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译】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商议。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就跟着改变，好像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以奏效了。

　　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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