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那自然也应该分任其咎的。
记得好几年前，是“兵谏”之后，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他们那里是会议呢，在酒席上，在赌桌上，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论不发源于酒饭说”之骗的一个，所以永远是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却是的确也有的，要不然，中国自然还要坏。有些会议，从午后二时起，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气愈大了，议论愈纠纷了，章程愈渺茫了，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但终于一哄而散，无结果。这就是轻视了吃饭的报应，六七点钟时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对于本身和别人的警告，而大家误信了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说也没精采，宣言也——连草稿都没有。
但我并不说凡有一点事情，总得到什么太平湖饭店，撷英番菜馆之类里去开大宴;我于那些店里都没有股本，犯不上替他们来拉主顾，人们也不见得都有这么多的钱。我不过说，发议论和请吃饭，现在还是有关系的;请吃饭之于发议论，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也是人情之常，无足深怪的。
顺便还要给热心而老实的青年们进一个忠告，就是没酒没饭的开会，时候不要开得太长，倘若时候已晚了，那么，买几个烧饼来吃了再说。这么一办，总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讨论容易有结果，容易得收场。
胶牙饧的强硬办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样，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给他醉饱一次，使他自己不开口，却不是胶住他。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说起来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还仿佛没有省悟似的。
道士们的对付“三尸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没有做过道士，详细是不知道的，但据“耳食之言”，则道士们以为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时，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过恶。这实在是人体本身中的奸细，《封神传演义》常说的“三尸神暴躁，七窍生烟”的三尸神，也就是这东西。但据说要抵制他却不难，因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连胶牙饧都没得吃，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说了一通，又下来子。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太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我们中国人对于鬼神也有这样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 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你一说，据说你就是卑视了他了。诚然，自以为看穿了的话，有时也的确反不免于浅薄。
二月五日。
【析】 民间中广为流传的以夏历12月24日为灶神升天日子的习俗，与其说表现了中国百姓敬鬼神的心理，倒不如说是表现出中国百姓对鬼神的一种机智愚弄的态度。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民族文化心态，或者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现象。由此联想而来，中国人对鬼神既然如此，那么对待人情世故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于是，在鲁迅的杂文《送灶日漫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幅情景的真实画面。这其中，国人特殊的心态，劣根性，以及带有普遍性质的社会现象，都一幕幕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因此，着意描绘人情世态的虚伪，揭露国人丑恶的劣根性，成为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然而，这种描绘不仅仅只是单纯地停留在一些现象的评述上，而着重是在本质上进行开掘。文章描绘这种现象，最突出的艺术方式就是采用“比兴”联想的手法，从纷繁的现象入手，深入到本质特征中开掘，从而反映出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文章中，首先借对送灶日民间送灶神升天习俗的描绘，着重表现百姓对灶神的两重态度：既敬之又愚弄之，进而联系到现实生活中人情世故的种种现象，例如文章中所揭露的饭余酒后的所谓“宏论”、“公论”现象，“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的现象，会议空谈，毫无结果，一哄而散的现象，如此等等，都是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对这些现象作出了本质的概括，使人不得不去严肃认真的思考这些现象： 既然中国人对付鬼神也是抱着 “敬之而又愚弄之”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这种方式，又何尝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呢?饭余酒后的宏论、公论，会上空谈，毫无结果，一哄而散，“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等等，都充分地反映出那种对付鬼神“敬之愚弄之”的手法、态度和方式。这仍然是一种丑恶的国民劣根性，它所表现的正是一种虚伪的人情世态现象。所以，通过“比兴”联想的艺术方式，就使文章在谈论国人对付鬼神的态度方式中，为进而联系到现实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相类似的现象，并加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契机。这可谓是鲁迅的匠心独运。
鲁迅曾经猛烈地抨击国人“瞒”和“骗”的文化心理特征，指出在“瞒”和“骗”这条奇妙的逃路上，一天天的自满即一天天的灭亡。其实，从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上来看，所揭露的又何尝不是“瞒”和“骗”呢?用“敬之愚之”的方式对付鬼神，是“瞒”和“骗”;而对待人情世故，采用所谓的 “公论” 等等，则也是“瞒”和“骗”，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所以，鲁迅文章的结尾，也就深刻地指出：“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应该说，这段精辟的论述，也正是文章中心议题的深刻寓意所在。
字数：2877
作者：黄健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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