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秦淮水， 生憎江水船。
载儿夫婿去， 经岁又经年。
这是唐代民间女诗人刘采春写的一首五言绝句。
清代诗人袁枚曾说：“诗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语、荒唐语，亦复可爱”(《随园诗话》补遗卷十)。这样的诗正如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所指出的，具有“无理而妙”的机趣。刘采春的这首诗，妙就妙在“无理”上，超越了常规的想象，但却使人反而觉得情真意浓。
诗中写了女主人公埋怨丈夫久客不归。她丈夫由秦淮河乘船进入长江外出了，整年整年的未回来。她在家思念丈夫，今也盼，明也盼，盼得心焦了，就如李益在《江南曲》中所写的有着“朝朝误妾期”般地大失所望。诗人一不写她是如何地愁思不宁， 二不写她是如何地孤寂难耐，三不写她是如何地恨夫忘家，而说“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实在“无理”，但却见情。水和船本来和她丈夫的回与不回是毫不相干的，恨它们是没有理由的，类似“荒唐语”了。然而就是这种迁怨，反映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已到了如痴的程度。迁怨于水和船，乃因为是它们“载儿夫婿去”的。这就为移恨憎之情于物设置了内在的联系条件，使人觉得尽管迁怒得不合道理，却合真情、深情。
全诗不重藻饰，不仗铺叙，但却能以口语逼真地勾示了人物的心态。由于女主人公的所怨远于理，才叫人觉得诗人的妙想独步，思而生趣。此谓：语愈荒诞，情愈炽烈，心愈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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