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论专著。三十卷。清王夫之撰。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前后。(撰者事迹参见“《船山遗书》”条)

　　《读通鉴论》内容十分广泛,王夫之研究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系统地评论了从秦到五代十国漫长的社会历史。

　　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停滞不变或倒退的。他提出“理势合一”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社会发展有其必然之“势”,而在这个必然趋势中又存在一定的“理”,即规律性。例如他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从西汉高祖分封失败的历史事实论证了“封建”不可复辟的必然之势。他还用史实批驳了对所谓“三代盛世”的传统迷信。他说三代之时,没有礼仪,没有秩序,人如野兽,因此根本不是理想的“盛世”。他认为秦朝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野蛮到文明,从分裂走向统一。从而批驳了有些人所宣扬的今不如昔的陈腐观念。

　　另一方面,王夫之还提出了趋时更新,并据此来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例如对秦始皇的评价,历来是否定的,而王夫之却从顺应历史发展必然趋势方面给以充分的肯定。他肯定刘邦统一国家的作用,但同时又批评他分封同姓和异姓王而导致了多次叛乱。他还对曹操所执行的一些重要政治措施,作出比较中肯的评价,不仅肯定其屯田制,还称赞他能知人善任。他对历史上反对民族投降、坚持民族抗敌政策的人物都加以赞扬,而对那些民族败类则深恶痛绝。如对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贵族以换取“儿皇帝”之位的石敬塘一再予以揭露和抨击。

　　再一方面,王夫之从以史为鉴“求治之资”的思想出发,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原因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农民之所以起义是因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他认为陈胜、吴广到元末徐寿辉、韩山童等农民起义领袖都是敢于“犯天之险以首事”的英雄好汉,他们虽死了,但精神可嘉。这些议论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

　　书中王夫之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首先,他强调经世致用,以史为鉴。他对《资治通鉴》一书的命名十分赞赏,认为司马光从“求治之资”的目的出发,用意十分深刻。其次,在写史方面,他主张必须有实录精神,“敦实行,传信史”。具体方法是“立公言,去私意。”他批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陵投降持暧昧态度。王夫之本人写史也是如此,如在《永历实录》中对明末抗清义士予以充分肯定。此外,他还反对主观臆断,提倡用事实说话,并强调著史必须做到论述、观点和史实的统一,即所谓“言”、“义”、“事”相结合,在史学方法论上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读通鉴论》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成分。例如,王夫之只反对暴君专制,但并不要求从根本上推翻旧的统治秩序。有时他还惧怕和痛恨农民起义,这些都是阅读本书时应注意的。

　　关于《读通鉴论》的版本,道光二十年(1840年)新化人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时收有此书,但删改较多。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在南京刻印《船山遗书》二百八十八卷,即所谓“金陵刻本”,《读通鉴论》也在刻印之列,删改之处也有不少。一九七五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读通鉴论》三册,以“金陵刻本”为底本,参照衡阳刘氏、邵阳曾氏的两抄本所写的校记作了校补,大体恢复了原书的本来面目。

　　《读通鉴论》曾收入《船山遗书》(同治本、民国本)、《四部备要·史部史评》(排印本、缩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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