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若虚是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的主人公。他是明代中叶以后新崛起的商人阶层的代表,是我国古典人物画廊里不多见的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典型。
文若虚名实,苏州府长洲县人。因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慢慢消磨干净。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为做百不着,每每折本亏空,故给起了个混名叫“倒运汉”。
但“倒运汉”也有时来运转之时。一天他遇上了几个走海贩货的,本只想跟他们出海看看海外风光。但其中一个叫张乘运的,专一做海外生意,觉得他空了一番往返,也怪可惜的,于是愿意凑些银子出来,助他将就置些东西,凭他买些果子船上吃。文若虚用一两银子买了一竹篓洞庭红橘,因被众人取笑,上船后再不敢提起买橘的事。不料就是这一篓红橘,到了吉零国,顿时身价百倍,共买得一千多个银钱,“倒运汉”变成了“转运汉”。
好运还在后面。在回去的路上,因遇风浪半途抛锚,在一个荒岛上,文若虚意外地获得床大一个败龟壳,当作海外奇物带回了船。船到福建地方,在一个波斯国胡人开设的店中坐定,大家纷纷拿海外置办的货物交易。文若虚未办得货物,正自有些懊悔。不料第二天波斯胡上船回拜客人,一眼就看出了龟壳是件宝贝,用五万两银子买下了它。原来此壳叫鼍龙壳,有二十四肋,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只这一颗拿到他们国中就值此价钱。虽说波斯胡也因此发了大财,但文若虚又凭空得了五万两银子!一趟出海,仅有一两银子的本钱,却想不到带来这样大的意外富贵。虽说这一切未免过于巧遇,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贸易对于商人的诱惑力: “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文若虚从“倒运汉”变为“转运汉”,正是海外贸易给他带来了机遇。
作为一个商人,文若虚属于那种比较本分守成的典型,缺乏冒险精神和进取心。他卖红橘赚得了一千多个银钱,同行客人要他在伙伴中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带转去赚大利钱。他却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鉴于过去生意每每做折本的教训,没有“胆气”再置办货物,放着几倍利钱不取。这反映了他还缺乏商人最重要的心理素质,容易满足现状,守住已有的钱财。这也是在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多数做小本生意出身的商人所共有的弱点和局限。历史注定了他们虽可能有所发展,却难成大器。文若虚最后虽买下了波斯胡的缎匹铺,成了闽中一个富商,但可以想见,像他这样守成而容易满足的商人(在他得了缎匹铺以后,也是想“王侯之家,不过如此矣。况又有缎铺营生,利息无尽”),是不会贸然扩大再经营的。在他和他的同伙手里,资本增殖的速度远远低于应该达到的速度。而另外一些有魄力、敢冒险、能开拓的商人,他们或是用金钱向封建阶级攀附,以捞取一官半职,或是肆意挥霍,沉湎酒色,最终陷入了自我异化和迷失的歧路,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即是。文若虚和西门庆,正代表了我国先天不足的商人阶层的两种典型。
文若虚作为守成型商人,他和巧取豪夺的西门庆之流不同。当波斯胡喜形于色,急于买下鼍龙壳时,要他“但凭分付价钱,不敢吝惜”,他明知对方急于要买,却“面红耳热”,讨不出价钱来;张乘运私自开了个五万的价,波斯胡明说“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众人都要文若虚“开个大口,凭他还罢”,他却终是“碍口识羞”,最后还只是讨了五万两。后波斯胡说出了此壳的好处,同伙中有人道: “只是便宜了这回回,文先生还该多要他些”,文若虚却道: “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地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取。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这种知足不强取、忠厚不昧心的品德,正是守成型商人突出的性格优点,它更多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美德,与“为富不仁”者划清了界线。尽管像文若虚这类商人其资本增殖的速度较慢,事业发展的规模有限,但在这个过程中较少流有肮脏的血。文若虚是作者所精心塑造的“为富忠厚”的一种典型。
应该说,在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画廊里,文若虚还算不上是一个多么有性格光彩的艺术典型,但他却是我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商人典型之一。他的成功和局限,都烙有他那个时代的印记,并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深刻的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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