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鉴赏〕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语出《老子·五十六章》，它的意思是说，智者不多言，言者未必智。在这里，老子深刻地揭示出了真理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真理的外壳。因此，如果我们要想传递或表达某个思想和真理，须借助于语言这一表达形式。但是，语言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候语言不但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传递真理，反而会阻碍思想和真理的表达。这是因为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所以，老子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充分注意到语言的这种局限性，并且进一步提示我们应该以“不言”的态度来更好地生活。
在《老子》一书的开篇，老子就感叹“道”至难言也。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我们称之为“常道”的“道”了;而可以用文字来叙述的“名”也不是那个我们称之为“常名”的“名”了。因此，老子主张“不言”，“不言”不是因为老子故作姿态，不愿向世人宣传他的“道”，而是我们无法用具体生活世界的语言来言说“道”。清人魏源说：“至人无名，怀真韬晦，而未尝语人，非秘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语显而名迹求者也，及迫关尹之请，不得已著书，故郑重于发言之首曰：道至难言也。使可拟议而指名，则有一定之义，非无往不在之真常矣。非真常者而执以为道，则言仁而害仁，尚义而害义，袭礼而害礼”(《老子本义》)。语言总是有“一定之义”的，因此，用具有“一定之义”的语言来表达“无往不在之真常”的话，这自然是无法真正表达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硬要以这个被“一定之义”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非真常者”来理解“道”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对“道”的曲解。如果我们进一步以此“非真常者”来指导现实生活，那么，它不但不能正确地指引我们，而且会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种种危害(“言仁而害仁，尚义而害义，袭礼而害礼”)。有意思的是，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也有“不言”的主张。《论语·阳货》记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行焉，天何言哉?”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释说：“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发此以警之”(《四书章句集注》)。根据朱熹的解释，孔子之“不言”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天理流行之实”，即他的“道”已经融入在日常生活点滴之中了，没有必要非得特意一一指明。较之孔子，老子的“不言”有些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老子不是像孔子那样是因为“有不待言而著者”，而是因为我们无法以具体生活世界的语言来把握到“道”。因此，老子主张“不言”，主张在“道”面前保持沉默。沉默不代表无所作为，而是说不让具体生活世界中“有一定之义”的语言妨碍我们认识“道”。沉默或“不言”在这里代表着一种态度，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实践。《五章》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言语过多只会让人无所适从，无法把握到那个“无往不在之真常者”的“道”，自己也会不知所从，所以倒不如持守虚静中正之道，以此来“体道”、“悟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是说智者在“道”面前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说智者应该以“不言”的方式和态度超脱出语言的羁绊，进而可以“体道”、“悟道”。
其次，“不言”除了揭示了真理与语言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之外，还进一步被赋予了更多的实践内涵。“不言”意味着“行不言之教”。陈鼓应先生就此将“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句话解释为“智者是不(向人民)施加政令的，施加政令的人就不是智者”(《老子注译及评介》)。真正的智者是不必通过繁杂的政令来统治百姓的，而是试图通过“无为”、“不言”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统治者不让自己的行为过多地干扰到老百姓的生活，涵养老百姓那份本真的淳朴自然的天性，让老百姓在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状态中生活生产，安居乐业。因此，老子说：“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塞住嗜欲的孔竅，闭起嗜欲的门径，不露锋芒，消解纷扰，含敛光耀，混同尘世，这样就可以不分亲疏、利害、贵贱，让人们可以保持那份天性的质朴，能够在这种“玄同”的状态中自然而然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玄同”的境界正是“不言”的具体体现。只有智者或圣人“不言”，让百姓遵循“道”的原则自然而然地生活，才会有“玄同”境界可言。同样地，“玄同”境界也为“不言”提供了保证。只有人们在“玄同”的境界中不分亲疏、不分利害、不分贵贱，“不言”才算是体现了其价值和意义。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正是“不言”的具体体现。当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再过多地干扰百姓的时候，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归化于他的统治;当统治者清静寡欲、见素抱朴的时候，百姓也会自然而然地走入正道;当统治者少私寡欲，清静无事的时候，百姓也会自然而然地富足起来;当统治者清静寡欲、节制私欲的时候，百姓也会自然保持自己天性中的质朴自然。因此，即使统治者“有所作为”，百姓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外在性的力量逼得自己去做某些事，而只会认为这一切都“自然而然”，没有任何人发号施令，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不言”)。这才是天底下最为重要的(“最为天下贵”)。
总的说来，我们似乎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一是从思想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来看。“知者不言”是因为“具有一定之义”的语言无法正确而完整地言说“无往不在之真常者”，所以，知者选择“不言”，放弃了以语言来求“道”的认知方式，而选择“不言”的方式，来“体道”、“悟道”。二是从现实统治角度来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说统治者应该“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在“玄同”的境界上更好地治理国家，也更好地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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