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简介|鉴赏
笔记小说集。清纪昀(1724—1805)撰，参见附录小传。阅微草堂是作者在北京虎坊桥官邸中的书斋。全书二十四卷，包括以下五种： 《滦阳消夏录》六卷(1789)、《如是我闻》四卷(1791)、《槐西杂志》四卷(1792)、《姑妄听之》四卷(1793)、《滦阳续录》六卷(1798)。共一千二百余则。在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这十年间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是为善本。此后，翻刻、选刻、注释等本很多。流传广远，影响不衰。有人将其与《聊斋志异》并称，甚至扬《阅》而抑《聊》，显然比拟不伦，但也足见其名声之盛。
本书是记事小品与寓意小说的合集，有些借题发挥的段落，甚至很难将二者加以区分。书中对他的家人、乡人、 亲故、 朋友、同学、同僚等人的言行以及自己的经历见闻都有所记述。特别是对他自己和他父亲纪容舒(书中称姚安公)著墨尤多。他个人的一生经历、学问、思想等等，在书中都真实地反映出来，相当完整地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本书篇章既多，内容又极为丰富，而且薰莸杂陈，难于尽述。这里只以作者自己的形象为线索，对某些重点内容做些详述。
首先，作者是一个阅历丰富、洞悉世情而又较为开明的封建正统人物。他认为儒、释、道三家的根本教义和宗旨都是正确的，但其末流，却是邪恶有害的。 “岂特释道贻患，儒之贻患岂少哉!”他自己是以三教互补的正统派自居的，在抨击三教末流时，客观上也就是对整个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书中不仅揭露了某些贪官污吏、土霸豪强的罪恶，也揭露了某些所谓“清官”的真实面目。他认为，贪婪自私，居心狡诈是整个封建阶级、官僚集团的通病。他们嘴上是仁义道德，肚子里却是男盗女娼。为个人私利不惜丧尽廉耻和良心，对国计民生却无所用心。在《北村郑苏仙》一则中，写了一个“一生无利己损人心”的老媪，死后受到阎王的礼遇。然后借题发挥说： “夫利己之心，虽贤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损人，种种机械，因是而生，种种冤愆，因是而造。甚至遗臭万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为害也。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读书讲学之儒， 对之多愧色矣。”象这样的诛心之论，俯拾即是。接着，又写一“清官”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阎王嘲讽说：“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解：“某虽无功，亦无罪。”阎王又揭露： “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无功即有罪矣。”这就是所谓“三四等好官”。一般认为，自《老残游记》才开始揭露所谓“清官”，虽然角度、深浅有所不同，本书虽非最早揭露清官者，却远早于《老残游记》，作者对假道学的抨击也颇为有力。《两塾师》一则，写两塾师讲论起“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来，真是严词正色，如对圣贤。而实际上他们却正在谋夺一个孤苦无告的寡妇的田产。《丐妇》一则，写一个丐妇抱儿扶婆母过河，婆母因病弱倒于河中。丐妇急忙舍儿救出婆母。 婆母大怒说：“我七十老妪，死何害?今弃儿拯我，斩祖宗之祀者，尔也!”接着，婆母哭孙而亡，丐妇亦悲伤而死。对此，一些讲学家，还要说三道四，指责丐妇的不是，使其白骨衔冤。这简直就是以理杀人的刽子手。在对上述各种人物的批判中，还贯穿着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顶多只是要求社会的改良，但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作者还是位造诣颇高的文学家，能诗善文，也长于小说。他讲道义，重情感(其中当然杂有不少陈腐之谈)。当时以要求个性解放、同情人民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同情人民群众的不幸遭遇，在某些方面也看了劳动者的纯朴美德和聪明才智。如上举《北村郑苏仙》一则就用对比的方式，歌颂了一个村媪一生无私的高尚情操。 《二石兽》一则，写一寺庙二石兽沉入河底，若干年后进行打捞，许多人都到下游去寻找，而一个讲学家则认为他们“不能究物理”，主张深挖河底，还是一无所获。一个老河兵却提出到上游去捞取，果然一举成功。他是依据流水、砂石、石兽三者间的互相作用做出这种推断的。这里，不仅嘲弄了讲学家，也表明了相比之下真正有知识的还是那些有实际经验的普通人，作者在下笔时，虽然也不无顾忌，但在不少地方仍能保持真正文学家那种敢于秉笔直书的胆识。对于那个“乾嘉盛世”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某些黑暗现象，作者反复强调，所以能给人以较深的印象。除上举例证之外，象灾荒年代人民的流离失所，奴婢等下层人民的悲苦命运，青年男女没有婚姻爱情等人身自由等等，都有描写，在一般情况下，作者对受害者都是表示同情的。即使陈腐的观念时有流露，客观事实还是写出来了。《游士之妾》一则，写贫士纳一妾，两人感情甚好。贫士死时，考虑到妾无依无靠，就要她改嫁，只要年节能到墓祭扫就可以了。妾改嫁后，虽与新夫感情也好，终因思念故夫致病而死。死时，要求与前夫合葬，后夫慨然许诺。这里，作者对三位主人公写得都富于人情味，他们都没有用封建礼法苛求他人。最后，作者写出了对此事的三种不同看法。 “余是年十一二，闻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谓再嫁，负故夫也;嫁而有贰心，负后夫也。此妇进退无据焉。何子山先生亦曰：忆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励庵先生则曰： 《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这里只有第三种意见是较为可取的。作者自己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抹杀第三种看法，而在其它一些同类故事中，又往往是站在第三种意见的立场上来描写的。这里具体表现了作者的开明性和老实态度。
第三，作者还是一位学识丰富、成就卓著的学者。在一些寓言故事或借题发挥之处，作者往往列出多种意见，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思考过程或思想矛盾，也为读者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余地。至于象上述《丐妇》、 《游士之妾》等则中，两难或多难命题的提出，还在客观上揭示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反动性，是扼杀人性的。 在行文中，往往旁征博引，经史子集，百家杂说无所不通，对同时人的著述甚至小说也多有引证、驳难，这也可以扩大人的眼界，增加某些读者的阅读兴味。
本书作者提倡所谓“著述之笔”，好象反对凭空结撰，实际上只是从思想上、艺术上反对较为激进的“聊斋型”小说而已。在本书中， “寓言”二字几乎触目皆是，收录了许多他自己和别人编造的故事，并承认即使“记实”，也未必完全可信。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就是许多文化人也喜欢借用故事来发泄不满和阐述某种观点，这大约是钳制言论自由所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文言小说创作较为繁荣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本书各则篇幅短小，行文简约，好象全在摹拟唐前的笔记小说，实则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记事小品虽接近于《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但在某种意义上，《世说》记载遗闻佚事，是一种集体创作，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时代风尚，缺乏文学的独特个性。而《阅微》却极富个人色彩，无论是说理言志，还是写景抒情，都是以作者本人为主体的。
李义山诗“空闻子夜鬼悲歌”，用晋时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诗“秋坟鬼唱鲍家诗”，则以鲍参军有《蒿里行》，幻窅其词耳。然世间往往固有是事。田香沁言：尝读书别业，一夕风静月明，闻有度昆曲者，亮折清圆，凄心动魄。审谛之，乃《牡丹亭·叫画》一出也。忘其所以，倾听至终。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至何而来?开户视之，惟芦荻瑟瑟而已。
这里好象是一种客观记叙，实际上引书用事，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学者气质和诗人情怀。特别是那种朴素而又清新的语言，雍容淡雅，天趣盎然的风格，更是作者所独具的。众多的鬼狐故事也与唐前志怪不同。志怪主要是记载“事实”，多用史笔。 《阅微》则主要是借鬼狐而言事理、写世态，接近于先秦寓言，是一种寓言小说。但先秦寓言多用历史故事或拟人化故事，而《阅微》则多说鬼言狐，其形象系列又接近于唐前志怪。所以，这些寓言小说可以说是先秦寓言与唐前志怪的合璧。总之， 《阅微草堂笔记》并非原来意义上的那种“笔记小说”，而是一种作家文学。这是文言小说独立发展而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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