋的亡国原因在于不与金“修好”,他还斥责明末主张抗清的官僚为“书生误国”,认为他们应该联合清朝镇压农民军。其外,他还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天命所决定的,说:“国之兴亡,全系天命”,这种天人杂糅的历史观以及书中存在的其他不足应加以注意。

　　《廿二史札记》有嘉庆五年赵翼的自刻本,收入《瓯北全集》,称为湛贻堂本。后来翻刻本很多,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州广雅书局和光绪二十八年湖南新化西畲山馆刻印的二种为最佳。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据《史学丛书》本排印,列入《丛书集成》;一九五八年再版过一次。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据《瓯北全集》原刻本,校正商务印书馆旧版重印。一九八四年王树民先生以《瓯北全集》原刻本、光绪二十六年广州广雅书局本和光绪二十八年新化西畲山馆本三本互校,择善而从,著成《廿二史札记校证》(1984年中华书局版),是一部有价值的校证本。

　　《廿二史札记》曾收入《瓯北全集》(乾隆嘉庆本、光绪本)、《广雅书局丛书·史学》、《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和《四部备要·史部表谱考证》(排印本、缩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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