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之为《春秋外传》,和作为《春秋内传》的左传并列,两书互为表里,互相参证。国别史。二十一篇。相传《国语》的作者为左丘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也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汉书·司马迁传赞》)。吴韦昭称左丘明作完《左传》,“雅思未尽以为《国语》”(《国语解叙》)。但《论语·公治长篇》提到一位左丘明,他生活在春秋晚期。《国语》记载的史实涉及到楚攻越,杀越王无强能的事,说明这些篇章成于公元前三五五年。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襄王墓中掘出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国语》三篇,称魏襄王为“今王”。因此春秋时代的左丘明是不可能写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的。《国语》是一部历史文集的汇编,它关于春秋时期八个国家史事的记载详略不同,文风迥异,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可能为当时各国史官所记载,再经过整理编排,加工润色而成。传到西汉经刘向考校最后定型。《国语》大致成于战国初年,约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至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之间。
《国语》是记言体史书,以国分类,各自成章。共二十一篇,计有《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其所记史事上自西周穆王十二年征犬戎,下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约五百年的历史。其中主要记载了春秋时期东周及鲁、齐、晋、郑、楚、吴、越各诸侯国的历史,也有不少西周史实。西周的历史从穆王开始,经历了恭、厉、幽、宣、襄、定、灵王等诸王的历史,反映了周穆王征犬戎,周厉王暴虐,周王室东迁等重要史实,完全可以了解西周王室的兴盛和衰败及诸侯兴起的过程。《鲁语》始于庄王长勺之战,终于春秋末年,主要记载了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的事迹。《齐语》突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政绩,如书中载:“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这段对话反映了管仲对赋税制度改革的意见。《晋语》始于武公,终于昭公,共九卷,篇幅较大,内容较丰富,叙述了晋国从武公开始,经历了骊姬之难,公子重耳、夷吾出奔,以及晋文公树霸业和其改革措施。如对公子夷吾的记载:“公子夷吾出见使者再拜首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絷曰: ‘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嬖大夫丕郑与我矣,吾命之以负葵之田七十万。”《楚语》记载了自庄王至白公之乱春秋后期的历史,主要讲灵王与昭王的事迹。《吴语》和《越语》则反映了吴越之间的争霸斗争。
《国语》同《左传》所载大部分相同,其中也有《左传》所没有的内容。《左传》长于记事,尤其是记叙战争,而“国之大事,惟记与戎”,《左传》对祀的记载就很少,而《国语》却有不少关于祀的记载。如《国语·国语上》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左传》的记载以中原华夏地区为中心,很少涉及到少数民族地区,而《国语》对吴、越等边远地区均有叙述,还有诸如经济、制度、风俗方面的内容,可以补充《左传》的阙失。
《国语》的主要特点是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它主要通过上层统治阶层的士大夫及贵族的言论、辩论来反映历史事件,异于《左传》以记事为主的特点。如《越语》所记载的“勾践灭吴”,反映了越王勾践用范蠡文种之谋,十年含辛茹苦,最后打败吴国的历史。但这段历史内容都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即记言来表现的。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采用了分国记事的方式,由于是对各国历史的分别叙述,难以做到自始至终,全面系统。材料零散,缺漏之处颇多,所以不如《左传》那样全面反映春秋历史。
关于《国语》的评价,较为复杂。在先秦典籍中受责难较多的就数《国语》。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余录》里说《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文词支蔓,冗弱无骨”,完全否定了此书。如此评论,有失偏颇。《国语》虽被列为“杂史”,但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该书史料极为丰富,可以补充《左传》之不足。《国语》起自周穆王(约前967年),《左传》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1年)。《国语》比《左传》早出246年。这二百多年的历史,《左传》虽有涉及,但不如《国语》所载详尽。
其次,《国语》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突出贡献。它首创了国别史的体例,分国记事,将各国的材料再按时间先后排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史书归为“六家二体”,称《国语》为“国语家”,(后来重要的史书《战国策》、《三国志》、《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等书的编写,都受到它的影响),足见其重要性。缺点是《国语》以记言为主,在编纂上不够完整。
再者,全书围绕了一个主题:兴和衰,通过对史实的记录,探讨了兴衰治乱之根源,如夫差拒谏而亡国,勾践纳谏以兴国的历史教训,有史有论,体现了作者书史的目的,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进步。
《国语》章法上较杂乱,文学价值方面也没有《左传》的平实严谨,语言精炼、逶曲叙事的优点,也不如《战国策》纵横捭阖、妙趣横生、比喻确切,更不能和《史记》相提并论。但是《国语》也不乏生动的篇章,用辞简练,逻辑严密,也有其独特之处。如《越语》“勾践灭吴”一段,讲勾践注意人民的生聚教训,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寥寥数语、描写人们拥护勾践,勇于参战的场面。《晋语》写骊姬,《吴语》写夫差,《越语》写勾践,刻划人物都比较成功。因此,《国语》还是比较好的历史散文。
历代为《国语》作注的人不少,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韦昭的《国语解》,它保留了东汉郑众、贾逵、三国虞翻、唐固等的注本片断,是比较完善的注本。清人洪亮吉的《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近人吴增祺的《国语韦解补正》,徐元诰的《国语集解》都是比较著名的注本。
通行版本是宋代刻印的宋天圣明道本和宋公序补音本两种。清代黄丕烈据宋明道本影刻,附有顾千里所撰的札记一卷,武昌书局重刻黄氏本,增附汪远孙的《考异》四卷,上海古籍所一九七八年校点本是根据此本为底本。标点本是最便阅读的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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