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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娇梨》主要内容解读与赏析

2020-07-28 22:03:46

  荑荻散人

  《玉娇梨》是继《金瓶梅》后较早的文人创作小说之一,又名《双美奇缘》,并曾以《两个表姐妹》为名,流传于欧洲。作品题荑荻散人编次,作者的真实姓名不可考。全书二十回,约十五万字。

  《玉娇梨》成书于明末。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范围主要是以金陵为中心的地域。如白玄住金陵城外的锦石村,苏友白住城内的乌衣巷,吴翰林在灵谷寺看梅等等,作者当有生活在金陵的实感。鉴于明后期东南沿海一带工商业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现实,在思想领域里也出现了某些活泼的新因素,这是作品产生某些新观念的背景。

  《玉娇梨》所写的时代,是明中叶政局动荡之时。始于英宗正统年间宦官王振弄权之时,终于苏友白中进士完婚之后。第15回提到宰相陈循、王文两人因儿子未中进士而 “欲构考官”之事,据《明史》,其时间是在景泰二年。《玉娇梨》将一虚构的婚姻故事镶嵌在这一政事纷纭的历史背景中,展开了多层次的矛盾冲突。由一条婚姻主线,串起了八起纠葛,组成小说的情节结构。

  《玉娇梨》以白红玉婚事为纽带,展示出明中叶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品没有把笔墨着重于男女主人公间卿卿我我缠绵悱恻的爱情描写,没有把故事局限在家庭内部。作品让苏、白的婚姻取得家长的支持,而突出阻力来自社会:有奸臣的政治陷害,有小人的阴谋破坏。前半部以官场为主,后半部以社会为主。反映社会的重点是明中叶王振弄权和土木之变后的某些政治动向,透露了英宗复辟前夕朝野政治力量的起伏浮沉。总趋势是邪恶势力的集结与上升; 正面人物纷纷离开政治舞台隐退与避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夺门之变”、杀害民族英雄于谦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前的某种政治氛围。《玉娇梨》以婚姻为主线,但没有“以情反理” 等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和主旋律。作者在以小说反映社会时,还是着眼于正邪政治势力之争。正如作者在开场诗中所说那样: “诗存郑卫非无意,乱著春秋岂是淫。”说明作者有“著春秋”的史笔意图。从作品的结构安排上,可以见到作者的匠心。但这一切都只是作为背景处理,《玉娇梨》是婚姻题材的小说而不是政治历史小说,其真正的价值还在人物重才学,尤其重女子的才学,以“志趣相投”为感情基础的进步婚姻观上。

  《玉娇梨》的人物,一类是政坛人物,如英宗、王振、景泰帝、石都督、汪全(泉)、汪皇后、李实、杨善、陈循、王文、朱英等,基本上是用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姓名,但这些人都是起背景作用的人物,在作品中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陪衬人物。另一类则是婚姻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如苏友白、白红玉、卢梦梨、白玄、苏渊、吴珪、杨廷诏等则属虚构。当然虚构的人物也大都各自归附于有关历史人物的阵营,以示其政治上的正邪褒贬。

  作品的男主角苏友白是作者着意塑造的人物。他出身寒微,父母俱亡。身为府学生员,是个名副其实的穷秀才。他勤奋学习,聪慧过人,岁考时名列第一,殿试中二甲第一。是一个“年少才高,人物俊秀”的才子。他为人诚实笃厚,旅途中拾金不昧,解脱了店主与承差的困境。他的诚笃,有时几乎到了有点迂的地步,以至张轨如轻而易举地剽窃了他的诗而到白府求婚,苏有德骗他走错了路,他也并不觉察。最后对这两个伤害过自己的人又都以德报怨。也正因为他是这样诚笃的人,所以常常在他身上运用误会法构成纠葛与矛盾冲突。

  苏友白的动人处还在他的具有进步因素的婚姻观,他以才、貌、情三者统一为择偶条件。而三者之间的关系,又甚重才,白红玉使他倾心,是由于读了红玉的《新柳诗》,“便看了又看,念了又念,不忍释手”,决心“蹈汤赴火,死在这里,也要寻取一见”。这时他还没有见到红玉,可见重才高于重貌,希望娶个“有才有德”的佳人“终身相对”,对一个穷书生来讲,婚姻上的这种要求反映了一种以志趣、事业为上的观念。但是志同道合者,也可以是夫妻,也可以是挚友,所以苏友白又认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苏友白的佳人”,这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志趣相投之外,还必须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苏友白的这些婚姻观念,不仅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妇德,而且比“郎才女貌”的观念也高出一筹。在婚姻爱情方面强调精神上的契合,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种进步倾向,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想范畴,接近现代性爱的特质。作品写的是明中叶的故事,但由于成书于明末,于此可以看到后期经济变化和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

  苏友白还有轻富贵功名和傲视权贵的耿直个性。作为一个穷书生,他拒绝朝廷翰林吴珪的求亲,尽管宗师与学官事先给他通了消息:“前程有些不妙”,但他仍不低头,终于革除了生员资格,也毫不后悔。以后又拒绝朝廷御史、浙江抚台杨廷诏的求亲,干脆弃官而走。作者在他身上表现了封建文人所称道的骨气,还反映了那种可丢功名,可丢官职,但婚姻必须自主和如愿,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意愿,这也是个时代进步思想的反映。

  苏友白身上也有不少败笔。作品虽然写了他的轻功名傲权贵等好的一面,但最后又渲染他的功名富贵俱全:“二十一岁,一个簇新的翰林……人人羡慕。”赞扬他连娶白红玉和卢梦梨两位夫人,还把丫环嫣素也“收用了”的“风流之福”。反映了作品在婚姻观上仍不出封建社会腐朽的一夫多妻制的窠臼; 在人生观上仍主张走依靠科举仕途来发迹的封建士人的人生道路。在他的身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进步处,又有陈腐处。作者思想深处仍未能摆脱对富贵功名、娇妻美妾的艳羡之情。

  白红玉与卢梦梨是作品的两个女主角,这一对表姐妹有许多相似处,她们都知书识礼,文化层次高,才华为老一辈的苏渊、吴珪所叹服,“小才女代父题诗”,是作者想把少女红玉的才华提到压倒父辈的地步,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尽管作品中的这些才女的诗本身并不高明,这当是作者的才华所限,但不妨碍他对女子可以才高的进步认识。如同这一时期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一样,在写女才子时,重点放在处理家庭遇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上,表现她们胆识过人,聪慧绝伦。这方面白红玉常常超过父亲。白玄与杨廷诏相处时因酒使气,红玉及时提醒:“长安险地,幸勿以诗酒贾祸”,说明她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张轨如窃诗行骗,使白玄真假不辨,红玉及丫环嫣素及时察觉,并分析张轨如的为人,从而觉得在对付这一狡猾的对手时,要考虑周详,在戳穿张轨如的骗局时注意保护苏友白:“苏生孤族,恐未免又生事端”。定了让苏友白明媒来求,使张轨如阴谋自然败露的计策,因此苏友白称赞她是“深情慧心”。对苏友白,她也不轻陷于情,不但要亲见其人,还要亲试文墨,进行直接了解。白玄夫人早逝,“内中大小事俱是红玉小姐主持。就是白公外面有事,也要与小姐商量”。这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是那样的稳重矜持、有胆有识。既非那种整天吟诗摘句不接触实际的高士,亦非头脑里只懂一个“情”字的佳人。卢梦梨则颇有几分侠骨义胆,是个勇敢豪爽的女子。能于苏友白患难时识人,女扮男装结为知己;倾囊资助,自许婚姻。在她身上女子独立的人格和个性相当强烈。这两个女子在婚姻上都有自己的标准和看法,与其说她们并不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倒不如说她们的父母都更尊重她们的个性,并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重才华,重人品;不重门阀,敝屣富贵等方面,她们的父母与她们一样,在观念上是一致的。而这两个人物中,卢梦梨虽然出场不多,但她身上更少道学气,也就更显得可爱些。作者赞白红玉时是说她“闺中儿女解怜才”,写卢梦梨时是写她“千秋慧侠结为心”,以示两者个性的差异。遗憾的是她们都心甘情愿地一起嫁给苏友白,“夫妻三人都受了人间三四十年风流之福”,作品写出这样的结局,实在是狗尾续貂。假如这两个人物合为一个,也许人物性格更完美,同时也可清除一夫多妻的封建糟粕。

  杨廷诏自始至终是他们婚姻的破坏者。先强要白红玉做他的儿媳,后强要苏友白做他的女婿。白玄、白红玉、苏友白都因为要避开他的迫害而备受艰辛,并导致许多不该有的曲折与误会。而杨廷诏又不同于一般婚姻题材中衙内式的第三者。作品第一次提到他,是吴珪说他“拿一篇寿文立等要改了与石都督夫人上寿”; 第一次出场就是要白玄为汪国戚强夺民田说情,因为他看准了汪全乃汪贵妃之戚畹,而“汪贵妃册封皇后,已有成命”。后来又借张御史之口进一步说明杨廷诏的政治背景:“他虽台中,却与石都督最厚,又与国戚汪全交好,内中线索甚灵,就是陈、王两相公,凡他之言,无有不纳”,这是杨廷诏上面的线。还有他下面的线,包括迫害卢梦梨家族的酷吏陆文明;“世间多少沐猴冠,久假欣欣不顾颜”的张轨如;“见了人前趋后拱……满脸都是势利”的假隐士廖德明; “名士如此,真是羞死”的赵千里、周圣王等无不趋奉于杨廷诏的门下。总之,以杨廷诏为中心,从上到下,牵出一条暗流与黑线,他们阴险狡诈,结党营私而又善变,当苏友白中进士成了翰林之后,他们“掉转面孔做好人”,一个个都带了“掩饰前边之事”的进见礼,对苏友白表示“十分绸缪”,正如张轨如所说:“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都显示了反面人物人品的卑劣。

  白玄是白红玉的父亲,在政治集团中,一出场就写他因“王振弄权,挂冠而归”,最后,也在英宗回国、复辟、再封王振的前夕,告病归隐。在婚姻故事中,又始终是杨廷诏的对立面,他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此其一。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出使瓦剌,这件事一开始他就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杨廷诏亲事不遂而加的陷害,但他考虑到“当此国运艰危,出使乏人之时”,应不计私仇,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慨然出使虏廷,“敌国未灭,何以家为?”可以看到白玄的民族正气,此其二。此人在异族凌侵时能挺身而出,但在皇室内部纷争复杂的情况下,总是告退回乡远而避之,对王振,对杨廷诏,都是避字当头,此其三。而隐退以后,主要精力都化在为女择婿上。可以看到,杨廷诏这条线上的邪恶势力日益积聚力量,始终保持进取之势,而白玄这类正派官员,包括苏渊、吴珪,以及后起之秀新点翰林的苏友白,都是个人功成名就以后,便保身退隐,总是为家事碌碌奔走,显得日益退缩。老一辈则“忙日少,闲日多”,互相“邀赏”;小一辈则诗酒风流,所谓富贵风流之福。作为婚姻故事,是喜剧型的;作为社会动向,是悲剧性的。

  《玉娇梨》是案头文学,叙述语言是文白相间的语言。有容易听懂读懂的浅显文言,糅合一些南北方言相杂的口语。这几乎是那个时期小说的通用语言。作者似乎很喜欢写官场或社交中人物的对话,有的也的确很能显示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如吴珪托媒向苏友白说亲,媒人们以夸示富贵为诱饵时,因人物身份不同,说话的侧重面也不同,张媒婆说什么“不是甚过时的乡宦,却是现任在朝,新近给假回来的吴翰林,他的富贵是苏相公晓得的……”她的话俗不可耐,却有着很强的生活气息,而且符合媒婆的身份,因为世俗,也势利,所以能洞察“过时”的官(指退任的)与“现任”的官之间的差别,这需基于平素对权贵的细致审察与本人于此的热衷,也说明她串东家走西家这方面的“见多识广”。刘玉成再来说亲,虽然也是以富贵来打动,但角度不同:“……就是他的富贵,吾兄去享用一享用,也强似日日守着这几根黄齑。”这是读书人对穷书生动之以利的“贴心话”,“守着几根黄齑”,是穷措大生活的形象概括,也是他们的日常用语,用在这里很有亲切感。而婚姻又常常是文人改变地位的手段,他让苏友白通过与吴珪结亲来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处境,暗喻从穷措大而一跃为豪门佳婿,前途飞黄腾达,又露又含蓄。

  单独来看,《玉娇梨》算不上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缺陷不少,中心事件是写一夫二妻后又纳妾的“风流”故事,宣扬“富贵”与“艳福”。伦理道德上的封建说教也不少。《玉娇梨》所宣扬的以才学志趣为感情基础的婚姻观,已突破并超越了以郎才女貌为感情基础的传统的婚姻观。

  在艺术上,作品用八组冲突展现出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从作品的构思、立意、选材、结构、人物塑造来看,作品是完整的,井然有秩的。《玉娇梨》是直接受《金瓶梅》影响的文人创作小说之一,连题目也学《金瓶梅》,运用三个人名的一个字来组合:“玉”是白红玉的“玉”,“娇”是白红玉一度化名为吴无娇的“娇”,“梨”则是指卢梦梨的“梨”。不同的是《金瓶梅》的内容是依傍《水浒传》的情节而生发之,《玉娇梨》则完全是作者自己独立构筑的情节。在那个时代,《玉娇梨》和《金瓶梅》一样,是一种新型的文学现象,随之而来的是清代文人自创小说的高潮直至《红楼梦》等杰作的出现,《玉娇梨》等世情小说正是为那个高潮的到来而起过渡和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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