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史商榷》是 一部评论历代正史的史论类著作。清王鸣盛撰。约乾隆年间成书。本书除原刻本外,清末有广州局本。民国时有上海文瑞楼刊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时,分为上、下两册,为现今通行本。1987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了文瑞楼版,但此本流传不广。
王鸣盛 (1722—1797),字凤喈、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更号西沚。清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县) 人。乾隆十九年 (1754 )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乾隆二十八年(1763) 以丁父艰归乡里,后卜居苏州,闭门读书,不再出仕,专事著述三十余年。他“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故其所著考经考史参半。此外,王鸣盛对诗文、小学、目录、金石之学也有研究,一生著述颇丰,以 《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篇》三书最为著名。
《十七史商榷》共100卷。所论上起《史记》,下迄《五代史》。实际上,除了 《新唐书》、《新五代史》,还包括了 《旧唐书》、《旧五代史》,计十九史。故 “十七史”之名,只是统称而已。全书分九部分: 评论 《史记》6卷,《汉书》22卷,《后汉书》10卷,《三国志》4卷,《晋书》10卷,《南史》合《宋、齐、梁、陈书》12卷,《北史》 合 《魏、齐、周、隋书》 4卷。《新、旧唐书》24卷,《新、旧五代史》6卷,共计98卷。另有《缀言》2卷,论史家义例,简单明了。全书篇首有作者自序一篇,记叙了撰著是书的目的、方法以及特色等等。
《十七史商榷》是以笔记的形式,评述历代正史,在史料鉴别,辑佚、整理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内容广泛,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1.作者致力于校勘诸史文字和考证历代典制。王鸣盛治史讲究真实,主张引用史料须考核斟酌,不管是实录还是小说,不预存偏见,以求实为目的。因此,他认为史学校书为广义的校雠学,不仅要校其字义,而且要校其异同。他充分利用自己较深厚的史学功底,又广泛运用小学、舆地、金石、版本、音韵等学科作为辅助手段,对19种正史的本文及注文进行校勘,改正伪文,添补脱文,删去衍文,核实事迹,剖析异同。无论是校正一字、一地或一个年代,还是考证通篇文字,王鸣盛 都能做到严谨踏实,择善而从。在本书中除了校释文句外,他把重点放在详细论述舆地、职官、典章制度上,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学者每录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梁启超也认为,对头绪繁纷的事迹以及制度,《十七史商榷》是治史者绝好的顾问。综观全书,如 “口赋”、“改郡为州”、“郡国县官”、“三公九卿”、“六军”、“三师三公”、“九品中正”等条以及达数卷之众的“地理杂辨证”,都是属于制度、职官、舆地方面的考证文字。
第2.评价诸史优劣及其作者。王鸣盛对五代史以前的纪传体正史,依朝代先后,专门立卷进行评论。他肯定了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功绩,认为“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班固、范晔、陈寿、李延寿等人所作,“皆不过小小立异,大指总在司马氏牢笼中”。(卷1 《史记创立体例》条)他十分欣赏 《后汉书》的体裁,认为 “史裁如范 (晔),千古能有几人?”(卷38《翟公巽重修》条)对 《资治通鉴》更是推崇备至,评价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卷100《缀言》)他认为魏收的 《魏书》“被谤独甚”是极不公道的,“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卷65《魏收魏书》条)而对李延寿的 《南史》、《北史》,则一贬到底,认为 “疵病百出,不可胜言”,“甚少条理”。(卷53《新唐书过誉南北史》条)在评价中还兼及各史的史料来源,作者事迹等等。总之,作者在书中做到评论有根据,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持论也比较公允。
第3.就有关的史事和人物进行评述。作者能不囿于成见,分析独到。他赞扬姜维的作用,“犹张世杰、陆秀夫之于宋耳”,“其赤心则千载如生”。(卷41 《姜维志在复蜀》条)对诸葛亮杀马谡,以为其失误不在杀马谡,而在于“用谡不得其当”,故祁山之役“宜其败矣,此则亮之误也。”(卷41《亮诛马谡》条)他充分肯定了项羽对灭秦所作的贡献,也揭露了刘邦耍弄权术的真实面貌;他认为平定诸吕,不仅陈平、周勃有功,灌婴的作用亦不可湮灭。他对《晋书·王导传》中的诸多溢美之辞表示不同看法,“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 (卷50《王导传多溢美》条)诸如此类的评述还可举出不少。尽管只是作者一家之言,但藉此可以对人物史事多一层了解,多一番思索。
《十七史商榷》以其贯穿古今、通论诸史、校勘精审、诠解蒙滞而著称于世,与《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一起成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作,被人誉为清代三大考史名著。王鸣盛也由此与赵翼、钱大昕齐名。但是,由于王鸣盛还精于经学,迷信汉儒,治学方法循吴派惠栋之迹,故治经不敢驳经,治史也只求稳健平实,不敢驰骋议论,所论经史关系,见解就远不如钱大昕的“经史不可分”,更不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论断了。其次,作者由于受乾嘉学风的影响,书中对史事的考证也不免显得繁琐。至于评价人物事件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观点和道德标准,更是不必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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