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麓堂集》是明代文学家李东阳的诗文集,以其书斋为“怀麓堂”,故名。此集原刊170卷,包括前集50卷,后集60卷,《讲读录》1卷,《东祀集》1卷,《南行稿》1卷,《北上稿》1卷,《求退录》3卷。现通行之百卷本,为清代康熙年间廖方达校刊重刻本,书前有明正德年间杨一清的序,另有李东阳《自序》,本为拟古乐府而作,廖方达移为全集之序,其他版本尚有:明代嘉靖年间茶陵刻本,附法式善、唐仲冕辑录的《明李文正公年谱》7卷,1984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周寅宾点校的 《李东阳集》 (一)。

　　李东阳 (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湖南茶陵) 人,幼聪敏,4岁能作尺径书,代宗曾召试,喜而抱至膝上,赐与果钞,英宗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侍讲学士。历任英、宪、孝、武四朝,孝宗时任太常少卿,上书议时政得失,多有匡正,擢升礼部右侍郎,入内阁,专典诰敕,阁中疏草往往出于其手,累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一朝之重臣。武宗朝,宦官刘瑾专权,迫害群臣,独李东阳依附周旋,因以避祸,颇为当时气节之士所不满,但他能“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明史·李东阳传》)及刘瑾被诛,东阳上书自责,帝慰留之,死后追赠太师,谥号文正。

　　李东阳博学能文,好奖掖后进,门人称其为“西涯先生”,天下宗之,在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对前后七子颇多影响。喜著文,每每“坐拥图书消暇日”,著述颇丰,于孝宗朝奉旨任总裁官,撰《明会典》180卷,史料丰富,又著 《新旧唐书杂论》1卷,辨唐史是非甚详,另有 《怀麓堂诗话》1卷。

　　此文集包括有:《诗前稿》20卷,《文前稿》30卷,《诗后稿》10卷,《文后稿》30卷,《杂记》10卷,包括《南行稿》、《北上录》、《经筵讲读》、《东祀录》、《集句录》、《哭子录》、《求退录》7种。集李东阳诗文创作之大成,亦体现其文学创作之宗旨。

　　李东阳在文学创作上,主张做诗要宗法盛唐,尤尊杜甫,而以诗歌的音调、法度为主,注重于形式的模拟,同时强调要有“比兴”,要表现作者真实的“情思”。他认为,“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实也。”(《怀麓堂诗话》)在明代“台阁体”盛行之际,首倡复古,以台阁重臣的地位,主持诗坛,所领导的茶陵诗派,在文学史上既对纠正“台阁体”雍容典雅、平庸呆板的弊病,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开启了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复古创作趋向的先河。

　　李东阳的诗文创作在当时名重一时,诗歌中以《拟古乐府》百首较为有名,如《易水行》等论及古人古事,较为中肯深刻,但后人以为,不过是以乐府诗体作史论,缺少诗味。他的少量的抒情诗尚可读,如《寄彭民望》等,五七言诗中有一些佳作,如《春至》中写道,“东邻不衣褐,西舍无饮烟”,致使他自己也“对食不能餐”,表现了一种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怀,而《风雨叹》等则是作者感时伤世、道己深情之作。

 

　　他的诗歌长于写景抒情,能够于平淡之中见清新之气。如《北原牧唱》,写景就极为生动活泼:“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儿唱歌牛载归,儿家在原牛在坂,歌声渐低人更远,山苍茫,水清浅。”由于他“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生活思想显得有些贫乏,所以他的作品多为题赠、咏史之作,实际上只不过是馆阁宫廷生活的写照,与“台阁体”并无二致,有时极为追求典雅工丽,尚未脱却“台阁体”遗风,因此以他为首的“茶陵派”诗歌,在明代前期诗歌发展中,具有转折过渡的性质,是“台阁体”与复古运动之间的承前启后的诗派。

　　他的文章开始是力求平正典雅,后来则改以沉博伟丽为宗,“其文章则究为明代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散文包括赋、序、记、论、传、杂著、题跋、状疏等,其中以记传、杂著较为佳,抒情记景散文如《游西山记》、《听雨亭记》都描绘入微,历历在目,论说文则流畅典雅,说理有力,体现其师法先秦的主张。

　　明代诗坛,在“洪武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李东阳在纠正当时以“台阁体”为代表的典雅靡弱诗风的流弊方面,是多有建树的,“后来雄伟奇杰之才,终不能挤而废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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