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前所述,由晋至宋,董永故事一直是沿着干宝《搜神记》所记故事的脉络,向前发展的,但在唐代出现了一个插曲和变奏,那就是《董永变文》的出现。
变文原是佛教徒用来宣讲教义的一种说唱形式,包括说、唱两个部分。《董永变文》却有唱无说,所以有人称它为《董永词文》。就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来说,《董永变文》对董永卖身的经过,离家的情景,路遇天女时的对答,织锦的场面,都有所描写,有所丰富,并对这个故事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例如织锦的描写:
经丝一切总尉了,明机妙解织文 章。从前且织一束锦,梭齐动地乐花香。日日总来都不织,夜夜调机告吉祥。锦上金仪对对有,两两鸳鸯对凤凰。织得锦成便截下,揲将来,便入箱。
就都绘声绘色。透过这些描写,我们还可以想到:要“梭齐动”,就得有几张机,就得有助手;请来的当然也是天女,自然要避凡人耳目,所以“日日总来都不织,夜夜调机告吉祥”。这里的“吉祥”,大概就是佛教中的“妙吉祥”,也就是一些女菩萨。后来《织锦记》等作品的有关描写,显然从这里获得了启发。但我认为《董永变文》的突出变异还不是这些,而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帝释”取代了“天帝”,使佛教介入了这个故事,并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哲学的严格体系,原与儒、道两家宣扬的“孝”风马牛不相及,它强调的只是“三皈”、“四大皆空”、“六根清静”。但佛教要打入孝道倍受尊崇的中国,它就不能不入乡随俗、改弦更张。唐初释道世编纂《法苑珠林》,就把董永这类孝行故事视为一颗“珠”,而把它纳入佛教的“珠林”之中。但他还只是摘抄儒者编写的现成故事,而不是改编;《董永变文》则不同,它让帝释成了董永命运的主宰,以显示其存在与威力,以获得中国善男信女们对佛教的崇信。这一事实的本身,也说明了董永故事在当时的巨大社会影响。
二、以前的董永故事,大概是为了维护天国的尊严,突出“仙凡异路”,都不曾提到天女怀孕;在变文中,董永和天女却有了一个孩子。天女回归“本天堂”时,特意叮嘱董永“好看小孩子”。这种亲子、夫妻离别之情,本来是很感人的,是有文章可做的,可惜变文语焉不详,失掉了一个抒情的好机会。也许佛教徒认为不应当渲染这种世俗之情,才特意为此处理的。但天女生子,却把这个故事引向世俗化,并突破了“一月缘”、“百日缘”的期限。因为十月怀胎就非百日所能办到,除非佛家另有妙用。后来的《百日缘》,让天女怀孕后重返天庭,而后又生发出送子的情节,显然是受到了变文的启发。
三、由于留下了一个孩子,后来没娘崽受到旁人嘲笑,便又生发出董仲寻母的情节,于是将句道兴《搜神记》中《田昆仓》的后半部“田章寻母”的情节,改头换面,融入于这个故事之中,并把“好阴阳”孙膑先生也拉了进来。由于孙膑卜卦通灵,泄漏天机,指示董仲在阿耨池找到了正在澡浴的母亲。天女怪孙膑多嘴,让董仲捎给他一个金瓶,结果金瓶吐出“天火”把孙膑的卦书烧却了一大部分,从此人间就不知“天上事”了。这种拼合,对这个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虽无大的裨益,但它增强了故事的传奇性,突破了纪传体的束缚,有助于人们展开文学想象。从体制来说,以前的记事都篇幅短小,《董永变文》却是一篇一百三十四行的七言韵文,算得上《鸿篇巨制》;就故事主人公而言,也发生了较大转换,已由男主角转向女主角;这些都为这个故事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由和尚宣讲的变文,除开头有两句劝善说教外,通
篇都是人性压缩了禅性,使这个故事继续朝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对后世的戏曲小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用的启示。
五
收在明朝洪楩编辑的《清平山堂话本.雨窗集》中的《董永遇仙传》,反映了“天仙配”故事的新发展。
《清平山堂话本》中所收话本,时代各不相同,有宋元时代的作品,也有明代的作品。《董永遇仙传》,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和钱曾《也是圆书目》均未著录,“三”、“二拍”及其他话本选本均未选录,故在《雨窗集》发现之前,鲜为人知,但它对明清戏曲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从语言风格来看,它与《雨窗集》中的《曹伯明错勘赃记》十分相近。《曹伯明错勘赃记》首称“大元朝至正年间”,不类明人口吻,大概可定为元代作品;《董永遇仙传》的成书时代,大抵与之相当。
赵景深先生曾经说过:“故事发展到《董永遇仙记》,可说是有血有肉,情节甚为可观了。”(《读曲小记.董永卖身的演变》)这话是有道理的。在这篇话本里,已把干宝以来的纪传系统与敦煌变文系统的董永故事揉合在一起了,经过加工改造,形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它扩大了董永灾年事亲的描写;补充了卖身葬亲的细节;那棵神奇的槐树,第一次在故事中出现了,仙女“下降于槐树下”,主动向董永求婚,当董永以“又无媒人,难以成事”相推诿时,“仙女道:‘既无媒人,就央槐树为媒,岂不是好?’”后来又在槐荫树下分离,这样“槐荫记”就完善了。织锦的描写,话本虽不如变文具体,但它明白交待:“原来仙女到夜间,自有众仙女下降帮织,以此织得快。”这就更加明白显豁。特别是“槐荫分别”的描写,已突破了旧的樊篱,在仙女身上我们看到了人间儿女的柔情,分携时彼此心情沉重,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行至旧日槐荫树下,暂歇。 仙女道:“当初我与你在此槐树下结亲,如今又三月矣!”不觉两泪交流。董永道:“贤妻何故如此?”仙女道:“今日与你缘尽,固(故)此烦恼。实不相满,我非是别人,乃织女也。上帝怜尔孝意,特差我下降,与你为妻,相助还债,百日满足。奴今怀孕一月,若生得女儿,留在天宫;若生得男儿,送来还你。你后当大贵,不可泄漏天机。”道罢,足生祥云,冉冉而起。董永欲留无计,仰天大哭:“指望夫妻偕老,谁道半路分离!”
仙女身不由已的苦衷,已然透露,后世的《槐荫分别》,正是在这身不由已上做文章。开辟之功,不能不归之于这个话本。
话本的后半部并不精彩,甚至可说是画蛇添足。它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照应仙女临别时说过的那句话,“你后当大贵”,写傅长者“打开仙女所织之纻丝看时,上面皆是龙文凤祥,光彩映日月。长者大惊,不敢隐藏,将此事申呈本府”。府尹又上奏朝廷,于是诏书征召董永,封为兵部尚书。傅长者也因进贡异样纻丝之功,封为佥判之职,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董永。正当董尚书新婚宴尔之日,仙女亲来送子,了结了这个人神恋爱故事。但如此了结,不仅大大破坏了这个爱情悲剧的气氛,而且也破坏了董永的形象。作者的本意原不过借此宣扬“善有善报”的思想,但客观上却是以一种庸俗的富贵观念来破坏人情的真、善、美和艺术的真、善、美。
话本后半部的另一内容,是对《董永变文》后半部董仲寻母的改写。变文中的董仲,在话本里变成董仲舒;变文中的孙膑,在话本里变成了严君平。这大概是因为汉朝确有个董仲舒、严君平,作者想借此以证明事之确有,却又和历史开了一个大的玩笑,因为在开篇里就介绍董永是东汉中和年间人,而董仲舒、严君平却是西汉人,这就驴唇不对马嘴了。除了换了两个人名之外,话本还改变了母子相会的地点和方式。这显然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不允许儿子抱走正在池中澡浴的母亲的衣裳,害得赤身裸体的母亲“羞见小儿郎”。于是话本把相会的地点改在太白山中,当时“一群仙女下来洗药瓶”,其中“第七位穿黄的”,便是董仲舒的母亲。仲舒见母,“纳头便拜,扯住了,只叫‘母亲,丢得孩儿了(好)苦’”;这么一改,自然维护了母亲的尊严,再不使她感到难堪。母子分别时,母亲交给儿子的,除变文中提到的那个金瓶之外,还有一个“与孩儿戏耍的”盛有约七合米的银瓶。结果两个瓶带来了两个灾难:金瓶飞出的火星,“将上元觉子并知过去未来之书,尽数烧了”,还薰瞎了严君平的眼睛,从此后世卖卜、算命的多是瞎子;银瓶里的米,原是仙米,仙女叫仲舒每日吃一粒,仲舒将它“一顿煮来吃了”,结果身体暴长,惊死了父亲。几年以后,仲舒自言玉帝差火明大将军宣他上天,被封为鹤神。说实在的,这样的收煞,真叫人啼笑皆非,除了有意神异化之外,我看不出有任何意义。
对“百日缘”这个爱情悲剧来说,《董永遇仙传》虽有所发展和前进,但悲情并没有着重渲染,收尾处还有意被冲淡,悲剧的深层意蕴也没有被揭示出来。仙女虽有恋夫之情,但她更自觉地遵奉天命,故特意宣称:“夫妻自有定数,不可久留。”在她的陈述中,“天帝”不仅不是悲剧的制造者,而且是情缘的缔造者,所以她对此毫无怨尤。从天女的言行中,我们既看到了封建时代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向住,又看到了“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和婚姻宿命论对他们头脑的禁锢。话本作者的头脑自然也受到了这种禁锢,他的“天命难违”、“夫妻自有天数”的思想,局限了这个悲剧故事的发展;而他的“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说,又使这个悲剧故事拖上了一条长长的“补恨”的尾巴,反而冲淡了悲剧的气氛。话本的这种艺术处理,对后世同题材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收集在《董永沉香合集》中的《小董永卖身宝卷》(上海惜阴书局石印本)、《新刻董永行孝张七姐下凡槐荫记》(清末云南焕文堂刊本)、《董永卖身张七姐下凡织锦槐荫记弹词》(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种影响。
在《董永遇仙传》中,虽没有出现“七仙女”之名,但有了一点影子。她在一群仙女中属“第七位穿黄的”,后世的“七仙女”,很可能就是由此演变而来。
六
“百日缘”悲剧的最后完成,不能不归功于明清以来的戏曲。只有在戏曲中,仙女才真正向往人间的爱情生活。才真正“愿作鸳鸯不慕仙”,才对“天命”与“父命”流露了不满;也只有在戏曲中,董永对真正爱情才变得十分执着,才对拆散美满姻缘的玉帝表示极大的悲愤。
以董永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可以上溯至宋元南戏。钱南扬先生的《宋元南戏辑佚》中,就收有戏文《董秀才》(一名《遇仙记》)的残曲。但就现存的六支残曲来看,我们不仅无法弄清这个剧本的全貌,甚至也难看出它在哪方面有何特殊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剧本里,董永不再是个道地的农夫,而是一个穷秀才。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他后来在朝廷中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而造就的一种新的资历。这种伪造的资历,对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还产生过一定影响,有些说唱故事和戏曲就承袭了这种新的履历表。
北杂剧中也曾有过一部董永戏。明嘉靖间刊本《雍熙乐府》卷十四里,收有北杂剧〔商调.集贤宾〕一套唱词,即相当于北杂剧一折戏的唱词。但我们查不出这部杂剧的作者是元人还是明人,因为《录鬼簿》、《续录鬼簿》、《太和正音谱》,都不曾著录这部杂剧。我们只能断定这是一个末本,这套唱词全由董永唱:起先是董永哭母(传统的董永卖身葬父,在这里变成了董永卖身葬母),而后是董永对仙女所说的话,略相当于后来的《槐荫相会》。由于科白全无,仙女的言行只能从董永的唱词中猜知一二,这与后世的仙女为主角的《槐荫相会》,自然韵味不同。但即使这样,我们仍能从唱词中感到仙女的落落大方,执着于情,全身心地爱着诚朴而善良的董永。当董永以“我如今丧服之际”,“家无业,缺饮食,为无钱葬母卖了身躯,跟我去恐防连累了你”等理由拒婚时,她仍不改初衷,迫使董永采用了缓兵之计:
你时下还家去,我常常的打 听着你;等的咱孝服满,立个良媒,那其间成佳配,似这般有甚迟?
仙女显然反而说服了董永,并使他十分感动:
〔后庭花〕我这里待推来怎 地推?越教人难摘离。他那里一星星言端的,一桩桩都是实,好教我痛伤悲。甚么“夫荣妻贵”!他又不是官府逼,又不是父母催,又不是图饮食,又不恋我富贵。
〔双雁落〕怎生平白地和我 受颠危!使咱家心转疑。必是和咱家有干系,是前生少欠的,今世来聚会。
他终于答应了婚事,并感激仙女说:
〔浪里来煞〕你道是愿为奴, 愿作佣,你道是要赎咱卖身契,想当初卓氏不希奇,妇人中古今谁似你!若是我有朝一日荣贵,那时节报答你个大贤妻!
这几支曲子,颇有元曲韵味,语言本色,感情真挚,我们不能不说词是绝妙好词,情如水银泄地。剧中不见太白金星出现,不见槐树作媒,神奇色采并不浓,但人情味十足,确是一折以情动人的好戏。剧中董永高喊出的“妇人中古今谁似你”,也许是这类戏中对七仙女人格的最高评价,集中突出了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反映出这一悲剧人物的崇高美。
明清两代传奇中的董永戏,留下来的虽不多,但原先的数量并不少。明代杭州的心一子曾著《遇仙记》传奇,吕天成《曲品》说它演“董永事,词变不俗”。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剧品》,称此剧“填词打局,皆人意想所必到者,然语不荒,调不失,境不恶,经此列于词场,亦无槐矣。”惜全剧已佚,《明清传奇钩沉》仅辑得佚曲四支,难以据此作出论断。
明末艺人顾觉宇撰写的弋阳腔《织锦记》(一名《天仙记》),全剧已佚,明奎璧斋刊本《新镌南北时尚乐府雅调万曲合选》中,收其《槐荫相会》、《槐荫分别》二出,保存了该剧精华,但编者对原作作了不同程度的删改,有的地方改得与《曲海总目提要》介绍的该剧本事稍有出入(如董永原卖身于府尹傅华家,《槐阴分别》却改为富家),有的地方改得前后斗不上榫(如《槐荫分别》明言曾蒙槐树为媒,但在《槐阴相会》中仅有太白金星出场,而无槐树为媒这一细节),但基本完好。
明清无名氏作者尚有《天缘配》、《卖身记》、《织绢记》等作品。《卖身记》未见著录,仅于明清戏曲选集《缠头百练》、《万锦清音》等书中残存散出。其中《槐荫分别》一出,堪称精品;但拿它与《织锦记》中的《槐荫分别》比较,我却惊奇地发现:这两出戏在内容与文字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只是《卖身记》中的那出戏篇幅扩大了一倍,细节也更为充实,文词也更加细腻和雅洁,抒情性也大大加强,因此我怀疑《卖身记》是《织锦记》的修改本,是在演出过程中经过不断充实、润色而形成的一个新本。
《织绢记》,全剧已佚,《万曲长春》选其《仙姬天街重会》一折,此外《乐府菁华》卷三、《大明春》卷五、《八能奏锦》卷三,都提到过《织绢记》。但有人怀疑《织绢记》乃《织锦记》的异名,因未见作品,难作判断。
《天缘配》,全剧已佚,但《今乐考证》、《曲考》、《曲海目》、《曲录》均已著录,虽本事不详,研究者却认为它很可能是演董永故事的。
此外,清代椿轩居士写的《孝感天》传奇及其续篇《天感孝》传奇,也可能涉及了董永的故事,因未见其书,不敢武断。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只能从《织锦记》、《卖身记》的残存散出和有限资料,来探索董永遇仙故事在明清传奇中的发展。
《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五介绍了《织锦记》的本事,原来它在关目上写话本《董永遇仙传》一脉相承,同样拖着一条寻母的尾巴。从现存的两出来看,《织锦记》突出了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和感情的抒发,在细节描写、人物刻画等方面,较之话本有长足的进步。近代的黄梅戏《天仙配》、楚剧《百日缘》显然都是以槐荫相会、槐荫分别为主轴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并直接吸取了这两出戏的艺术营养,所以这两出戏实为全剧的精华,它们的成就能说明董永故事在明清传奇中的新发展。
先说《槐荫相会》。仙女兴冲冲地先上场,对离开天台、来到尘世,准备与凡人董永结为夫妻,感到十分高兴,因而满怀喜悦地在“槐荫树下等他来”。董永上场时的情绪,与仙女的情绪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他边走边哀叹着:“才离亲冢堪哀,堪哀。生来命蹇时乖,时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构成了一种戏剧情势,暗示着婚事的不易偕合。董永见“一个妇人当路,不免咳嗽一声,“待他方便,我好过去”。可是对方不予理睬,于是他改行小路,小路上却又撞上了她;他再走大路,大路上又碰上了她。于是质问对方,不料对方反而振振有词:“头头相遇,莫非有缘?”求偶之意,显而易见。今天的青年观众信口哼着:“大路不走走小路”的黄梅曲调,也许只觉得好玩,但在三百年前,作者要作这样的艺术处理,就得有敢于蔑视封建法规的勇气和胆量。经过这样艺术处理,仙女蔑视封建礼法的反抗精神凸现出来了,她的泼辣性格呼之欲出,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也表现得十分真切,她头上的神灵光圈被抹掉了,根本不像一个奉命嫁人的仙姬,倒像一个向往自由爱情的市井小民。她的这种言行,对董永来说既是有意撩拨,又是有意试探。董永的表现则不槐为诚笃君子,在这样一位勇敢的女性面前,自然感到惊慌和茫然。为了缩短彼此间的感情距离,并唤起董永的同情,她为自己编造了一篇可悲可悯的人生经历,希望董永怜其“寡新孤形”,结成眷属。不想头脑冬烘的董永不仅全无亲近之意,反而责备她“不守闺门禁,惹得旁人论”。看来要说服这样的呆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仙女便反守为攻,玩弄狡狯,声称要将董永“扯到官司,依律从头问,调戏良人罪不轻!”想吓唬这个呆子,使之就范。董永却软硬不吃,仍然拒绝这门婚事。正当仙女左右为难的时候,太白金星出现了,以“姻缘姻缘,事非偶然”相劝说;老槐树也开口说话,为他们作媒。在这些奇迹面前,董永觉得天意难违,同时也为仙女的热情所感动,这才答应了婚事。但他的内心仍然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深谢娘行美意,悯念孤寒一腐儒……百年偕伉俪”,一方面仍为对方着想,“莫把青春耽误,永远孤凄,那时节悔不及,心自迷,劝娘行三思”。他得到的回答是:“董郎,自古君子固穷:箪瓢陋巷,不改其乐;大舜未遇,隐耕历山……何须忧闷则甚!”“奴虽是裙钗之辈,百事周知,也不论粗和细;做出锦绣罗绮,云编挑刺,管取功程完满,衣食盈馀。”这样打消了董永的顾虑,两人才高高兴兴去傅家上工。这出戏,情节曲折有致,人物思绪起伏,两个不同人物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舞台上相映成趣,造成了亦谐亦庄的喜剧效果。
再说《槐荫分别》。我这里采用的是《卖身记》中的《槐荫分别》。这出戏的妙处,全在于它细腻地展示了仙女不忍与董永分离而又不得不与董永分离的苦痛心情,反映出专横的封建家长制(在剧中表现为“父命”与“天命”)对美好爱情的摧残,表现了封建时代追求自由爱情的青年男女,在当时无法抗拒的力量面前的痛苦挣扎和悲愤抗议。
在封建社会,妇女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个剧本里,仙女即使是玉帝的女儿,即使是“神仙”,也毫不例外。玉帝可以随意簸弄她的婚姻。先是把她当作奖品,拿她去奖赏董永,叫她去为董永偿债,而决不是为了女儿的幸福。对这种“父命”与“天命”,仙女只能服从。与董永结合之后,她获得了爱情,但她无权维护这种爱情,因为玉帝既有权强使她就婚,又有权拆散这种婚姻;他严厉规定:他们只能有百日姻缘,“午时下凡,午时归天”,不得俄延片刻;稍有违拗,不仅贬谪仙姬,而且罪及董永。他还把这种封建家长的专断独行,说成是“天数”,真是蛮横到了极点!天界实际上是人间的幻影,玉帝即封建势力的化身。透过仙女的婚姻悲剧,剧本真实地集中反映了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和罪恶。
对七仙女的这种艰难处境,董永当时还蒙在鼓里,所以在“三年之债百日满”之时,他“一番提起,一番欢欣”,像出笼的小鸟,兴冲冲飞在头里。而仙女一想到“大限”已到,心情哀伤,举步难行。她看到董永那股高兴的劲头,更加心如刀绞,不觉低声哀叹道:“他那里欣然往前走,怎知我今日离分!”正在兴头上的董永,偶然听说“离分”二字,如触电一般,忙问:“娘子如何说分离二字?”仙女知道,此时此刻如果陡然和盘托出真实情况,董永一定承受不了这种猝然而至的沉重打击。为了爱护丈夫,她不得不把话题叉开,然后慢慢地暗示和启发,希望丈夫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不至于一下被这股特大的“冲击波”击倒。于是她费尽了心机,借傅长者和赛金小姐临别时送给他们一锭凿开的银子、一根绒线、两个枣子一个梨,给董永打了三个哑谜:“一定分开”、“虽无千丈线,万里系人心”、“早早分离”。董永没有领会她的用意和苦心,反怪她说话不吉利。仙女无奈,只好设法把话挑得稍为明白一些,恰好小溪中出现一对鸳鸯,便借此为题,发了一通议论,而后说:“哎,董郎,雌鸳鸯今天要上天!”并使出仙家法力,使雌鸳鸯真的朝天上飞去。董永说雄鸳鸯也会跟着上去,可是任他怎样驱赶,雄鸳鸯就是飞不了,他便骂它“呆鸟不知飞”。仙女借机点破:“可比董郎痴!”董永没有省悟,反说:“比我?只怕还是我活动些!”接着仙女又以同林鸟为喻,借俗语点题:“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和你各自飞!”董永责怪道:“娘子怎说此话!替你改了:我和你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和你永不分离!”这一回又不奏效,仙女便又借破镜说法,对破镜哭泣,董永反说:“小气得紧!归家买一面就是了。”仙女便提醒他: “破镜乃不祥之兆!”“虽则两相照,到底不圆合!”这一连串的不吉利语,终于引起了董永的疑心:“咳,娘子!你往常说话皆伶俐,今日缘何絮聒多?”仙女便顺势说明原委:“非是我絮聒多,我话言来在舌尖,说也说不出;说出来,只怕你痛如刀割。”但董永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他的妻子是仙人,更想不到她今天就要上天,反而关切地问道:“莫不是傅家有差讹?”“莫不是背地受折磨?”仙女连说不是,董永便说:“睡多梦多,坐多话多。”催着妻子上路回家。仙女便暗示他:“你回你家,我回我家。”董永仍茫然不解其意,急中风硬是碰上了慢郎中!分离的时辰到了,仙女实在没法,只好直话直说,并提醒他:“我若不是仙姬,一日一夜能织十 花绫锦缎,还有工夫做双鞋与你穿?”这才使董永大梦初醒,明知留也难留,但怎么也不愿分离,仙女便哭诉道:
董郎你有所不知,玉帝命我 午时下凡,午时归天。若迟时刻,谪贬仙姬,罪及罪及难饶怒。(生)和你夫妇情?(旦)顾不得夫妇情;(生)恩和义?(旦)顾不得恩和义。割断同心,分开连理。抛弃! (扯生倒地介)玉皇呵,玉皇!你好坑陷杀人!既教我下凡,何须要我归天!既教我归天,何须我下凡!你看董郎见说分离两字,两泪汪汪倒在地。夫呵,你不忍舍得妻子,难道妻子舍得你!莫说百日夫妻了,一夜夫妻百日恩百夜夫妻海洋深。你那里难舍,我这里难分。忍见君哀告惨凄,哀告惨凄!苦,天哪,不由人肝肠裂碎!(扶生起介)(生)妻呵! (旦)夫,在这边。(合)分离去,又未知何年月日再得共鸳帏!何年月日再得共鸳帏!
不愿分离的恩爱夫妻,无法抗拒“天命”。高悬着的无情剑,活生生地砍断了连理枝!高悬着的无情棒,恶狠狠地打散了鸳鸯鸟!受害者的满腔怒火,不能射向主宰着他们命运的父权与皇权,使“天仙配”故事第一次引爆了火山,放射出反封建思想的光辉,显示出自我与人性的觉醒,而不像这个故事过去表现的那样“懔遵天命”,或默默地忍受着封建权威的压抑。这种巨大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新特点,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启蒙意识。我们从清代北京岔曲,还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
从天降下无情棒,百日期满,打散鸳鸯,槐荫树下别董郎。
一朵祥云脚下起,董永上前 扯衣裳。“贤妻若走将我带,带我一同上天堂。”仙姑见此景,腹内转柔肠:“有心不回天堂去,父王降罪难承当;无奈回转天堂去,怎舍夫妻恩爱长!”心惨切,怨父王,早知恩义不久长,何必凡间走一场!这才是成也萧何,败也是萧丞相?从今后,天上人间两渺茫!
可见这种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这出戏在艺术技巧上可与《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相逼媲美,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亦可谓异曲同工。梁山伯与董永的“呆”和“痴”,虽使人为他们着急,但人们从他们的“呆”与“痴”中看到了他们善良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怀。光就《槐阴分别》而言,董永所表现出来的“呆”与“痴”正好反映了他对仙女的一片深情、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而仙女的各种暗示和表白,不仅表现了她的智慧与敏捷,而且展示了女性的纯洁而美好的心灵,反映了她深沉的爱。前文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是‘情’的释放过程,‘情’的成熟过程。”至此,过去被禁锢的“情”,像打开了闸门,尽情倾泄出来,证明这个故事的确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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