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1991 彩色片 188分钟 中国台湾杨德昌电影有限公司摄制 导演：杨德昌 编剧：杨德昌 阎鸿亚 杨顺清 赖铭堂 摄影：张惠恭 主要演员：张震(饰小四) 杨静怡(饰小明) 林鸿铭(饰哈尼) 张国柱(饰小四父) 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特别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剧情简介】
60年代初，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两名男生，小四和小猫王，钻进附近一家电影厂摄影棚里偷看拍戏，被人发现，匆匆逃脱，小四还顺手抄走领班的长手电筒，穿过幽暗的公园时，他用这手电筒刚巧照见一对正在热吻的少男少女，招致一通恶骂。小四认出那男的正是同班中“小公园”帮的小头目滑头，女的好像是小翠。
当时，台湾中学生里有一种风气，往往按地盘结成类似帮派的组织，以此作为自我肯定、自我保护的重要方式(有的甚至发展到与黑社会相勾连)。在建中，就有以公教人员子弟为背景的“小公园”帮，有以中下级军官子弟为背景的“217”眷村帮。小四原本是置身于帮派对立之外的好学生，他父亲是个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母亲在小学代课。1949年举家从上海迁到台北，家计尚可维持。大姐正念大学，他和二姐、二哥、小妹都在中学就读。为能改善境遇，父亲对官运亨通的汪国正(绰号“汪狗”)很是巴结。
一天，小四在学校医务室遇见因打篮球跌伤的小明，二人“跷课”(逃学)外出，小四带小明去制片厂看拍片，被导演偶然发现，认为小明气质不错，并约她改天来试镜。后来，小明又带他到郊外靶场挖空弹头，被眷村帮的光头等人围住，还嘲讽小四说：“泡我们miss也不会打声招呼!”原来，小明自小在眷村长大，父亲死后，母亲帮佣，她便随母亲寄居雇主家。由于她长得清秀可人，常被一些男孩追逐。起初，她是眷村帮老大红毛的女友，偏偏“小公园”帮老大哈尼也倾心于她，不久哈尼杀死红毛潜逃到台南。哈尼走后，哈尼之弟二条拢不住“小公园”帮，滑头便欲篡权当老大。用情不专的小明，既与分属不同帮派的滑头、小虎相好，现又对小四默寄暗恋。去试镜那天，小明还约了小四同行，并问他：“你是不是听过很多外面人讲我的事?”二人推心置腹，十分投缘。自此，小四由于青春情怀的萌动，便一步步卷入帮派角逐的漩涡。
这期间，班上来了个新同学小马，一身制服英挺，原来是警察局马司令的公子。一次，眷村帮的人因小四与小明接近，架着小四要教训他，小马出面解围，并嘲笑他说：“看你是个好学生，原来又泡miss又打架的。”在数学考试之后，滑头抄袭小四的事发，滑头被开除，小四被记大过，父亲认为处罚不公，与学校训导主任发生争执，回家的路上，他问儿子：“你有没有跟老师讲你是故意写错，因为他要逼你作弊?”小四点点头。父亲鼓励他说，“你没错”，并要他由此悟出做人要光明正大的道理。
“小公园”帮以冰店为聚会场所，常以演唱摇滚乐自娱。眷村帮老大山东，胁迫“南海路”帮专搞演唱会的叶子，约定滑头到影院谈判，以期打入“小公园”帮的势力范围，合办演唱会。滑头被迫而屈从。恰在此时，哈尼返回台北，发现滑头的叛卖行径，乃决定重整旗鼓，并联合东门、三环的弟兄，把演唱会搞得更热闹些，借此与眷村帮一决雌雄。而对于小明移情小四，哈尼反倒显得很宽容。当滑头当众羞辱小四，说什么要“好好给人上两堂课”时，哈尼却奚落滑头道：“这种烂饭你也要嗑?”并唤过小四说，“我看你不是混的”，后来还单独跟他谈心，要他好好照看小明。
中山堂举行演唱会那天晚上，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台北最耍帅的太保太妹都躬逢其盛。哈尼赶到时，竟被眷村帮管门票的人挡在门外，他立即叫阵，让老大山东出来论理，斥问道：“谁让你在这里办演唱会的?”并迎面给了山东一记耳光。山东稳住声色，拉哈尼到一边谈判，并乘其不备，将哈尼推倒在一辆疾驰而过的公车轮下，哈尼当场毙命。
小明一连病了数日，等她来上课的那天，小四追上去向她表白：“让我做你一辈子的朋友，好好保护你……”小明却摇着头说，“我谁都不要，谁都没有用。”小明的家境当时相当艰窘，母亲因哮喘病发作，被雇主家辞退，转而携女到以蹬三轮车谋生的表舅家暂住。小明处处看人白眼，忍气吞声。
一个翛风暴雨之夜，“小公园”帮夥同万华赌场的流氓，围剿“217”眷村帮，直捣其大本营弹子房，杀死了山东。小四也参与了这次替哈尼复仇的行动，目睹山东死于血泊之中。同在这个暴雨之夜，小四之父因有人告密、涉嫌政治而被警备总部传讯。一连数日审讯，他不停地写交待材料，还目睹有人坐在冰块上写自白书。直到当局对他自大陆来台的历史疑点一一查清，才将他释放回家，不久，他在局机关的职位也被解聘 。
一次，小四到医务室打针，因顶撞护士，骂了粗话，训导处又把小四父亲找来谈话。小四眼见父亲为自己人格扫地，怒而抄起一根球棒，砸了训导处办公室的电灯，结果遭到勒令退学的处理。小四并不因此气馁，反而励志图强，决心暑假考插班生，转学日间部。
就在小四独自承受考试压力的时刻，小明的母亲到马司令家帮佣，小明随同搬进马宅，很快又移情于小马，而小马恰恰又是在困难时曾给小四以援手的挚友，小四顿时陷于爱情与友情的矛盾之中。为了排解苦闷，小四与小翠幽会，小翠向他揭穿一件事实：那晚在公园与滑头接吻的是小明，而不是她。小四脆弱的心灵，再次受到沉重的一击。
小四到小马家找他算帐，二人吵翻，小猫王居中调停却无结果。小四带着短刀在牯岭街旧书市堵小马，不料竟碰上小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示心迹，并说，“现在，我就是哈尼”，将永远爱她并帮助她。小明冷笑着断然拒绝了他。于是，小四口中喊着“你不要脸”，“没有出息”，接连向小明捅了七刀，小明当场倒地死去。鲜血染红了小四的汗衫。
小四被警局拘捕，小四一家人全部张惶失措。小猫王录制了他演唱的一首英文歌：《阳光灿烂的夏日》，并附上他所崇拜的美国摇滚歌星猫王写给他的一封回信，送到看守所转交小四，却被警员随手扔进了垃圾桶。这一个夏日，这一段历史，是不是会像这样被人们不屑一顾地遗忘了呢?!
【鉴赏】
在台湾崛起于80年代初的新一代导演群中，杨德昌的作品，以富于理性思辨的力度著称，他的《海滩的一天》(1983)、《青梅竹马》(1985)、《恐怖分子》(1986)，对于当代台湾城市人际关系的扭曲状貌以及人的精神抑郁和焦虑，作出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沉默五年之后，杨德昌以质朴而沉静的悲剧笔触，将60年代初台北一桩真实的少年杀人事件，历历如绘地重现于银幕，剖析了自大陆来台的所谓“外省人”第二代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情结”，凝聚了作者对于那一段差不多被人们遗忘了的历史所作的刻骨铭心的反思。不妨说，这是继侯孝贤《悲情城市》之后，又一部具有“台湾史诗”意义的重要作品。
就电影镜语叙事方式和风格的把握而言，自美国留学归来的杨德昌，与在台湾本岛成长的侯孝贤诚然颇不相同。如果说，侯孝贤的镜语构成，更具台湾本岛“厚重的乡土气”，活跃着一种“格物在先”、偏于感性捕捉的特色;而杨德昌对镜像的处理，则具有“锐利的现代感”，活跃着一种“致知在先”、偏于理性分析的特色。在新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叙事意蕴的开掘上，杨德昌仍然葆有着他一以贯之的理性审视的锐利性，透过小四、小明等少年成长的悲剧，展现了一个灰暗而绝望的年代，折射出60年代初高压政治下台北社会的动荡与危机;但在叙事风格上，则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调子不再冷静疏离，全片将“致知”包容于“格物”，在小四、小明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中，融汇着作者十分丰厚的生命体验和感情。这是很有意味的一种风格转化——或可命名为“风格的成熟”，体现出杨德昌在对现实作审美重构时，更趋于平实而凝重，不乏大师般从容的气度。
本片的叙事创意和深刻性在于，它以两个成长中的少年男女的一段悲剧恋情为主轴，一层层推衍、铺展，重构了整整一个令人窒息的悲剧时代。作为历史原型的少年凶杀案，发生在30年前的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班一个名叫茅武的学生，因女友移情别恋，在放学夜归时，跟踪她走到牯岭街五巷内，与其作最后恳谈而破裂，顿萌杀机，连刺七刀，女孩当场毙命。当年新闻媒体以“不良少年情杀命案”争传一时，震动了当时整个台湾社会。是年，杨德昌正值14岁，就读于同一所中学夜间部初二班。可以说，这一桩真实的少年凶杀案，恰恰是他少年时期生活体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诚如杨德昌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所阐述的，“其实这杀人事件，对我来讲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从这段杀人事件案来看这时代，对我这一代来讲，是需要交待的事情。”正是从这种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出发，影片并不局囿于对这一凶杀事件的猎奇性描述或戏剧式演义，而是密切联系着60年代初台湾特定的政治、社会氛围及人文面貌，将少年世界与成人世界交织着展开了艺术的描绘。人们清楚地看到，小四原来是一个勤奋读书、努力上进的好学生，但是，从家庭、学校到社会，都并未给他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最初，他曾置身于少年帮派纷争之外，也不畏惧滑头等人对他施以威胁或暴力——如拒绝考试作弊，拒绝放弃对小明的恋情等;然而，他那孤独、无助、稚弱的心灵，却不堪承受外界纷至沓来的压力。影片以细致、动情的心理刻画，交迭着揭示了小四精神上的三度幻灭：①学校曾两次加给他粗暴而不分青红皂白的处分(记大过、勒令退学)，造成他心目中师长偶像的幻灭;②父亲因遭受政治迫害而精神萎靡，造成他心目中父亲偶像的幻灭;③小明因人生处境的无奈而一次次移情别恋，造成他心目中青春偶像的幻灭。在这种荒谬而窒息人性的社会氛围里，小四濒临精神的绝境，转而奉帮派老大哈尼为英雄偶像。哈尼遇害后，他不但卷入为哈尼复仇的帮派械斗的漩涡，而且俨然以哈尼的名义重为自我命名，在最后恳求小明回心转意时说：“我是你现在唯一的希望了，就像以前哈尼一样……现在，我就是哈尼!”但小明断然予以拒绝，小四在感情绝望中终于采取了自毁式的杀人行动，作为心理的变态，这既是“宁为玉碎”的爱情之祭礼，同时也是他埋葬英雄偶像、埋葬绝望人生的血腥仪式。
在本片中，杨德昌笔下的人物，不再是某种冷冰冰的人生符号，而是充盈着可感可触的现实生命力并折射着多重社会意蕴的艺术形象。以小四、小明、哈尼、滑头、小马等为代表的这群青少年，无不具有独特的性格血肉，活生生地印证了那样一个动荡、苦闷、绝望的历史年代。小四所爱恋的小明，其家庭在眷村是经济地位最低下的，父亲故世，母亲帮佣，常跟着母亲变换雇主而一次次搬家，曾有一次投靠表舅家暂住，更显示出她生存处境的艰窘。被这种生存处境所制约，她在潜意识里便养成了一种对男人的依附性，像浮萍一般，她先后在红毛、哈尼、滑头之间游移，其后又倾心小四，复移情小马。她内心中郁积着混世的绝望，她最后给予小四的回答是：“想改变我?我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显然，杨德昌并不企图对剧中人物作出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以悲天悯人的笔触，给予这些无助无奈，未及成年便夭折的青少年角色以宽容和理解，进而引发人们对这一段历史岁月作出反思。
在小四周遭的成人世界，则俨然被一片白色梦魇所笼罩。小四的父亲、母亲，属于在1949年跟随蒋介石政府迁台的那几百万中国人中的一分子，他们只是为着要领薪水，便跟着跑来。一个是克己奉公的公务员，一个是为人师表的教师。仅仅由于与大陆有这点儿历史联系，父亲无端被警备总部抓去审讯，归家时精神已被击垮;母亲因未将有关学历证明带来台湾，至今只能任“代课老师”，常年为饭碗提心吊胆。这一切，无不在小四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透过小四及其家庭的命运轨迹，恰恰寄寓着杨德昌若干自传式的精神投影，作为该剧编剧之一的阎鸿亚曾说：“事实上主角的家庭背景、升学坎坷、电影经验、甚至初恋印象，可以说全盘是杨导少年往事的转化”，并指出，“如果片中角色性格的突出与情趣，比起他以往作品活泼不少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片的造型构思可谓独具匠心，或用以渲染时代氛围，或用以提升象征意蕴，体现出杨德昌作品一以贯之的风格魅力。由小四就读建国中学夜间部作为生活依据，全剧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夜间，借助小四偷来的那个长手电筒，形成一种躁动不安的光源，或隐喻着小四自我封闭的心灵空间(躲在如衣柜般用门封闭的双层床上写日记或冥想)，或见证着某种黑色的历史血腥(台风之夜少年帮派的械斗)，或“窥视”那窒息人性、压抑成长的晦暗不明的悲剧年代(由小四悲剧引出的总体象征)。与此成为对照，是小猫王唱的那首英文歌《阳光灿烂的夏日》，多次出现，情发于衷，以明朗、抒情的旋律，寄托着少年主人公们对未来、对光明的渴望。但自毁式的凶杀案，终于在光明到来之前发生。在这首主题乐曲与画面之间，形成一种颇具政治嘲讽意味的对位，一种叙事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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