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著作。西晋陆机撰。其写作年代,说法不一。唐代杜甫《醉歌行》说“陆机二十作《文赋》”,即晋咸宁六年(280年)左右。近人逯钦立、陆侃如等认为其写作时间是陆机四十一岁或四十岁,即晋永康二年(301年)或元年(300)年;姜亮夫《陆平原年谱》中则认为是陆机三十岁左右、即二九○年左右所作。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无确切证据,故存疑。(撰者事迹参见“《陆士衡集》”条)
《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重要著作。其文体形式虽为赋体,但其内容则是作者依据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并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对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特别是创作主体(作家)在创作中的作用,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文赋》开头是一小序,指出创作中常常出现“文不逮意”、“意不称物”的矛盾,《文赋》之作即试图说明和解决这一矛盾,所谓“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接着,陆机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各种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谈艺术构思。陆机认为构思之前要有两方面的准备,即“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前者指净化自己的情思,涤除杂念;后者指学习前人的著作,丰富自己的学识。构思开始,只是涉及意与物的关系,“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更进一步则涉及文与意的关系,即用语言文字把构思的意象固定下来,“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其间,艺术想象发挥重要作用,作家须“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还要考虑结构、布局、剪裁、修辞,“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其次,陆机论述了创作中文辞体式的选择及各种文体的风格特点,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其中,“诗缘情”的提法较之过去“诗言志”的观点有新的突破,表现出陆机对诗的本质特点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陆机强调文学创作应表现出作家的独特个性和多样化的风格,“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再次,陆机论述了创作的各种具体表现方法和技巧,如定去留、立主脑、戒雷同、济庸音等等,指出该删的要删掉,“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要立“警策”以突出作品的主题;要避免重复和雷同;要“白雪”与“下里”相济。陆机还强调创作中应避免五种文病,从而达到“应”、“和”、“悲”、“雅”、“艳”五种美的效果。最后,陆机特别论述了创作灵感的问题,说明“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特点,认为灵感并非人力所能控制,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这在我国文论史是第一次明确论述这一问题。《文赋》继承了曹丕《典论·论文》的传统,而又突破了儒家“诗言志”的框框,开启了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赋》全文载于昭明《文选》。又收入《陆士衡集》、《陆平原集》中。今人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程千帆《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八一年版)、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等书,对《文赋》注释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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