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的诗化表现》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10月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之前、之间、之后，确实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当时中国正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涨时期，工人起义、农民运动此起彼伏，军事、政治、思想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激烈、复杂、广泛。这段时期，毛泽东写了《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等诗词，史诗般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激烈的阶级斗争、严酷的政治较量、深刻的思想变迁。
策马踏上长征途、挥师奏凯全中国的毛泽东，在峥嵘岁月里，寄情于雪山草地，兴啸于长河大海，写下了大量辉煌的诗篇。这不完全是出于一位革命家的豪情，更不完全是一位书生奋发的意气，他是和为中国革命成功、为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战的大批中国共产党人一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枪杆子夺得政权，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整整一段光辉历程的艺术结晶，是这一历程的思想宝库——毛泽东思想的艺术表现。的确，就毛泽东诗词的写作年代、背景、本身的内容来看，它无疑是毛泽东思想另一种形式的表述，甚至以其特有的传统魅力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使之能得到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宣传。作为创造毛泽东思想的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所写下的诗词，并不单纯是历史的记录、情感的披露、艺术的探求，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毛泽东思维特征、诗艺才情、思想精髓，为全党、全民共同认定、拥护、运用和发展的精神纲领。
(一)诗人的浪漫主义和革命家的浪漫主义
人们在欣赏接受毛泽东诗词的时候，往往容易以领袖人物、统帅地位、政治影响等因素先入为主。在各别的具体接受过程中，这本不足为怪。因为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诗词创作是中国革命史的写照，更是一位巨人坚实的脚步和心灵巨大的回声。可以这样说，领袖的一篇诗词就是时代风云变幻的大文章，其纲、其线不是现实一种简单机械的反映，而是揭示了中国革命必胜的客观规律，在字、词、句、章中间，世事的波澜、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作者的人格魅力毕现无遗，展示了一代伟人集无数人民智慧于一身，孜孜以求探索中国革命成功进程的非凡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诗词是伟大革命家心灵最深处的精神与天涯最远处的梦想艺术结晶的典范。透过它来观照中国革命的实践，就会发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大无畏的气魄，率领中华各族儿女夺取全国的胜利，这既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实践运动，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创造。而毛泽东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写下的光辉诗篇，就集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于一身，它的主体地位，它的崇高威望，自然是众口一词了。
这样，毛泽东诗词中所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就不单纯是创作手法，它们是作为革命家和诗人的毛泽东洞察革命实际、探索马列主义在中国实践的道路，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的一种源于心灵深处的情感基础，一种认知世界的思想方式，一种由独特的人生阅历积淀而成的心理品格，一种拥抱历史，创造未来的文化传统。
无论是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还是他作为全党领袖之后的那些岁月，他的笔端流淌出的诗词，始终大都如“铁板豪唱大江东”，奔放雄健、气魄宏大，这与其说只是缘于毛泽东的个人艺术气质，还不如说更是如火如荼的时代使然。从毛泽东见诸于世最早的《沁园春·长沙》来看，一声“独立寒秋”起句，交代了作者孤身一人到橘子洲，同时突出了当时严峻的形势，而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又把个人的情感融化到为国为民忧心如焚的时代大潮之中。1925年正是各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与反动势力作殊死搏斗之际，现实的残酷、艰苦并没有摧垮革命党人的意志，相反更激起了他们英勇奋争的决心。词的最后三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以深沉有力的问句作结，既是对过去峥嵘岁月的怀念，也是对今后人生之路的一种向往，更是对革命理想的一种带有挑战性的执着追求。词中表现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品格既有对形势所采取的现实主义，又有对未来所采取的浪漫主义。大地苍茫，革命征途同样苍茫，“问”不仅是把握一时一刻的雄心，而且也是洞察遥远将来的大略。1927年春写下的《菩萨蛮·黄鹤楼》，表面好像是勾勒一幅自然风景画，其实描绘的是一幅政治风云图，这是用浪漫的手法刻画当时严峻的现实，将1927年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笔写意艺术性托出。在“龟蛇锁大江”的现实中，毛泽东“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此时此际的中国，多么需要无畏的勇气和献身的精神!
1928年秋写下的《西江月·井冈山》记述的是这年4月到7月，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两次疯狂围剿。“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这就是有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一句“我自岿然不动”，一方面显示了英勇红军准备充足，坚如磐石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的军事思想。这一思想在毛泽东1946年8月发表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得到精练的严密的体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说的;“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战争年代毛泽东的诗词所表现的浪漫主义，大都缘于这种认识。典型的如《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等。由诗词内容和时间跨度来看，这些诗词充分勾画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烂漫征程。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靠的是千百万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以及具体环节的“寸土必争”。毛泽东诗词所具有的这种浪漫主义，不仅体现在每一重大的行动之上，而且还深深地浸透于他的思想、心灵，更集中反映了他的阶级、政党、人民的意志，并统一而成为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战地黄花分外香”(《采桑子·重阳》)是写景，也是抒情。1929年，毛泽东领导红军打了许多胜仗，建立了闽西根据地，作者置身改造世界的历史阶段，心头充满了喜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种政权建设的理论，也是毛泽东改造旧世界的思想基础。他还说“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从革命壮大、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来看，坚持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壮大革命队伍都是依靠这一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诗人将浪漫主义的豪情推上了极至，唱出了战争史上的最强音。在浪漫主义的观照中，发出“谁持彩练当空舞”(《菩萨蛮·大柏地》)的疑问，果敢断喝“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面对“雄关漫道真如铁”，回答是自豪的“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还有“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等等。这些“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是现实主义的，更是浪漫主义的，充分体现了革命家和诗人精神的统一。
(二)烛照现当代中国社会，点亮诗人精神世界的辩证唯物史观
掌握先进的哲学观用于指导改造世界，这是每一个时代革命者所孜孜以求的。与唯心主义和有神论作斗争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构成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诸子争论、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无神论同有神论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战国末期，荀况首次提出了“天行有常”、人道“能群”、“天命可制”的天人关系论，把我国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提高了一步;汉代有王充、司马迁、扬雄;南朝有范缜;唐代有柳宗元、刘禹锡;宋代有张载、陈亮;明清之际，又涌现出黄宗羲、顾炎武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特别是清初王夫之，在理气(道器)、心物(知行)、天人(理欲)等方面，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发展到了高峰。而到近代严复等人在此基础上又汲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孙中山则把唯物思想用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改良之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行动之中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最终形成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1937年7月发表《实践论》、8月发表《矛盾论》，不仅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有了明确的内涵，而且表明这是在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面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理论产物。
诗言志，歌咏言。诗是语言的精华。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页)。领导一次亘古未有的革命的毛泽东，熟练地运用诗词和哲学分析时代的症结，描述历史的风云，在他的诗词和哲学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条贯穿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红线，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们说毛泽东诗词和哲学著作影响了现当代中国的社会，也包含说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丰富了毛泽东诗词和哲学所要反映的内容。在毛泽东那里，诗词与哲学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毛泽东诗词的名章范句含有浓厚的哲理智慧;第二层意思是指两者可以相互比照，甚至在内核上可以换位;第三层意思是指作者本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同胎兄弟。
我们注意到，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两首同词牌的词，这就是《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前者的结句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后者的收尾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问一答，问得恳切，答得坚决，两者意脉相承，遥相呼应。前者写于1925年，后者写于1936年，显然，谁都知道这两首词中出场的主人公是谁，大家也都了解这十余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历史进程中，作为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在哲学领域有一个著名的论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在上述两首诗词中，他则用高度艺术的手法，将这个哲学命题予以颂扬。我们还可以深入一步分析，“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基调浑厚而略带忧愁，因为那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毕竟还在黑暗中摸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则充满了自豪、自信，因为马列主义已成为全党的意志。
源于辩证唯物论哲学观的毛泽东诗词，寓情赋意反映了整个社会进程的辩证发展规律。而从唯物论的角度吐纳历史万千气象，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脉搏就必定跳荡在毛泽东这样一代伟人的诗词之中。毛泽东诗词不仅记载了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而且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这些历史变革中的辩证唯物法则。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一段时间，毛泽东诗词中的唯物史观，主要表现为采取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实相符的斗争策略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此种唯物史观在毛泽东诗词中的再现，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并因现实社会的变迁，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
在毛泽东的全部诗词中，一诗而联系新旧两个时代的，当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两首诗词。无论是畅谈人生怀想，还是纵论古今变迁，其间透露的辩证唯物思想一直灼灼闪耀光华。拿《七律》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两句来说，虽是只针对当时柳亚子郁郁不平的心理而言，却带有普遍意义。放开眼界，扩大胸怀，看问题应从革命、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是毛泽东处理问题，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所采取政策的尺度。而在《浣溪沙》一词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的豪情，正是对几十年革命实践的肯定，也是对现实火热斗争的客观描绘。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天下莫不欣喜于斯，诗人能不引吭高歌?!
唯物史观不仅表现在对理想的描绘，而且还表现在对自然的认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七律二首·送瘟神》)，属于典型的唯物史观，同时又加上了“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其间“人生易老”的感悟潜伏在对火热生活的歌颂之中。而“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则显示了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不同寻常的哲学观念，即所谓“人定胜天”的思想。然而我们也无须讳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反修斗争，毛泽东本意是想加快改造一个旧世界创立一个新世界的速度，再加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表现过高、脱离了实际，毛泽东等领导人不免求成心切，各地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非唯物主义思想的泛滥。这些，也曲折地反映到了毛泽东诗词中。从“喜看稻菽千重浪”到“五洲震荡风雷激”，固然有毛诗一贯的豪放，但也不能不看到与当时现实并不完全相符的深层脱节的一面。
(三)斗争意志和革命实践的艺术反映
在所有艺术门类中，为什么毛泽东主要选择诗词作为他抒发心声的媒介?这当然与他早年熟读各种古典名著、研修中国古代文化有关，另一个重要因素恐怕在于诗词可以自由地挥发其浪漫的心声。那种纵横捭阖、上下五千年、古今一瞬间的艺术容量恰恰合乎毛泽东本身胸怀天下、指点江山的宏大心魄。然而就是在诗词王国里任意挥洒的毛泽东，多少年之后论及诗词时仍还感到有所缺憾。在给《诗刊》编辑部的《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这位伟人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比起自由的思想，诗词作为语言艺术的一种，当然有所局限也势在难免，问题恐怕在于，他亲笔书下“诗言志”这三个大字时，所想到的，也许是苦于不能找到更为有效的工具来记录他的思想、映照他的灵魂。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众所周知，毛泽东诗词开当代古体诗词创作之先河，其博大的艺术空间和精深的思想内涵是任何人无可比拟的。特别是继承传统诗词的艺术特征方面更是创新尤加，其诗词的艺术魅力也为众多行家里手交口称赞，一时竞相唱和。所谓“诗味不多”恐不尽是自谦之词，深层心理是指词诗满足不了他极其丰富的革命情感的抒发，对革命实践的写照也不能在诗词间毕现无遗。这一点恐怕是毛泽东写作诗词时放在第一位思考的。在历史的浪漫画卷映衬之下，一位从韶山冲走出的少年，历经艰辛，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帅。他同时面对本土的现实和域外的风云，面对种种“左”、右倾思想的激烈斗争和各式人等的多样面孔，面对先驱者的足迹和后来者的眼光，为革命，他牺牲了六七位自己的亲人，而中国共产党人也牺牲了千千万万!毛泽东所选择的革命之路是最为独特的，他心灵深处的斗争意志也是最为坚决的。
这就决定了诗词难以彻底地表达此种生命意志和伟大的抱负。因此，其“束缚思想”一说并不是简单地就旧诗的陈条苛律来讲，而是具有思想超过艺术载体的痛苦诘问，是一种超强的意志得不到最为自由地渲泄之后的内心表白。
以毛泽东建国前后所作的诗词为例，我们就可以更为明了地看到其诗词中的斗争意志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影响。
历来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说的中国现当代社会，呈现出中国内部、中国与外国存在复杂斗争的局面。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好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苦苦思索的问题。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中胜利走来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思想深处树着一杆大旗，上面高写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八个大字。建国后对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处理正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轨迹。
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当时革命形势可用诗中开篇两句来形容：“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一种“直挂云帆济苍海”的抱负实现的喜悦，也是火热的斗争生活的生动写照。而此等恢弘气势来源于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力排众议，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策。毛泽东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阐明了他的唯物史观。这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是毛泽东斗争意志最好的佐证。
应该看到，自力更生的斗争意志出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历史论断，同时又成为教育人民的良好精神武器。至1954年共和国成立的四个年头里，党和人民取得了四个方面的胜利。这就是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后，中国要向哪儿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思想上是不清楚的。”有鉴于此，“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浪淘沙·北戴河》)就是出于这样的忧患意识，最后一句“换了人间”豪迈作答，戛然而断，没有昭昭之心是难以这般斩钉截铁的。
斗争意识不仅表现为对敌人的韧的战斗，而且表现为对一切自然困苦的蔑视。在《七律二首·送瘟神》诗中，毛泽东以风趣幽默的笔法嘲笑“瘟君”，“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是大无畏的气概，也是斗争精神在闪光。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两首诗实则上也是对大跃进初期，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而全国千军万马齐上阵那种特定时期狂热情绪的肯定。毛泽东从“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壮烈图画中，看到了“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巨大热情。在他看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斗争意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然而，这种意志在调动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方面虽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同时也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当的消极性，甚至消极性曾一度成为主流，使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诸多变革趋于频繁复杂，深深地烙上了毛泽东时代的印记。毛泽东以他非凡的才能和对中国革命的独特作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前苏联当权派走了一条与列宁所创办的社会主义国家大相径庭的路，甚至在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之际，苏联更背信弃义，单方面割断与我国的联系，把两党从信念的差异发展到在各个合作领域断交的境地。为此，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号，这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业精神，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伟大创造。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毛泽东这一决策更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斗争意志。
《七律·冬云》与《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两首诗词中，有两个相同意象：“苍蝇”。这类卑微之物入诗本身就不同凡响。要知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经波折，同时，美国武装势力不断侵入我国领海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印度军队从1961年，特别是从1962年起，不断侵入我国西藏和新疆地区，年轻的共和国到底向何处去?《七律·冬云》上半首以“雪压冬云白絮飞”之自然景象，描绘了一幅“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局面。这是坏事，也是好事。毛泽东曾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完全是一副挑战的姿态，是不屈不挠，是蔑视一切敌手的大无畏的面貌。至于《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开篇便是一句“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形象地透露了“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连整个世界在毛泽东笔下也都以“小小”冠之。面对“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泽东放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充满斗争激情的口号，一扫温柔敦厚的诗风，几乎是从心底喷发出来的。这种斗争意志决不是弱小民族遭受凌辱之后无可奈何的绝唱，而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坚决走自己道路的誓言，它代表全党的意志，并且坚定了亚非拉其他民族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信心。毛泽东曾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仆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都会被消灭。”这充分体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原则。
意志不能停留在口头或书面，它必须转化为行动，才可以成为战胜敌手的有力武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仅表明了斗争到底的决心，而且对自己也是一种鞭策，有奋起直追、毫不懈怠之意。“朝夕”虽为瞬间之意，但体现了斗争的长期性、持久性和紧迫性。
毛泽东诗词中的斗争意志在特定社会里成了全党行动纲领，影响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发展。不幸的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冲淡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大潮，使社会主要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长期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解决，而一些不占主要地位的矛盾成了全党工作的中心，整个社会的进步出现动荡和摇摆。1962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作出有益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相关政策，但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情况却作出了错误的分析，逐渐导致了阶级斗争愈益成为全社会的主课，最终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斗争意志作为一种思想和行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自有其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在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不屈不挠的信念等方面;作为行动哲学，它必须因社会矛盾的发展而进行自我调控，决不能成为左右一切的一成不变的“法宝”。在毛泽东诗词中.其斗争意志当然也有一个长期发展变化的过程。在革命早期，其斗争意志主要在于改造旧世界的理想追求之中。在阶级斗争白炽化的时期，它能促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建国后，毛泽东的斗争意志一方面保持正确性，但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曲折，甚至错误。诗词化的斗争意志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同时又反作用实践之中，这同样离不开毛泽东这特殊的创作主体。诗词之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只是毛泽东对其时代影响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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