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皇佑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与?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若夫正心修身，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与!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
(选自《曾巩集》，有删节)
译文：
大凡人的起居、饮食、动作这一类的小事，直至修身养性、管理国家的本领，都从学习中得来，而且片刻也离不开学习。那些耳目和四肢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让它和内心协调一致;在开始就谨慎对待的地方，必然要把它贯彻到底。根据习性使他们循序渐进，用日积月累的良好习惯促使他们成功。哎呀，这是多么周到啊!所以良好的风气形成之后，刑法就搁置不用了;那样的人才培养成功，三公、百官就有了可用的文人;把它作为法式坚持不懈，中等资质的人就可以做到安分守己;它深入人心，即使经历衰败的年代，人们也不会动乱。进行教化(教育)的极限达到这样的地步，鼓舞天下人，但人们却意识不到(不知道)自己跟着它走，哪里用得着用强制手段(强力)啊!
等到夏商周三代衰落之后，圣人创设的教育制度全部被破坏。一千多年之间，虽然教育有存留的，但也不是古代的方法了。人们的本性举止，只管随心所欲。当官治理民众的方法，本来就一向没有研讨练习。读书人具备聪明厚道的资质，如果没有受到教育的熏陶，那么他们就不能成才，确实如此。用那些尚未成就的人才去做天下的官吏，又处在世道哀微凋敝之后!去治理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哎呀!仁政不能推行的原因，贼寇强盗案件累积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吗?
宋朝建立几百年了。庆历三年，天子考虑当世的事情，把振兴教育当做首要事务，因此天下各地的学校才得以设立。但这个时候，抚州的宜黄县仍然没有学校。那些读书的学子们都一起寄居在州府的学校里，聚集在一起，讲论演习。第二年，天下各地的学校再次废止，学子们也就离散而去。皇佑元年，适逢县令李详到任，才商量设立学校，而县中读书人某某和他的追随者(门徒)，都以为在这件事情上要发奋努力，没有人不互相勉励，争着去做兴办学校这件事。所以所需建材不摊派还有剩余，工匠不征调却有超额。它选地址，并行施工，从头到尾，一共采用若干天。这是多么周到又迅速的啊!当各地学校刚]刚废弃，官员在讨论兴办学校的时候，坚定地认为读书人从内心是不想学习。等到看这所学校的创办，在它被废弃多年之后，只是它的县令一个倡议，全县内的百姓就立即响应，而且付诸实施都像是害怕来不及。那么那些说人们不想学习的话，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宜黄县求学的人中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学子。而李君担任该县县令，威望得到树立，仁爱得到彰显，诉讼平息，政事大有起色，他的管理又好。趁着好县令在任的时候，如果随着当地向往习、发奋读书的风气，那么，建成的房屋校舍这些场所，以至图书、器物、用具这些必需品，没有不是用来培养据有良好资质的学予的。尽管古代距离现在很遥远了，但是圣人的典籍依然存世，他们的言论还可以考据，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则已然可以求取，让学子们共同学习并理解它。如果使内心纯正，修养好自身，推广到一家;一家的品行得到修明，再推广到乡里邻里、同一族的亲戚中去。这样，整个县里的风俗就会形成了，人才就涌现出来。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属，并不远离人世啊。能够不勉励吗?宜黄县的学子来请求说：“希望有一篇记。”我于是就记写下这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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