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文革”前的起步和丰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大量发表和结集出版，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本人领袖威望的日益提高，使毛泽东诗词研究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1957年至1986年，毛泽东诗词先后有8次发表和出版。每次都引发全国性的学习和研究的热潮。这里，我们先描述建国后至“文革”前的毛泽东诗词研究状况。
在建国后的八年中，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写的一些诗词，通过传抄的方式，已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流传了。但对他诗词的研究仍只限于《沁园春·雪》，如《文汇报》1951年1月发表的锡纶的《毛主席的<咏雪词>》、柳亚子的《关于毛主席<咏雪词>的考证》和臧克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雪天读毛主席的<咏雪词>》等文，或是回顾《沁园春·雪》发表的前后经过，或是阐释《沁园春·雪》的思想内容与历史意义。
1957年1月，臧克家主编的《诗刊》创刊，出刊前，编委会的同志致书毛主席，要求发表他的诗词。毛泽东于1月12日，将18首诗词抄寄给他们，并自谦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关于诗的一封信》)1月28日，这封信连同毛泽东的18首诗词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这18首是：“《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这是毛泽东诗词第一次集中发表，全国上下无不被其艺术魅力所折服，出现了排队争购《诗刊》的场面。1958年元旦，《湖南师院院刊》发表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同年1月号《诗刊》作了转载;1958年10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七律二首·送瘟神》;1962年，《人民文学》5月号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63年12月，《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除全部收入已正式发表的诗外，又新公布了10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律·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律·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是“文革”前毛泽东诗词发表的大致情况。
在毛泽东诗词接连发表的前提下，有关毛泽东诗词的学习和研究活动，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相当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全国发表的研究文章在1000篇以上，其中单篇赏析、评介文章800多篇，综合研究文章200多篇。并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编印了有关的研究资料。
1957年1月，毛泽东诗词第一次集中发表，首次在全国引发了研究的热潮，各地报刊纷纷发表赏析和评介性的文章，剖析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这些文章有的是谈对毛泽东诗词的总体印象，如张国光的《伟大的诗人 光辉的诗篇——读毛主席的诗词》(《长江日报》1957年2月17日)，臧克家的《毛主席的两首词〈长沙〉〈游泳〉》、《读毛主席的四首词》(分别见《中国青年》1957年第4期，《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路坎的《毛主席诗词中“动”的描写》(《文学知识》1958年第3期)，安旗的《第一等襟抱第一等真诗——毛主席词读后记》(《文艺月报》1958年5月号)等。均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对广大读者阅读，理解毛泽东诗词，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与传统的诗词相比，宏大的气魄，浪漫的想象，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特点。研究者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郭沫若率先在《红旗》1958年第3期上，发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较早地系统论述了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方法。他指出，毛泽东诗词常常“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与此同时，安旗的《略谈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胡复旦、乔先知的《毛泽东诗词与革命浪漫主义》等(分别见《星星》诗刊1958年第8期，《兰州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都表达了同样的见解。稍后，胡经之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理想与现实在文学中的辩证结合》一文(1959年第1期)，以《念奴娇·昆仑》为例，说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革命现实主义或者革命浪漫主义的诗篇。这里，我们不能机械地把前半阕说成是写现实对象，而后半阕又是写理想。不是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贯穿了整个诗篇，不能把两者孤立地割裂开来”。“通过对昆仑山脉的广大空间的具体描绘，自然地抒发了这种崇高的理想;由于从崇高的理想出发，诗人在认识和反映这现实对象——昆仑山时，就一眼深入了它的社会本质方面，即它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一方面联系。这样就达到了理想和对现实对象认识的高度统一和辨证结合。因而。这首词的思想性就不仅仅只是流露了对人民疾苦的人道主义同情，而远跨出去，达到了共产主义思想高度。诗人看到，要改变人民作自然的奴隶的局面，必须要共产主义。诗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这样与他那对现实对象本质认识密切联系和统一了。”这些文章以毛泽东诗词为例，对当时社会主义文学如何走“两结合”的道路，也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
在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许多名家也致力于单篇的注释、解析。如周振甫在《语文学习》、《文汇报》、《文学知识》等报刊上，对毛泽东的18首诗词的逐篇注释、讲解，作的努力相当大。其他如武汉大学的刘绶松教授、扬州师院的谭佛雏教授等，都孜孜于这方面的工作，使很多疑点、难点得到了解决。
这一时期，各地报刊都普遍发表了关于这18首诗词注释和解说，但对某些诗词的主题、个别语句的理解上，则见仁见智，有些看法甚至截然相反。为此，1958年12月，毛泽东对一些争论较大的句子作了自注，他说：“我的几首诗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尔后，对《沁园春·长沙》等12首诗词中的关键字句，以及写作时的心态作了阐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那些撇开诗词的自身特点、违反创作时的事实，无限拔高、穿凿附会的曲解，以及对故弄玄虚索隐比附等不良学风的反驳。同时，也使很多争论较大的问题，有了准确的答案。
关于当时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理解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佛雏在《文艺报》上发表的《对毛主席诗词的几种误解》较有概括性(1959年第4期)。该文指出，由于毛主席写的是旧体诗词，必要的注释、讲解、分析，使之为广大群众更加容易了解，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不少报刊先后发表了单篇研究论文、座谈记录、通讯、译文等。但在有关的注释中，存在着不正确意见和误解。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1.有意求深，找些生僻典故来附会，把毛主席的诗词与李商隐的诗作作等量齐观。2.转弯抹角，纠缠缴绕。对一些句子人为地绕几个圈子，勉强地凑合上去。如有人对《七律二首·送瘟神》中“青山着意化为桥”的解释为：“建设长江大桥等桥梁的钢铁，原来也是山中的矿藏，只是由于祖国建设面貌的日新月异和大跃进，才使山中的矿藏开发而炼为钢铁，而建为桥梁，故曰‘着意’。”这样似乎可通，但毛主席提笔之时，是否真的绕了这么多弯子才写这一句呢?3.理解狭隘化，有时坠入旧式诗人词客的感情的窠臼。如有人对“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说成是“对眼前这些生机活泼的景物，谁能不感到宇宙的寥廓，因而惆怅地想到一个哲学意味的问题。”这样一解，体现在词中的毛主席“挥斥八极”的逼人豪气，就不免冲淡，转而成为一般旧词家的“淡淡的哀愁”了。4.孤立地从个别诗句中找出“政治”，找“隐射”。如《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一句，意思本来再明白不过了，可有人偏要这样说：“我想当毛主席遥望南天、浮想联翩的时候，一定联想到那盘踞台湾的‘瘟君’，很可能是语带双关，予以痛斥，予以警告，给读者以巨大的鼓舞力量。”甚至还有人认为“纸船明烛照天烧”中的“纸船”，“是隐射美国纸老虎在台湾海峡舰队的”。可谓离奇、荒唐。5.照字面直译，丧失了诗味。后来，佛雏还专门写了系列文章，与郭沫若、臧克家、周振甫等人商榷关于毛诗中一些词句的理解，影响很大，在学术研究方面，显示出了求实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
《蝶恋花·答李淑一》于1958年元旦公布后，臧克家随即在《北京日报》与《文艺报》上，分别发表《喜读毛主席新词<蝶恋花>》、《关于<蝶恋花>词的解释》两文，认为这篇词作充满了真挚而雄壮的革命情感，在表现方法上浪漫主义成分很重，“用了新鲜的想象，把神话故事里的人物和革命烈士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把人神化了;另一方面，又把神人格化了”。可以说，抓住了这首词的思想与艺术要害。《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后，周振甫、唐弢等随即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作了注释，臧克家、吴天石等人在《诗刊》、《人民日报》上谈了学习它的有关体会。这些文章，并都在微观上作了有益的解析。
1962年，毛泽东《词六首》的发表，以及一年后《毛主席诗词》的出版，使毛泽东诗词研究再度出现了新的热潮。《词六首》一刊出，郭沫若迅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从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方面阐释这六首诗词的重大意义。臧克家则分别在《诗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以及《和青年同志谈毛主席〈词六首〉》的文章，认为它们“篇章虽然不很大，但它所表现的丰富内容，它所反映的红军和广大群众的意志与情绪，它所发扬的作为革命领袖又是诗人的指挥若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好似大幅油画，灼灼耀人眼目，动人心魄”。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到1964年初，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学习和研究新增的10首诗词的热潮。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郭沫若的词《调寄“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的和词，以及臧克家的热情洋溢的文章《时代风雷起新篇——读毛主席诗词》，后者说：“这些新发表的作品，题材是多样的：有对新人物的歌颂，有革命斗争的回忆，有景物的描写，也有神话故事的运用。不论题材如何，不管写的是什么，一股旺盛的革命精神，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中。吟诵着这些诗篇，时代的风雷在耳中震响，发人深思，令人鼓舞。”与此同时，郭沫若在1月至3月的《人民日报》上，对这10首诗词逐首讲析。赵朴初也在《诗刊》上发表了《读毛主席诗词10首》一文，指出“对正在从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来说，毛主席这10首诗词的发表，是一次极有力的鼓舞、号召和教育，是一次伟大的诗教”。尔后从时代背景的角度，依照它们发表的先后次序，逐首解释。全国各高校学报也纷纷在第一期发表一些教授、学者学习这10首诗词的体会，如《文史哲》上发表了山东大学萧涤非、蒋维崧、高亨、黄云眉、孙思白、高兰的笔谈;《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了该校王起、陈玉璘、黄海章、肖学鹏、詹安泰的学习体会;成齐达、沈蔚德、吴调公、唐圭璋也在《南京师院学报》上发表了学习10首诗词体会的文章。此外，佛雏、赵瑞蕻在《江海学刊》、周世钊在《湖南文学》等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也较有影响。这些微观分析的文章，多是从时代背景、思想内容阐发这10首诗词的，对其艺术性的探讨相对不够深入。
到了60年代，有关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综合性文章逐步增多。这些文章，并不仅局限于谈毛诗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创作方法，而是扩展到了艺术风格、对古诗词的借鉴与创新等方面，并针对毛泽东诗词中的一些意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萧涤非的《学习毛主席诗词的一些体会》一文(《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认为毛泽东已发表的诗词，都是革命的“政治抒情诗”，不仅体现了诗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深厚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而且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并指出毛诗的艺术特征具体表现为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高度的艺术概括和语言的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冯沅君的文章则认为，毛泽东的政论与诗篇是同一个思想感情的土壤上开出的不同花朵，毛诗令人感动的“绝不止是作者的奔放奇伟的才气与高度的艺术修养，更主要的是字里行间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习毛主席诗词的初步体会》，《山东大学学习报》1960年第1期)
至于王振铎的《学习毛主席诗词的一些体会》和力扬的《毛主席诗词的艺术感染力》两篇文章(分别见《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第6期)，更是综合研究文章中的力作。前者认为，毛诗是“两结合”精神的具体体现，其特色表现为：一是把自然景物与人民利益联系在一起;二是把过去历史与现代生活联系起来，他写历史决不是“怀古”、“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把历史和现实作对比、衬托，以突出现代生活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及美好前景;三是把现实斗争与未来理想联系起来。文章还谈到毛泽东诗词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学遗产方面给人们的启示：他所用的典故、神话传说、成语、历史故事大多是为人熟知的，多半经过长期流传且今天仍具有一定意义的生命力。此外，文章还归结了毛诗塑造艺术形象的特色：1.雄伟壮观，鲜明突出。塑造的人物形象多半是伟大的英雄人物，而景物则是长城、黄河、长沙、昆仑等，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2.形神俱备，跃跃欲动。无论是人物、景物、都富有生活的气息、行动的气势。3.刻画矛盾、塑造典型，每一个形象都是矛盾统一的。后者强调，毛泽东诗词之所以会那样激动人心，是由于他创造性地采取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以他卓越的诗人才华充分地按照文艺的特点，进行艺术劳动，创造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现无产阶级远大的革命理想、博大的革命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结果，是巨大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的结果。但他又认为，在具体的作品中又有区别，如《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菩萨蛮·黄鹤楼》、《浪淘沙·北戴河》等，上片偏重于对自然景物的精妙描绘，下片偏重于抒写由那些壮丽河山和作者参与其中的现实生活所激发出来的革命气概、革命精神。而一些小令如《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则是偏重于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词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而另外一些作品，如《念奴娇·昆仑》、《水调歌头·游泳》，无论在精神和手法上，或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说是充分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蝶恋花·答李淑一》对幻想的主题，采取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与此同时，邹荻帆在《诗刊》上发表了《高山仰止——谈毛主席诗词描写山岭的几点体会》一文(1961年第1期)，专门研究毛诗中“山”的形象。其中不乏精到见解。如认为《十六字令三首》，第一首写出了山的高度，第二首写出了山的广度，第三首则是借高山之势，写出了伟大革命者的气魄、抱负和责任。并指出，毛泽东笔下的自然山岭莫不富有时代色彩，在战争年代，“山”体现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建国后，“山”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体现。
1963年，茅盾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中说：“我们从毛主席的诗词，体会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其基本条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不断革命的精神、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崇高品德。”实际上，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诗词综合研究，大多集中在创作方法上。除了以上讲过郭沫若，胡经之的论点外，佛雏则具体地阐述过这种创作方法，认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以笔力万钧写出了一种博大、崇高、刚健、洒脱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伟大形象，一个新中国缔造者的伟大形象。2.以崇高激情歌颂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的美，革命建设的美。3.以最高兴会传达了新时代的伟大青春气息，巨大的欢乐情绪。(《试论毛主席诗词的艺术风格》，《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9期)
这一时期专门探讨毛诗艺术特点的文章也较多。多数文章认为毛泽东诗词的风格是“豪极”、“壮美”;也有人认为是“豪极与妩媚的结合”，是“静如处子动英豪”的结合，是优美与壮美的结合。关于毛诗的语言，人们一致公认是“独特多彩的语言调色板”。
有关毛泽东诗词研究的重要文章，本时期还有安旗的《学习毛主席诗词的革命精神》(《文艺报》1964年第3期)，郭化若的《在战鼓声中奋勇前进!前进!——谈毛主席诗词笔记》(《光明日报》1964年1月14日)，佛雏的《论毛主席诗词的风格与语言》(《上海文学》1962年6、7月号)，唐圭璋、潘君昭的《从毛泽东诗词看借鉴问题》(《雨花》1962年第3期)，吴调公的《世界革命的史诗，大地风雷的激荡》(《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64年第1期)。这些文章在六十年代都较有影响，有力地推进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健康发展。
本时期还出版了多种毛泽东诗词讲析、研究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释的《毛主席诗词讲解》。1957年，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时，名为《毛主席诗词18首讲解》。1958年印行第二版时，即改为现名。并陆续增收《蝶恋花·答李淑一》以及《七律二首·送瘟神》。1962年重排第三版，在第十次印行时，增收《词六首》。总印数达100多万册。195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天石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学习毛主席诗词笔记》，对毛泽东的18首诗词作了剖析和阐发。196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振甫的《毛主席诗词浅释》，1962年10月该书在第三次印刷时，补充了《词六首》的解释。196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张涤华的《毛泽东诗词小笺》，对27首毛泽东诗词作了详细的注释和解析。196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安旗的《毛主席<诗词十首>浅释》。这些著作，基本上做到了以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来评述毛泽东诗词。其中臧克家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和振甫的《毛主席诗词浅释》，产生的影响较大。它们从诗词的思想内容、写作背景、艺术特色等方面，对毛泽东诗词逐首分析和讲解，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同志理解和欣赏毛泽东诗词，起到了正确的导向作用，对宣传和普及毛泽东诗词，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全国上下的毛泽东诗词热的影响，高等学校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课也把毛泽东诗词作为教学内容。这样，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在高等学校成为重要的任务。1960年5月，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先编出了《毛泽东诗词研究资料汇编》;1960年12月，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印了《学习毛主席诗词》一书，作为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之一。后来，内蒙古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等校也编印了《毛主席诗词参考资料》、《毛主席诗词10首研究资料选》等书，这些资料，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深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时期域外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研究。早在1955年以前，毛泽东诗词已译成俄文，到1960年前后，苏联已有10多种不同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和译本，艾德林等分别发表了《论毛主席的诗词》、《论毛泽东的诗词》等研究论文，(分别见《世界文学》1958年第3期，1959年3月号)说毛主席诗词的最重要特点是把“革命的内容和古典的形式和谐地溶合在一起”。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了《毛泽东旧体诗词》一书，将毛泽东的21首诗词原文和译文对照印出。评论家卡拉在《红色权利报》发表文章说：“只有毛泽东具有巨大的艺术才华，才能够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中的伟大事件，同时又保持古典诗词的结构和民族特色。”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翻译出版毛泽东诗词后，反响极大，诗人和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成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反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文献。这种古老的诗歌传统和革命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些诗词的巨大吸引力。”此外，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蒙古、朝鲜、日本、印度、英国、印尼、叙利亚、丹麦、比利时、巴基斯坦等国家，都出版过毛泽东诗词的译本或在报刊上介绍过毛泽东诗词。(分别见《诗刊》1960年第6期《毛泽东诗词在国外》、《文艺报》1960年第22期《毛主席诗词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
综观本时期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当突出，即全面肯定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与思想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综合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多把重点放在对创作方法的论述上，对其他艺术侧面重视不够。对毛泽东诗词在艺术上的一些不足之处不敢指出。多数论著很少注意从诗学或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过分偏重于政治思想的“发掘”，有些文章甚至穿凿附会，深曲求解，存在着某种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当然，这都是整个社会政治气氛与学术大环境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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