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著作。十卷。五十篇。刘勰撰。大约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年)。
刘勰,字彦和。约生于南朝宋泰始二年(466年),约卒于梁大同五年(539年)。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侨居京口(今江苏省镇江)。自幼家贫,因谋生无门,曾依沙门僧佑,协助整理佛经,研读经史百家和文学作品。大约三十一、二岁开始写作《文心雕龙》,五年完成,得沈约赏识,遂为人知。入梁出仕,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后世称他为刘舍人。《梁书》有《刘勰传》。
《文心雕龙》五十篇,基本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前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刘勰自称是“文之枢纽”,也就是全书的总纲。在这五篇、尤其是前三篇中,表现了刘勰文论的主导思想。刘勰认为,“道”是决定世界变化的最终根据,是天地万物和人类文化的基本来源。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都是“道”的表现形式。自古以来,“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由此可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圣——文,三者正是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后人著书作文,都必须原之于道,征之于圣,宗之于经。在刘勰看来,玄圣所创立的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圣人的文章,“衔华而佩实”,堪为楷模,“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条,实际上也是刘勰对文章所提出的六条标准。此外,刘勰在《正纬》和《辨骚》篇中,还分别谈到按经验纬和依经辨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以古圣经典为标准,来衡量纬书和楚辞,指出后人作文,“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经典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
从《明诗》到《书记》计二十篇,中心内容是谈文体问题,包括对各种文体的特点加以说明,对文体的源流加以考察,同时也对一些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当时人们一般以有韵者为“文”,以无韵者为“笔”。刘勰分别对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大类三十五种文体进行了评说,涉及到诗、乐府、赋、颂、赞、祝、铭、箴、诔、碑、史、传、论、说等等,总结了各种文体的写作经验。如在《明诗》篇中,刘勰谈到“诗言志”和“诗人情性”的本质,并且注意到“歌永言”,即讲究音节的特点,而且还谈到“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要求写诗须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在《诠赋》篇中,刘勰指出“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认为这是“立赋之大体”,扼要说明写赋的特殊规律。这是继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之后,对文体问题更详细、更深入的理论阐发。
从《神思》到《总术》计十九篇,主要论述创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此外,《时序》和《物色》两篇也涉及创作问题;如果再加上其他篇章中有关创作的许多理论观点,可以说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创作论。这是刘勰文论思想中最精采的部分,他对文学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例如《神思》篇专论艺术构思,其中谈到艺术想象的特点,较之陆机《文赋》更加深入和全面。刘勰认为艺术想象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艺术想象可以“规矩虚位,刻镂无形”。但是刘勰并不认为想象可以脱离现实生活的客观基础,他指出: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在这里,“神”与“物”总是相互联系着的,想象总是以现实事物的感性形象为素材和原料,去构造各种“意象”。而且刘勰还注意到在艺术想象中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体性》篇论艺术风格的形成问题,继承曹丕《典论·论文》的思想而有所发展。刘勰认为,不同作家之所以会有不同风格,既决定于先天的“才”、“气”,也决定于后天的“学”、“习”。“才有庸㑺,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风骨》篇论作品应具有强烈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和刚健清新的文风,对后世创作理论影响颇大。《通变》篇讨论文学发展的规律,发挥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从而探讨文学创作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主张“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提倡大胆创新,“日新其业”。《情采》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要求“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重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主张“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镕裁》以下各篇,分别论述了修辞、声律、结构、剪裁、对偶、比兴、夸张、用事等各种艺术技巧问题,不乏精辟见解。《时序》、《物色》两篇既涉及创作,亦涉及批评。前者从更宏阔的角度论述时代及社会各种现象对文学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平时序”;后者则谈到自然现象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提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著名论点,并且对“以少总多”的典型化问题作了独到的论述。
《才略》、《知音》、《程器》三篇着重论述文学批评问题,是《文心雕龙》的批评论。《才略》和《程器》是有关作家的评论,前者论作家的文才,后者论作家的品德。《知音》则对文学批评和欣赏问题作了全面的阐发。刘勰指出,因为作家各有特点,作品也有不同风貌,所以批评家就应排除偏见,力求全面、客观地看问题,对作家作品作出公正评价。他要求批评家“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并且要“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对作品作全面考察。《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是《序志》,即全书的序言,说明书名的缘由、写作的动机、持论的态度以及基本内容和结构。
《文心雕龙》全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艺术的经验,在继承前人思想成就的基础上,构成了自己“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不但为中国历代文人、学者所重视,而且越来越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理论家所注目。
现存《文心雕龙》的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最早的刻本为元代至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从明代弘治本以后,刻本、校本、注本甚多,清代黄叔琳辑注本集其大成。近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注释颇详,流行最广。此后又有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等,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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