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章制度史著作。三百四十八卷。宋末元初马端临撰。成书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

　　马端临,字贵与,号竹洲。生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江西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县)人。十九岁时以父荫补承事郎。咸淳九年漕试第一。宋德祐二年,元军攻陷南宋首都临安,宋亡,随父隐居在家,只有很短的时间受地方官聘请,做过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山长不在品官之内),教授台州路学。他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典章经制记载过略,只有杜佑的《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历代因革变化之故详叙其中,但该书止于唐天宝年间,以后则缺。故决心以《通典》为蓝本,重编一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据其自序言:“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诸臣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此外,还著有《义根守墨》、《大学集传》、《多识录》等书。

　　《文献通考》的编纂是在杜佑《通典》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比《通典》条理更清楚。全书大体是将原始材料分门别类按顺序排列,分为文、献、按三个层次,所引经史典籍上的材料即文,顶格书写;继引证“贤者”之言论进行阐述即献,低一格;马端临自己加上的见解和主张即按,再低一格。全书有总序一篇,每一门类又各有小序,阐明设立这一门类的意图及该门所载的内容、发展演变的过程。比《通典》更便于查阅。

　　《文献通考》论述了从上古迄南宋嘉定年间历代典章制度的变化。全书共分二十四考,按内容可分以下几类:关于经济制度的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士贡》、《国用》八考二十七卷;涉及国家政权建设的有《选举》、《学校》、《职官》三考四十卷;关于社会、政治等级制度的有《郊社》、《宗庙》、《王礼》、《乐》四考八十一卷;关于国家镇压机器的有《兵》、《刑》二考二十五卷;关于文化的有《经籍考》七十六卷;关于历代国家组织的有《帝系》、《封建》二考二十八卷;关于天文、地理的有《象纬》、《物异》、《舆地》三考四十六卷;关于少数民族的有《四裔》二十五卷。在这二十四考中有十九考是《通典》原有的或是据《通典》改的;另有五考:经籍、帝系、封建、象纬和物异是马端临独创的。

　　《经籍考》著录了自古迄宋存于世可考的图书约五千种,是宋代目录学的总结性著作,在三百四十八卷的书中,这一考就占去了七十六卷。马端临根据《直斋书录题解》、《郡斋读书志》以及宋《四代史志》把宋代尚存的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介绍历代书籍。除书名和卷数外,还附有题解,收录前言和后记,以此“记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辑录体书目。《帝系考》,内容包括帝号历年、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封建考》包括上古至周封建之制、春秋列国传授本末、秦楚之际诸侯王、西汉功臣侯、东汉列侯、魏晋宋齐梁陈诸侯王列侯、唐五代诸王。《象纬》记天象。《物异》写自然界一些反常现象。

　　《通考》是一部详细记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其中包括许多专门史,如《学校考》实际就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它以“虞则上庠、下庠,夏则东序、西序,商则右学、左学,周则东胶、虞庠”为开篇,上庠、东序、右学、东胶是太学;下庠、西序、左学、虞庠是小学。汉武帝兴盛时期,武帝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使后来的传业者很多,太师已达千余人。两汉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魏晋时清谈之风日盛,学风虚浮。唐太宗时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高丽、百济、新罗诸国君主多派子弟入国学,学生达八千多人,盛况空前。从《学校考》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教育几起几落的发展概况。

　　《文献通考》的资料来源,中唐以前主要依据杜佑的《通典》,同时又据《唐会要》等有关唐朝以前历史的官私史书稍加增益,充实了杜书原有的内容。中唐以后则另采史传、奏疏、稗官记录和宋朝的国史、实录等材料,因作者是宋末宰相马廷鸾之子,所以他比别人更有机会阅读官家藏书,聆听朝臣们对朝政的议论。该书资料十分丰富,比《通典》多五倍,比《通志略》多两倍,特别是有关宋代的史料更为详备。《文献通考》几乎包括了宋代的全部历史,比较系统,它成书早于《宋史》,《宋史》中的“志”多抄自《通考》。同时因作者生活在宋元之际,对南宋灭亡有切肤之痛,为此他努力探索宋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得失,不仅详细记载了宋代各种典章制度,而且还认真做了评价,对我们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端临继承和发展了杜佑的重农思想,他把“食货典”细分为八考: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占了全书类目的三分之一,纠正了杜佑分目不合理之处,如杜佑把田制和赋税分开,而赋是依据田数所定,又把贡杂于赋税之中,马端临则将之合理区分合并。可见《通考》有关经济的内容比《通典》更详尽,篇幅所占比重更大。《通典》中礼典占了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马端临虽把礼分为郊社、宗庙、王礼三考,但篇幅比《通典》少了许多,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比《通典》更为合理。《通典》中的兵典没有叙述历代兵制,只是讲一些谋略,《通考》则改其体例,叙述了历代兵制,实际上就是一部军事制度史。

　　《通考》规模宏大,门类繁多,是一部十分可贵的史料,对我们研究宋以前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自清以后,世人一直把它与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通志》合称“三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该书也存在着许多失误和遗漏之处。例如《职官考》、《经籍考》、《舆地考》等因袭过多。记载中亦有疏失,如《田赋考》载唐代租庸调法,漏掉了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后其法屡变的情况;记载的五代田赋制度,略掉了天成四年户部奏定三京诸府夏收税法一事。载唐代东都及郑州诸处漕运措置不及《唐会要》详细。有关五代的建置叙述过于简略,大概只及王溥《五代会要》、孙逢吉《联官分纪》的十分之一二。

　　《文献通考》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在饶州路首先刊行,当时马端临亲自前往校勘。现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刊本是元英宗泰定年间西湖书院刻的元明递修本。明清时期其刊本很多,较著名的有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建阳刘洪慎独斋的校正本。明嘉靖三年(1524年)的司礼监刊本。以上三个刻本是善本。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武英殿“三通”合刻本,并附考证三卷本。咸丰九年(1859年)的崇仁谢氏刊本,以及广州学海堂刻本、浙江书局刻本等。目前通行的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一九八八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据此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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