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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瑗《座右铭》原文及鉴赏

2020-10-20 20:52:53

  〔东汉〕崔瑗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文选》

  〔注释〕 无:同“毋”,不要。 涅贵不淄:语出孔子《论语》:“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涅,黑色染料,此用为动词。淄,黑色。 “柔弱”二句:语出《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行行:刚强貌。悠悠:柔弱貌。

  崔瑗是东汉文学家崔骃的儿子,史书说他“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后汉书·崔瑗传》)。他与张衡、马融特相友善,并以文章显名当世。但其人身世坎坷,四十岁才出为郡吏,后来又坐过牢,受过贬,久处下僚,郁郁不得其志。不过,从他的这篇《座右铭》来看,他对于世情练达之事和出处穷通之理,似乎看得比较清楚,悟得也比较透彻。

  全文立论,从人与己的关系落笔,拈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现象,诸如优点与缺点、施人与受施、赞誉与谤毁、名称与实际、柔弱与刚强等等,作为比较。它们互为矛盾,又互为依存。世人往往只取有益的一面,舍弃不利的一面。这是人之常情。而崔瑗则作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不彰人丑,不扬己美;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誉不足喜,毁不足悲;名副其实,守愚藏拙;持柔弱,戒刚强……这当然不是作者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座右铭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作者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做人的准则。文中已一言蔽之:“唯仁为纪纲”。这是规范作者行为的准绳,也是本文的核心。“仁”是孔子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崔瑗把它奉为圭臬。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所以崔瑗说“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孔子说“仁”者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强调“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所以崔瑗也说,“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这是“修己以敬”,说“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这是“内省不疚”。可见崔瑗的仁爱思想,完全是与孔子的“仁”一脉相承的。二是做人的方式。强调外柔内刚,以柔取胜。这一思想则是从老子那里继承而来的。老子反复强调“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同上第七十八章),说明“弱者,道之用”(同上第四十章)。崔瑗此文中则直言“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认为柔弱是立身之本,取生之道,刚强反而易遭不测,所以接着追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二句,以示强调。总此二点,则已大致理清了此文的思想脉络和渊源。很显然,崔瑗在先贤那里汲取了思想精华,为己所用。在他那里,孔子的思想侧重于内,更多地强调内养,“暧暧内含光”,是做人的准则、核心;老子的思想侧重于外,更多地讲究做人的方式、方法。一内一外,一表一里,互为发明,相得益彰。而崔瑗的发明和贡献则在于,他把先贤们的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融化贯通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使之生活化、通俗化、大众化了。据《后汉书·崔瑗传》记载,崔瑗曾卷入一场废立之争。汉安帝废太子刘保,立刘懿。安帝死后,阎太后称制,以兄阎显为车骑将军,定策禁中。阎氏乃立刘懿,是为少帝。其时崔瑗为阎显幕僚,曾劝长史陈禅一起去说服阎显废刘懿立刘保。陈禅犹豫不决。恰逢少帝发病而死,刘保被拥立为帝,是为顺帝。为此,阎氏兄弟都被杀,崔瑗也以幕僚的关系而被连带贬斥,无功反有过。崔氏门人苏祇知道内情,深感冤枉,打算上书申明,被崔瑗制止。其时陈禅已为司隶校尉,表示只要苏祇上书,他愿作证。崔瑗仍不同意,说:“此譬犹儿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从此辞归,不再应州郡之命。由此可知,崔瑗对于荣辱誉毁之事,不仅铭文以诫之,更以身体力行之。这篇《座右铭》已是他砥砺品格、陶冶情操的一个象征。它的被《文选》收录,受到后人重视,也是与崔瑗的这种人品有关的。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所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即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此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咏史诗》通篇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木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比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在当时,他也是一个颇有文名的作家,《后汉书》称赞他“高于文辞”(《崔瑗传》),“以文章显”(《左周黄列传》)。而能对民间五言形式如此敏感与重视,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确实是十分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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