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夕吹易水波，渐离击筑荆卿歌。
白衣洒泪当祖路，日落登车去不顾。
秦王殿上开地图，舞阳色沮那敢呼。
手持匕首摘铜柱，事已不成空骂倨。
吁嗟乎! 燕丹寡谋当灭身，
田光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杀樊将军。
明代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戏曲方面。诗歌创作，因受到理学、科举的长期桎梏，以及历次文字狱的影响，一直陷于毫无生气的局面。永乐、弘治前后，“台阁体”的诗风统治着文坛，一些称颂功德、粉饰太平而又千部一腔的作品，竟被誉为“词气安闲、雍容典雅”的黄钟大吕，认作是诗歌创作的圭臬。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右运动的兴起，他们力挽狂澜，诗风豪迈、新颖，直抒爱国热情，确实反映了明代中叶出现的进步文艺思潮; 尽管它还带有盲目尊古、发展为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的另一错误倾向。
何景明是“前七子”中的佼佼者。他的古近体中都有可摭的精品。如山水而兼咏史的《易水行》，就写得古直悲凉，发人深省。比于同类题材如陶潜的《咏荆轲》，见仁见智，并蕴精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渊明《咏荆轲》亦循山水诗常法，从铺叙落笔，但着眼点不同，旨在评价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惜。”看来渊明是赞同用刺客手段达到除暴安民的目的的。
这不奇怪。“渊明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 当时情形是，“犯上以暗刺，御下以诛戮”，成为一种时尚、风气。东汉末年，曹操就行剌过董卓。而文人孔融、嵇康，则都是在不明罪之所指，却被公开砍头的。渊明寄希望于“圣哲辅弼”和清明政治，但出仕之后，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旧壁垒森严，尤其他所追随的桓玄，竟是一个刚愎自用，飞扬跋扈的大野心家，其所关心的，不是拯生民于水火，而是处心积虑、阴谋争夺帝王的宝座，这与其出仕的初衷大相违背。即在“投冠旋归圩”之后，仍对这类贱民以逞、断送国家命运的权臣极为愤恨。所谓“元凶受首，天下太平”。渊明赞赏荆卿，怀有“千载余情”，很可能是： 他要求得感情和心态上的自我满足与平衡，想要从思想深处抹掉权贵、巨奸的罪恶影子。
何景明的《易水行》，也是从山水铺叙起笔，“寒风夕吹易水波。”北国苦冷，风寒已不可忍，夕吹更觉惨烈。易水生波，即蕴含着事态的急剧变化; 接着以渐离击筑、白衣洒泪、秦王开图、舞阳色沮作陪衬，托出国士荆卿的义勇无双。而点题的话，却为“吁嗟乎! 燕丹寡谋当灭身”一句。诗之题意，显然为对太子丹采用刺客手段的指责，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冒险行刺赢政以图侥幸，实质上是极端轻妄、对敌斗争简单化的幼稚行径。结果，不仅一无所获地失去勇士荆轲、失去战友田光和樊於期，燕国本身更陷于措手不及、迅速遭到秦国毁灭性进攻，导致彻底覆灭。
渊明《咏荆轲》的写法，倾向繁丽跌宕一路，如“素骥广陌”、“雄发为冠”，“悲筑高声”、“四座饮泣”，“萧萧哀风”、“淡淡寒波”，把“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氛推向了高潮。后者《易水行》的布局，仅是采用粗线条勾勒和简捷概括，全诗仅十一句，就承担了易水饯别、血溅秦廷、千秋评说的全过程。然亦脉络清晰，错落生姿，带有情韵以行的理趣，有强烈的可读性。
何景明把刺秦的悲剧终场归咎于太子丹的“寡谋灭身”，是合乎历史现状的。太子丹早年即人质于秦，对于敌国的了解，应不逊于勾践的臣事于吴。越王的复仇之计，寄希望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知勾践也以行刺等着为轻妄、短见，弃而不用。退一步说，即使赢政遇刺身亡、只不过二世胡亥的称帝提前，以暴易暴，何能根本解除强秦对于燕国的侵凌，这些重要问题，太子丹及其谋臣似乎并未认真思考过。
《易水行》作者独具卓识，敢于创新，也有其时代影响和主观原因。景明生于成化、弘治年间 (1483-1521)，他曾因痛恨刘瑾弄权而罢官，但他看清了当时朝廷的黑暗，不仅有大宦官的挟持横行，还有大贵族大官僚的搜刮无度; 地方藩王的时起叛乱; 全国各地又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代中叶社会早已溃烂为千疮百孔，不可收拾，举世滔滔，杀不胜杀，且对本已险象环生的动乱社会将酿成更大危害! 景明对此，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是否为借“易水”的饯别酒杯，浇自己郁结的块垒，不得而知，然于刺秦一役，指责太子丹以“寡谋”失国，其思想层次确实不同一般。
战国时代，燕之都城在今北京大兴县。荆轲由此入秦京咸阳，易县附近的易水为必涉之川。易水不是一条浩瀚的河，而人杰地灵，就因为有了饯别荆轲之诗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有了渊明之诗《咏荆轲》的“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有了何景明之诗《易水行》的“寒风夕吹易水波，渐离击筑荆卿歌”……等等的反复吟唱与过客凭吊，而成为中国的山川名胜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驰誉海内。
“怒涛千古不平声”! 它千百次引起历史的沉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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