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著作。除序言外,三卷。南朝钟嵘撰。成书年代大约是梁天监十二年(513年)或十三年(514年)。《诗品》在《梁书》本传中称《诗评》。《隋书·经籍志》中或曰《诗品》。唐宋时二名并行。宋以后,《诗品》这个名称流行开来,直到现在。

　　钟嵘,字仲伟。生于宋泰始四年(468年),卒于梁天监十七年(518年)。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人。南齐时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曾任衡阳王萧元简的记室,后又任晋安王萧纲(后为梁简文帝)记室,世称“钟记室”。《诗品》的写作大约开始于天监元年,历时十余载完成。《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传》和《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记载了他的一些生平事迹。

　　《诗品》前面的序原分散置于各卷之首,但与各卷正文并无有机联系。清代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把它们合为一篇,置于全书之前,作为总序,以后即成为通行的格式。《诗品序》集中反映了钟嵘的诗歌理论主张,可以说是他的诗歌批评的理论纲领。在序中,钟嵘从不同文体的比较中把握诗的本质特征,指出诗与“经国文符”、“撰德驳奏”等应用文体旁征博引、以理服人的特点不同,它是“吟咏情性”、以情动人;它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创造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它要具有审美感染力,要有“滋味”,要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它要有无穷的审美意蕴,以有限的感性形式表现无限的艺术内容,即所谓“文已尽而意有余”。基于对诗歌特性的这种认识,钟嵘对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段和艺术形式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例如,他主张“兴”、“比”、“赋”三义并用而不可偏废,他认为兴是“文已尽而意有余”,比是“因物喻志”,赋是“直书其事,寓言写物”,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创作出有滋味的诗,“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在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他特别推崇五言诗,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其“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对五言诗的出现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应有地位,作了理论上的论证。他认为诗歌创作要在兴、比、赋三者并用的基础上,“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即深厚有力的思想情感内容与生动、形象、绚丽的词采相结合,以达到“诗之至”。为了使诗具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钟嵘还特别重视诗人情性与自然、社会的密切联系。他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所以春风、秋月、夏云、冬寒,自然气候的变易触动人的情思,形为诗篇;而广阔的社会生活,楚臣、汉妾、战事、闺情、亲朋、家人等等,感荡心灵,非陈诗不能展其义,非长歌不能骋其情。钟嵘认为,诗人在自然与社会事物的感触之下,应采用“直寻”的方法进行创作,即直接描写具体可感、生气贯注的对象,而不应专事用典,这样才能使诗清新生动。

　　《诗品》正文三卷评论了从汉魏到齐梁的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卷上十二人是“上品”,卷中三十九人是“中品”,卷下七十二人是“下品”。全书六十条品目,或一条评一人,或一条评数人;或“致流别”(探讨艺术渊源、风格流派),或“掎摭利病”(分析作品优劣得失),或“显优劣”、论“品第”(比较、品评作家成就高低)。钟嵘很重视诗人之间的承继源流,对不同艺术流派的划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风格流变的研究独辟蹊径,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不乏真知灼见。但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显得混乱,具体品评也多有牵强附会、不甚得当之处,如把曹操贬在下品,把陶潜、鲍照抑在中品,都引起后世一些人的非议。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被称为“诗话之源”。它问世后,历代诗人、学者经常提及:它的一些重要论点,如诗“吟咏情性”,“滋味”说,倡导“直寻”,反对专事用典的意见,“兴”、“比”、“赋”三义并用的主张等等,几乎得到后人一致承认。

　　《诗品》版本颇多,多见于宋、元、明、清各种类书和丛书。现存最早的全本是宋代章如愚辑的类书《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还有元代延祐庚申(1320年)圆沙书院刊本,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退翁书院钞本和正德丁丑(1517年)《顾氏文房小说》刊本。现存最早节本见于宋代类书《陈学士吟窗杂录》,还有明代胡文焕《格致丛书》本。流行较多的版本是明代《津逮秘书》本和清代《学津讨源》本。对《诗品》的注释,最早见于明代冯惟讷的《诗纪别集》以及陆钺《钟嵘〈诗品〉注释》(未见刊本)。现在所见到的第一部完整注本是陈延杰《诗品注》(1925年成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新版)。后有许文雨《诗品释》等。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收集颇富,注释亦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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