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小史》简介|鉴赏
谴责小说，六十回。南亭亭长(李伯元)新著，自在山民加评。连载于《绣像小说》第一至五十六期，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五月至三十一年(1905)七月出版。每回有绣像两幅，其中四十四回有评语。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称《文明小史》“也是‘《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所谓“《儒林外史》式”，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的“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当时谴责小说，结构上大率如此，《文明小史》亦不例外。但已有了几个较长的“中篇”在里面，作为骨干，象水果拼盘一般。全书写的是庚子以后几年间中国输入新文明的情况。第一回先从偏僻之地湖南永顺府写起，到第十三回为止，是一个完整的“中篇”。讲柳继贤初任永顺知府，就碰上了店小二打破洋矿师一只茶碗的事，柳知府为亲谒洋人而误了一府童生的岁试，童生误解闹事，赶跑洋人，于是中西交谪，柳知府两面为难。抚台便把他撤掉，另换一个傅知府，雷厉风行，严惩了闹事首犯，一面又将几个无辜秀才当作“会党”捕捉。又因贪财心切，滥设捐局，引起商民罢市，打毁捐局，“会党”的众秀才又眼睁睁被一位外国传教士救出，送到省城安置。傅知府因民怨沸腾，狼狈下台。从第十四回起，另起炉灶，转至江南吴江县贾子猷(假自由)、贾平泉(假平权)、贾葛民(假革命)三兄弟，因八股已非时俏，在科场碰了一回壁后，改从新学，接受所谓“文明”，又同姚文通老先生，一起至上海游历，结交了种种“维新人士”，逐渐了悟了一些骗局，至第二十回乃以“热闹场且赋归来”收场。 自第二十一回起，结构开始散乱，似乎要写遍整个中国的“文明”状况。地点从上海、浙江转到山东、河南、北京，借插叙把场景伸到日本，又转回江南。“按下江南之事慢表”后便“且说安徽”，其中因人物的旅行而兼及广东、香港、上海等地，并引出一个人物饶鸿生，让他游历美国、 日本，看到了真正的“文明”。随后回到两江省，写开煤矿的事，偏偏开煤矿的人到上海却落了圈套，此事遂告失败，在两江又写了两个留日回来的“维新”小伙子，弄到丑态百出。最后一回，突然“话说”起“北京政府”的“百日维新”来，拿了一个叫做“平正”的中丞来将本书所写的人物教训一通，结束了《文明小史》。
除湖南、上海作为闭塞和开放的两大典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是山东、安徽、两江三省。第二十四回的山东姬抚台在第三十三回再次出现，然后引出刺客聂慕政来，行刺卖国的云南总督，杨世骥《文苑谈往·文明小史》认为他是作者“从一种同情的态度去写出的”唯一正面人物。写安徽的主要目的，大概是为了黄抚台请劳航芥为顾问官，从而引出安绍山、颜轶回师徒，这两人是暗指康有为、梁启超的。从第五十三回到第五十九回，事件集中在两江省，也是本书的骨干部分之一，但在结构安排上显然大陋于开首两个“中篇”了。
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认为李伯元的“长篇小说只有一部《文明小史》是做完的”，其实《文明小史》还算是他的小说中结构最好的一部。开首十几回叙湖南之事，则又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大概因为是在刊物上连载的缘故，随写随发，所以开始时安排得最好，后来便免不了赶凑充数。这可以从不少地方看出来，如开头二十回是两个完整的“中篇”，之后便几乎每一、二回换一个地方、一批人物，牵牵扯扯，收罗各种“话柄”了;第五十七回末写两个家人叫“傅祥”、“王善”，至第五十八回变成了“李贵”、“周升”;第五十九回“论革命幕府纵清谈”半回全抄刘鹗《老残游记》第十一回;诸如此类， 皆是例证。直到后来，正象作者在全书结尾处所说，“左铅右椠，舌弊唇焦”了。《文明小史》对于结构安排已经有了不小的注意，但还未完整，可算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
与形式上的过渡性一致，作品的内容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即西方文明的冲击及中国官民对它的反应。作者一方面以偏僻的湖南为典型来批判守旧顽固的腐朽官僚和愚昧无知的国民，另一方面又以主要的篇幅锐利地讽刺着那些误解和冒牌的倡导“新文明”的人物，包括名震中外的维新领袖康、梁，和半通不通的秀才贾子猷(假自由)等。作者讽刺这种“伪新学”可谓不遗余力，如第十四回写贾氏三兄弟以买洋器“堆在屋里”为“极开通、极文明”;第十六回写以“轧姘头拆姘头”为“婚姻自由”;第十八回末“自在山民”评语：“以吃鸦片为自由，以吃牛肉为维新，所谓自由维新者，不过如此，大是奇谈”;第三十四回写王毓生把人家译好的西文书籍东抄西袭印出来当自己的译著，便成了“维新的豪杰”;第三十六回里的臧凤藻“原是中国最早的维新人”，“只因官阶既然高了，说不得也要守起旧来”;第五十六、五十七回中大谈自由平等的维新青年冲天炮，对饭店侍者一言不合便“伸手一个巴掌”，他“维新到极处，独于女人的小脚，却也考究到至精至微的地步”;第五十八回的李贵更是一语破的：“无论他维新也罢，守旧也罢，这钱的一个字总逃不过去的。”作者批判了“新”、旧两派，他自己的意见则藏在第一回姚士广老先生的一段话里：“改革之事，甚不易谈。……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功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这种自觉的过渡意识，李伯元认为是一种较为现实的态度。然而正如当时许多文人一样，他对于“新文明”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确凿，在这里同样体现出明显的过渡性。
但《文明小史》的价值也就在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所展示的这种过渡性。作者并不反对涌入中国的“新文明”，相反地，在“楔子”中，他喻之为日出前的潮水、大雨前的风声，对于新政新学，“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杨世骥称它为“晚清一部最伟大的小说”(文苑谈往·文明小史》)。与“楔子”不十分相符的是，从书中具体描写来看，李伯元似乎颇不乐意把他笔下那些维新人士的缺陷当作先驱者的缺点来写， 因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文明小史》是“专意斥责时弊者”，终于只能归入“谴责小说”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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