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语言、哲学、文学的理论著作。三卷。近人章炳麟撰。一九一○年于日本出版。(撰者事迹参见“《章氏丛书》”条)

　　《国故论衡》上中下三卷,分别论述语言、音韵问题,文学问题,诸子学,“叙书契之源流,启声音之秘奥,阐周、秦诸子之微言,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凡七万余言”(《国故论衡》出版广告)。上卷共十篇,依据声韵转变的规律,追溯语源,对语言、音韵的流变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述。下卷共九篇,其中如《原学》、《原儒》、《原道》、《原名》、《明见》、《辩性》等,论述诸子哲学的渊源、演变,辨诸子学说之优劣,比较中、印、西之逻辑,谈人性之根本,颇有独到见解。作者推崇道家,认为儒、法两家都出之于道家。其专论文学的中卷,包括《文学总略》、《原经》、《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论式》、《辨诗》、《正斋送》七篇。章炳麟对文学提出一个广义的定义,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他还指出:“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由此基本观点出发,他反对曹丕的“文气”说和王充的“文德”说,认为“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文字比“文气”重要。他还批判了阮元“文以偶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的《文言说》,以及西欧文论中所谓“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主张。章氏之论,是就“文学”一词的广义而言,自然与一般人所说作为艺术的文学定义相左;但他正名定实,穷源溯本,自有独到之处。此外,章氏还阐述了诗赋的流变发展,并且对历代作家作品予以评论,亦多有启人之语。例如,他认为诗歌“兴于巷陌”,诗的功能在于抒情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今所同,只是“声律调度异也”。他还提出诗歌创作必须本于情性,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他推崇《诗经·国风》和汉魏的某些作家,称赞他们“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

　　《国故论衡》收入《章氏丛书》第十三至十五册,有浙江图书馆刊本。另有民间庚辰一九四○年印制华西大学丛书本《国故论衡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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