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产生于清朝三百年间哪一时期呢? -经典文学作品网

　　究竟是谁在亵渎《红楼梦》

　　红学研究

　　土默热先生不盲从时弊，不迷信权威，以一个学者的科学风范和治学态度，业余时间对《红楼梦》研究不辍，先后撰写六十余篇考证分析文章，对《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文学底蕴、作者生平、创作缘起、人物原型、事件原委，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观点，形成了一整套全新的学术体系，我们姑称之为“土默热红学”。

　　建设土默热红学大厦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原红学的断壁残垣，不可避免地要伤及现在仍然在红坛颐指气使的某些权威。近来，不断传出一些流言蜚语，指责土默热先生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哗众取宠”、“标新立异”，是什么“亵渎《红楼梦》”、“伤害曹雪芹”，等等。尽管这些指责都是非学术性的，非切磋交流性质的，都是仅凭对原学说的盲从、凭原始感情发出来的，丝毫无损于土默热红学的光辉，但确有误导广大读者之可能，所以还是要加以理会，以正视听为好。

　　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土默热先生是我的导师，我们学子对老师心悦诚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师有事弟子服其劳，顺理成章。今天要辩驳的是：究竟谁在亵渎《红楼梦》?

　　一、究竟谁的方法更科学?

　　土默热先生的系列论文问世后，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仔细看，便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不过是索隐派的新变种而已”。土默热先生的系列论文可以归入索隐派么?这倒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何谓红学索隐派?就是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诞生前的、以零碎史实附会《红楼梦》内容的研究方法的统称，以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为代表和集大成者。胡适先生指责索隐派学者是“笨伯”，其研究方法是“猜笨谜”。

　　其实，胡适先生的指责不尽正确。“附会”、“猜谜”的方法确实有欠科学，但把索隐方法与“附会”、“猜谜”划等号，是没有道理的。古今中外，索隐方法都是文学、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中国文坛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金瓶梅》、《儿女英雄传》等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多用的是索隐方法;国外对莎翁、托翁作品的研究，也多用索隐方法，没有人提出异议，何独在红学界视索隐为洪水猛兽、避之惟恐不及?

　　胡适先生说他自己采用方法的是科学的实证方法，也只说对了一半。他对关于曹雪芹的一些考证资料的采信，用的是实证方法，但未加仔细分析，有轻信误判之嫌。他判断《红楼梦》是“描写坐吃山空”的“自然主义作品”，断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采用的也是索隐方法，说刻薄一点，还是索隐诸方法中最等而下之的“附会”方法。胡适先生的研究过程，很多时候也是“猜笨谜”。

　　继承胡适先生的那些当今红学权威们，其实早已抛弃了胡适先生的实症方法，完全陷入了“猜笨谜”的泥潭。周汝昌先生开创的“探佚”红学，研究什么薛宝钗嫁给了贾雨村，林黛玉嫁给了北静王，秦可卿是削爵亲王的女儿，史湘云就是脂砚斋，这些不是“附会”是什么?而且是最下等的附会!蔡元培先生的“附会”，还是用清史记载的严肃史料附会，不失学者风范，而探佚派的附会，可以完全不要史料支持，完全不顾证据证实，很难说是学者行为。

　　从胡适先生创立考证红学到现在，八十来年过去了，《红楼梦》研究都做出了什么成绩呢?胡适先生的传人们，不研究作品背景，不研究文学传承，根本就跑出了文学的殿堂，围绕曹雪芹和他的祖宗打的热热闹闹、一塌糊涂!他们还没有搞清楚曹雪芹究竟是不是江宁织造曹家的后人(反正“五庆堂”家谱查无此人)，就以曹雪芹为基点，向曹家十八代祖先发起了猛烈进攻!试想，如果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孙子，你们搞出的所谓“曹学”，关《红楼梦》什么事?不是一堆垃圾么!

　　辨别以上这些，并不是承认土默热红学研究采用的就是索隐方法。土默热先生的文章就摆在那里，他使用的是什么方法，读者诸君自会判断。土默热先生的研究方法中，确实有索隐方法，但有别于传统索隐方法的是，这些内容不是零碎的、互相之间全无关联的附会，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整体的印证。洪升生平事迹、洪家百年望族破败事迹、“蕉园诗社”姐妹的事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红楼梦》内容的全部参照物，使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就是《红楼梦》故事的原型!

　　土默热先生也大量使用了考证方法，对红学界不屑一顾、统统斥之为“故弄狡狯”的《红楼梦》中人命地名，全面进行了精心考证。考证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指的是杭州灵隐寺;“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指的是京东盘山的青沟禅院;“空空道人”和“情僧”指的是青沟和尚智朴禅师、也叫拙道人;“东鲁孔梅溪”隐指的是当朝刑部尚书王士桢;“吴玉峰”使用的是真姓名，此人就是康熙朝大诗人吴乔。吴乔字修龄，昆山人，玉峰是昆山的代称，吴遂以此为号。这些地名都是洪升生活过的地方，在这里都有着刻骨铭心的遭遇;这些人名都是洪升的师友，与洪升的痛苦遭遇密切相关。这些考证成果，同以上洪升本人和家庭、姐妹们的事迹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红楼梦》故事原型的整体架构。

　　土默热先生研究洪升，与当今红学权威们研究曹雪芹的方法完全不同。土先生不赞成“天才论”，他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红楼梦》的产生，必然与时代背景、文化传承有关，不能靠天才凭空创作，那样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红楼梦》的创作时间，不能是文网森严、封建正统思想严格控制文化界的乾隆朝，只能产生于文化控制相对宽松、反理学的异端思想极为强烈、世情艳情文学创作极为活跃的清朝初期，《红楼梦》中的“末世”思想，就是这一时期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衰亡，就是经历改朝换代后，原江南世族子弟无可奈何的哀叹!

　　二、究竟谁的背景更准确?

　　文学说到底就是人学，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不可避免地打着作者所处时代、环境、遭遇的深刻印记，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尤其是《红楼梦》这样的世情小说，不同于《西游记》这样的神怪小说，也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世代累积型作品，完全是作者根据亲身的生活体验创作的，所以背景的底色必然更突出。尽管《红楼梦》作者为了隐去时间地点，创作时进行了技术处理，但作品的背景底色无论如何是抹不掉的;即使假借了汉唐，人们也可以看出是清代产物。

　　对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研究十分重要，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红楼梦》是清代作品无疑，但有清三百年，社会背景差异极大，《红楼梦》究竟是哪一时期的作品呢?清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顺治入京到康熙中期，为初期动荡年代;从康熙后期到乾嘉年间，是中期所谓的盛世，从道光朝到清末，是后期衰亡阶段。《红楼梦》产生于清朝三百年间哪一时期呢?首先可以排除的，是道光以后，因为那时候《红楼梦》早已风行天下。红学界一直固执地认为，曹雪芹是乾隆年间的人，《红楼梦》又有证据证明是乾隆年间问世传奇的，当然应该是乾隆年间的作品。

　　八十多年来，红学家们对《红楼梦》背景的研究，完全把学问做反了。他们不是根据书中记载的内容去分析印证其背景，而是根据曹雪芹这个人的经历，去反推《红楼梦》的背景。这种反推出来的背景，当然与《红楼梦》作品的底色不对号，为了自圆其说，红学家们不惜违背学术道德，走上了神秘主义道路，臆造了大量毫无根据的神秘传说，强加在《红楼梦》身上，把《红楼梦》附会成了一部处处充满神秘魔咒的妖书，令人扼腕长叹!

　　红学家们根据曹雪芹家上一代被查抄，开始了对曹家与雍正朝宫廷斗争的长期研究，搞出了什么曹家是“太子党”，是雍正的政敌，所以被抄家的结论。山西霍氏姐弟在此基础上忽发奇想，杜撰出黛玉的原型是雍正皇后竺香玉，她与情人曹雪芹合谋，用毒药毒死了雍正皇帝。大作家刘心武更是一鸣惊人，炮制出秦可卿是“废太子”的女儿，曹家收留了他，后来东窗事发，本人因而上吊，曹家因此被抄。把这些匪夷所思的垃圾，作为《红楼梦》的背景研究，这才是真正亵渎了圣洁的《红楼梦》!

　　土默热先生自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治学，他的研究方法一反红学界习惯作法，不是从先入为主的曹雪芹出发，而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把作品中描述的内容，同清代历史加以小心比较，经过精心考证研究，有力地证明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决不是社会相对稳定的清朝中叶，而是改朝换代的清初动荡时期!

　　土默热先生认为，《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解”，表达的就是改朝换代期间富贵贫贱骤兴骤衰的情景;“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的“食尽鸟投林”，表达的也是天翻地覆时期“世界末日算总帐”的情绪;参加过残酷战斗的“焦大”还健在，说明战争结束不久;林四娘的故事发生在顺治二年，在《红楼梦》中却是“新题目”;“真真国女儿诗”显示的是台湾景象，应是康熙前期收复台湾时的产物。这一切都说明，作者是顺康时期人，决不是乾隆朝人。土默热先生经过严肃考证，认为《红楼梦》中所说的“末世”，不是一家一族的“末世”，而是全社会的“末世”。清处江南士大夫阶层的诗文中，对当时都以“末世”相称。

　　土默热先生还对《红楼梦》书中贾府所处的“末世”进行了精彩分析，他认为，明朝后期，土地兼并剧烈，江南贵族家庭都大量蓄奴，《红楼梦》中一家二三百口人的现象十分普遍，洪升家族败落前就是如此。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这些贵族家庭没有了朝廷俸禄，又放不下奢靡生活的架子，只好坐吃山空，《红楼梦》中说贾府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与此完全契合。《红楼梦》作者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家庭，在书中发出一定的时代兴亡感叹，是完全可能的，无须为了保护曹雪芹的身份否定这一点。

　　三、究竟谁的原型更贴切?

　　胡适先生对《红楼梦》考证之初，断定“书中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就是作者曹雪芹，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原型就是曹雪芹自己，因此，《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性小说。

　　后来发现的关于曹家的史料，完全不支持胡适先生的结论。首先，曹雪芹其生也晚，曹寅去世时，他还没有出生，因此，不可能随“先祖之织造任”，更没有“风月繁华”的亲身经历。其次，曹雪芹一升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潦倒生活，没有大家族那种莺莺燕燕的感情经历，也没有一大群姐姐妹妹供他体验爱情悲喜。再次，曹雪芹是个类似魏晋风度气质的人，与《红楼梦》中主人公的“情种”气质，有天渊之别。也就是说，曹雪芹这个人根本不可能是《红楼梦》主人公的原型。

　　金陵的江宁织造曹家，虽然有风月繁华的一段生活经历，但他们的身份是“包衣”，也就是奴才，他们的职务是内务府管理织造事物的小吏，再显赫也算不得官员，封不到爵位，所以绝对不敢自称“望族”。更何况曹雪芹出生后，曹家已经败落，曹雪芹根本没有风月繁华的生活体验，即使听老年人讲过自己家昔日显赫的经历，也很难知道其中微妙的细节，如何能把贵族生活中的风雅和肮脏描写得惟妙惟肖?

　　红学界的专家们，并非不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道理，但他们中胡适先生的毒太深，明知胡适学说无法自圆其说，还是要在胡适先生的基础上打补丁，试图补上胡适的漏洞。于是，什么曹家“二次复兴”说，“苏州李家半红楼梦”说，“脂砚斋原型”说，“脂砚斋著书”说，相继出笼了。虽然这些假说完全没有证据支持，多半是根据道听途说胡编乱造的，没有任何严肃史料支持，红学专家们还是深信不疑、乐此不疲，让人实在莫名其妙。

　　土默热先生对此洞若观火，严肃指出，《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内容，除掉一个封建大家族毁灭同曹家还有些微相似之处外，其他毫无共通之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毁灭的封建大家族何止千万，岂止胡适先生考证的曹家!用打补丁的办法为胡适修补漏洞，只会越描越黑，给《红楼梦》带来耻辱。

　　土默热先生认为，《红楼梦》确实是自传性小说，不过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升。《红楼梦》中的故事原型，就是洪家“百年望族”彻底覆灭的记录，《红楼梦》中姐妹们的生活原型，就是洪升的亲表姐妹，当日著名的“蕉园诗社”的女诗人们，主人公贾宝玉的原型，就是洪升自己和与自己一起被赶出家庭的“二爷”洪昌!

　　土默热先生经过精心考证，证明洪家是一个“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子孙太保五尚书”的百年望族;洪家在清初发生的“天伦之变”，就是《红楼梦》中描写家族内部“自杀自灭”的来由;“蕉园诗社”姐妹们的悲惨命运，就是《红楼梦》中描写“千红一哭”的原因;洪升因为创作《长生殿》而“断送功名到白头”的经历，就是《红楼梦》作者慨叹“女娲炼石补天”，“独留一石未用”，导致自己“无材补天”的来历。洪升的朋友高士奇，在杭州修建“西溪山庄”，接待过一次康熙南巡的经历，就是《红楼梦》中描写“元妃省亲”的根据。洪升的故居“洪园”位于杭州西溪，《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根据洪园和“秋雪庵”等西溪八景创作的。

　　以上不难看出，土默热先生的考证，事事有根据，人人有原型，完全与《红楼梦》中的人物和事迹吻合，用巧合是无法解释的。而传统红学关于曹雪芹家庭的所有说法，事事无根据，人人属附会，只好用什么与《红楼梦》完全无关的雍正、废太子打补丁，用什么道听途说的曹雪芹佚事冒充正史。孰高孰低，高下立判;谁优谁劣，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何待多言!

　　四、究竟谁的传承更合理?

　　文学的发展，自有其历史轨迹可循。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任何文学作品，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都必须按照继承、发展的规律出现于世间，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冒出来。这就是规律，就是历史唯物论，谁也不能违背。

　　可是，不仅胡适先生创立新红学以来的《红楼梦》研究专家，包括迄今所有撰写《中国文学史》、《文学发展史》的教授研究员们，都把《红楼梦》记在乾隆朝名下;都把中国古典文学的峰巅，定位在万马齐喑的乾隆朝。理由只有一个：《红楼梦》出现在乾隆朝，所以这个时间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辉煌时代。这真是岂有此理!他们不去分析乾隆朝是否具备出现《红楼梦》的条件，仅仅根据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就这么轻率撰写文学史，难道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是靠主观的“大胆假设”存在么?这还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么?倘若《红楼梦》不是乾隆朝的产物，一部浩瀚的文学史，便需要推倒重写么?这样的《中国文学史》，还是信史么?

　　土默热先生根据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经过认真研究，果断的否定了《红楼梦》出现于乾隆年间的可能。他指出，乾隆年间，政权已经稳定，士大夫阶层已经归心，传统封建思想理论已经根深蒂固，清廷通过修《四库全书》，全面禁毁和抽毁具有异端思想的书籍，文字狱十分酷烈，没有哪个作家敢冒掉脑袋的危险，费十年工夫，创作《红楼梦》的。那个时代，是个不能产生文化巨人的时代，不可能也不容许产生《红楼梦》这样描写异端思想的文学作品，就像文化大革命中不能产生鸳鸯蝴蝶派作品一样。

　　土默热先生指出，只有明末清初，才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其一，清初异族统治者刚刚夺得政权，对中原文化尚不熟悉，加之战乱频仍，无暇他顾，所以文化环境相当宽松，好多表现异端思想的书籍都可以公然问世，例如清初三大家的文章和吴梅村、钱谦益等人的诗词。这些文学作品在乾隆年间遭到全面禁毁，但在康熙年间还大行其道。

　　其二，清初政权尚不稳固，朝廷急需收买江南知识分子的人心，采取了一系列收买示好的政策，开“博学鸿词科”，把著名文人都收拢到朝廷;设“宏文馆”，组织大批名人修《明史》。这段时间，朝廷惟恐遁迹“首阳山”不食周粟的知识分子不肯下山，因此对他们的作品睁一眼闭一眼，一般不加罪责。洪升为《长生殿》获罪，原因是演出时间不对，并非因为其内容;他出狱后，照样在苏州、南京大演特演《长生殿》，也没人找他的麻烦。所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还是敢于直抒胸臆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时期，上承明末文学遗风，多描写“风月繁华”的作品。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承认，《红楼梦》明显带有明末世情艳情文学的遗风，但却没有人敢于质问，出现在乾隆朝的《红楼梦》，如何能带有明末遗风?须知此时距离明末，已经一百多年了，事过境迁，怎么能产生文学传承关系?

　　乾隆朝的文学作品，绝对没有明末遗风。此时期文人撰写的诗词文章，多宣扬符合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孝节义思想，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一些心存不满的文人，也只能撰写一些宣扬侠义、神魔的作品，曲折表达心中的情绪。最有名气的小说《儒林外史》，对儒生多所讽刺，但其思想内核，仍不脱封建正统思想。

　　顺康年间的文学，却是与明末一脉相传、与乾隆朝文风大相径庭的。清代初年，文坛多艳情小说，与明末绮迷淫荡的文学风气完全一致，并且多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显得比较庸俗。康熙中期，文坛对此多所检讨，转而出现描写严肃世情的作品，如《林兰香》、《金云翘》等，与《红楼梦》主旨大体相同。《红楼梦》中贾母对“才子佳人”文学的批判，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实情;《红楼梦》既继承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又打破了传统写法，正是康熙中期文坛的现实表现。

　　文学批评界的学者都看得出，《红楼梦》的产生，与其说是小说界的演变，莫如说是传奇界的传承。《红楼梦》内容情节，受《西厢记》、《牡丹亭》的影响十分明显，书中的好多描写手法，之所以与传统写法不同，是因为模仿的戏剧台词唱腔的写法，创作方法是严格按照戏剧“三一律”进行的。所以，《红楼梦》作者，应该十分熟悉戏剧，很可能是个戏剧作家。而洪升，恰恰是个戏剧界的泰斗，他的《长生殿》，就是中国古典戏曲的抗鼎之作。

　　土默热先生虽然不是戏剧专家，但也跨行业对明末清初的戏剧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发现，这一时期的南戏传奇，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非情不传，二是写梦写幻，三是以俗为雅。小说《红楼梦》完全符合这三个特点：她是言情作品，无须争论;她使用的“假语村言”，正是明白如话的俗语;他创造的“太虚幻境”，也正是写梦幻的最高境界。

　　由此，土默热先生对《红楼梦》和《长生殿》两部不同体裁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发现两部作品的题材、结构、风格、特点、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借用道具等，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初。因而断定，两部作品的作者是一个人，他就是以“南洪北孔”著称的《长生殿》作者洪升!《红楼梦》传承的是“玉茗主人”汤显祖戏剧开辟的文学道路，在古典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

　　根据以上研究，土默热先生建议，中国文学史应该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出现时间应该是明末清初，而不是乾隆年间。《红楼梦》同《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名著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璀璨群星!《三国》、《水浒》、《西游》成书的时间虽然早一些，但最终修改、评点、传播的时间是明末清初，所以也应该视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乾隆朝，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强弩之末，根本不具备产生峰巅文学作品的可能。

　　五、究竟谁的宗旨更正大?

　　当今红学界，一致承认，《红楼梦》小说的宗旨正大，思想辉煌，但从他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分析看，似乎《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并不正大，还有点鬼鬼祟祟;《红楼梦》展现的思想并不辉煌，还有点妖邪之气!

　　红学专家们一致认为，《红楼梦》有正反两面，反面写的是雍正夺嫡、迫害兄弟、牵连曹家，就是一部宫廷黑暗的秘史，这些肮脏的东西，谈何宗旨正大?红学专家们还认为，《红楼梦》处处有隐，字字藏迷，每句话每首诗都隐含着人们不知道的秘密，这样神秘的妖书，又谈何辉煌?

　　土默热先生认为，《红楼梦》反面无秘史，她的宗旨确实正大，思想确实辉煌，但这种正大辉煌，不是体现在红学专家所猜的曹雪芹秘史的笨谜上，而是真真切切地体现在《红楼梦》展示的那段辉煌历史上!

　　土默热先生指出，离开历史谈文学作品思想的先进与落后，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史的规律的。红学专家们大谈的宝黛具有封建“叛逆”思想，宝玉具有“民主”思想萌芽，都是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康乾盛世产生叛逆、民主思想，无异痴人说梦!

　　《红楼梦》中的“男泥女水、男浊女清”思想，来源于清初的“剃法易服”政策。江南士大夫阶层的大好男儿，受“留头不留发”的胁迫，违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信条，无奈剃去半个脑袋，换上带有猪尾巴的衣冠，难免产生自己是“须眉浊物”的感觉。而女子无须剃法易服，当然是“水做的骨肉”了。这种思想，在清初的江南广泛存在，并非《红楼梦》作者的独创。

　　《红楼梦》中“除明明德外无书”、“杜撰的太多”的思想，也不是什么新鲜思想。清初的知识分子，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认为是“程朱理学”、“王陆心学”流行的原因，正是程王等人曲解儒学正统思想，造成人心混乱，才导致亡国惨剧。当时的知识分子，多有抛弃传统理学，转而研究“经世致用”学问的，开辟了乾嘉学派的先河。

　　《红楼梦》中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思想，更不是什么作者独创。明亡后，江南知识分子总结亡国教训，深刻认识到，明朝后期的文臣“党争”，武将蛮干，是三百年基业一朝覆亡的重要原因。造成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惨剧，确实如《红楼梦》所说：“置君父于何地”?

　　土默热先生认为，《红楼梦》中出现的这些思想，并非什么“叛逆”思想，更不是什么“民主”思想萌芽，而是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思想的集中反映。不能用现代思想去套《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任何脱离时代、脱离实际的《红楼梦》研究，都是痴人说梦!

　　土默热先生并不否认，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有其时代先进性，相反，土默热先生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思想，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直接影响了清末民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孙中山民主革命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思想根源就直接来源于清初王、顾、黄三大家的思想。所以，《红楼梦》展示的与传统封建思想道德悖逆的思想，是先进的，引导时代潮流的。

　　土默热先生对《红楼梦》思想鞭辟入里的分析，比起传统红学家的人为拔高，不仅更具有说服力，而且使《红楼梦》的创作宗旨，显得更正大，更辉煌、更正常、更顺理成章。不仅没有降低《红楼梦》小说的价值，反而使小说的思想内涵更丰富多彩、更合情合理了。

　　《红楼梦》与《红学》是同步产生的。从问世以来，已经三百岁了(按洪升创作时间算起);从胡适新红学诞生的1927年算起，也接近八十岁了。这么长时间，全社会对一部小说的研究，没有看出她的作者、来历、宗旨，也是一场民族的悲剧。

　　知耻近乎勇，如果从现象起，红学界同人改弦更张，勇敢抛弃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从《红楼梦》的历史和文学背景研究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果抱残守缺，讳疾忌医，顽固坚持在死胡同中摸索，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中国人吃这样的亏太多了，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就是明证。何妨再吃两千年亏，反正保守是咱们的民族天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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