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崔瑗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文选》
〔注释〕 无：同“毋”，不要。 涅贵不淄：语出孔子《论语》：“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涅，黑色染料，此用为动词。淄，黑色。 “柔弱”二句：语出《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行行：刚强貌。悠悠：柔弱貌。
崔瑗是东汉文学家崔骃的儿子，史书说他“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后汉书·崔瑗传》)。他与张衡、马融特相友善，并以文章显名当世。但其人身世坎坷，四十岁才出为郡吏，后来又坐过牢，受过贬，久处下僚，郁郁不得其志。不过，从他的这篇《座右铭》来看，他对于世情练达之事和出处穷通之理，似乎看得比较清楚，悟得也比较透彻。
全文立论，从人与己的关系落笔，拈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现象，诸如优点与缺点、施人与受施、赞誉与谤毁、名称与实际、柔弱与刚强等等，作为比较。它们互为矛盾，又互为依存。世人往往只取有益的一面，舍弃不利的一面。这是人之常情。而崔瑗则作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不彰人丑，不扬己美;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誉不足喜，毁不足悲;名副其实，守愚藏拙;持柔弱，戒刚强……这当然不是作者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座右铭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作者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做人的准则。文中已一言蔽之：“唯仁为纪纲”。这是规范作者行为的准绳，也是本文的核心。“仁”是孔子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崔瑗把它奉为圭臬。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所以崔瑗说“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孔子说“仁”者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强调“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所以崔瑗也说，“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这是“修己以敬”，说“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这是“内省不疚”。可见崔瑗的仁爱思想，完全是与孔子的“仁”一脉相承的。二是做人的方式。强调外柔内刚，以柔取胜。这一思想则是从老子那里继承而来的。老子反复强调“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同上第七十八章)，说明“弱者，道之用”(同上第四十章)。崔瑗此文中则直言“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认为柔弱是立身之本，取生之道，刚强反而易遭不测，所以接着追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二句，以示强调。总此二点，则已大致理清了此文的思想脉络和渊源。很显然，崔瑗在先贤那里汲取了思想精华，为己所用。在他那里，孔子的思想侧重于内，更多地强调内养，“暧暧内含光”，是做人的准则、核心;老子的思想侧重于外，更多地讲究做人的方式、方法。一内一外，一表一里，互为发明，相得益彰。而崔瑗的发明和贡献则在于，他把先贤们的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融化贯通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使之生活化、通俗化、大众化了。据《后汉书·崔瑗传》记载，崔瑗曾卷入一场废立之争。汉安帝废太子刘保，立刘懿。安帝死后，阎太后称制，以兄阎显为车骑将军，定策禁中。阎氏乃立刘懿，是为少帝。其时崔瑗为阎显幕僚，曾劝长史陈禅一起去说服阎显废刘懿立刘保。陈禅犹豫不决。恰逢少帝发病而死，刘保被拥立为帝，是为顺帝。为此，阎氏兄弟都被杀，崔瑗也以幕僚的关系而被连带贬斥，无功反有过。崔氏门人苏祇知道内情，深感冤枉，打算上书申明，被崔瑗制止。其时陈禅已为司隶校尉，表示只要苏祇上书，他愿作证。崔瑗仍不同意，说：“此譬犹儿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从此辞归，不再应州郡之命。由此可知，崔瑗对于荣辱誉毁之事，不仅铭文以诫之，更以身体力行之。这篇《座右铭》已是他砥砺品格、陶冶情操的一个象征。它的被《文选》收录，受到后人重视，也是与崔瑗的这种人品有关的。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所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即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此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咏史诗》通篇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木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比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在当时，他也是一个颇有文名的作家，《后汉书》称赞他“高于文辞”(《崔瑗传》)，“以文章显”(《左周黄列传》)。而能对民间五言形式如此敏感与重视，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确实是十分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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