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是曹雪芹上祖发迹的契机之地？ -经典文学作品网

　　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 2

　　红学研究

　　二、辽阳是曹雪芹上祖的发祥之地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史学传统

　　我们支持曹雪芹祖籍辽阳,一是为了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历史是由真实的史实构成的,中国历史传统秉笔直书之可贵,就是它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反对用主观来歪曲、曲解、涂改历史。曹雪芹祖籍辽阳是曹雪芹上祖自己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和官史的实录(包括地方志),是第一性的史证,作为一个认真的学术工作者,是不应该无视这些史证的存在,而随意地另作新说的。

　　〔二〕、辽阳是曹雪芹上祖发迹的契机之地

　　二是因为曹家的百年望族,是从辽阳始发的,曹家发迹的历史机遇是在辽阳构成的,如果曹家不在辽阳,也就没有以后的许多事实,那末,辽阳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呢?

　　1、襄平就是辽阳,辽阳是全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明正统八年(1443)《辽东志》卷一,地理:郡名:“辽阳”下说:

　　襄平: 汉城名,即今辽阳。汉初有襄平侯统(纪)⑧通,矫制纳周勃于北军,讨平诸吕。辽阳:元魏名,水北曰阳,辽地东西其南皆海,城在其北,故曰辽阳。今独于都司治所称辽阳者,盖自其总会之处而言耳。

　　这是说,襄平就是辽阳。在汉代称襄平,元魏开始称辽阳⑨。辽阳是明代辽东的首府,是辽东都司治所的所在地,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1989年在辽阳白塔塔顶发现的明隆庆五年(1571)《重修辽阳城西广佑寺宝塔记》开头就说:“吾襄平为全辽都会”。这是当时的历史记实。明末熊廷弼、袁应泰经略辽东时,都驻节辽阳,当时的辽阳城比沈阳城大一倍,熊廷弼说:“况辽城之大,两倍于沈阳有奇”⑩。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三日攻下沈阳后,于三月十九日包围辽阳,二十一日即攻陷辽阳,袁应泰佩剑印自缢死。沈、辽陷落后,“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说:

　　辽阳既下,其辽东之三河、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曾迟、镇西、殷家庄、平定、定远、庆云、古城、永宁、镇彝、清阳、镇北堡、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阳、新安、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镇江、汤站、凤凰、镇东、镇彝、甜水站、草河、威宁营、奉集堡、穆家堡、武靖营、平鲁堡、虎皮驿、蒲河、懿路、河、中固城、鞍山、海州、东昌、耀州、盖州、熊岳、五十寨、复州、永宁监、栾古、石河、金州、盐场、望海埚、红嘴、归服、黄骨岛、岫岩、青台峪、西麦城等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发降。辽阳被攻陷后,整个辽东地区,一下连降七十三城,可见辽阳在政治、军事和地理上的重要性。努尔哈赤于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攻下辽阳后,四月就决定迁都辽阳,他对诸贝勒大臣说:

　　天既眷我哉!尔等诸贝勒大臣却不欲居此辽东城,劝尔等毋存疑虑。……自辽河至此,各路皆降,何故舍此而还耶?昔日,我处境困窘,犹如出水之鱼,呼气艰难,困于沙石之上,苟延残喘。遂蒙天佑,授以大业。……为父我为诸子创业而兴兵,尔等诸子岂有不能之理?乃定居辽东城。

　　同样的内容,在《清实录》里也有记载,可以参证。《清太祖实录》卷七:上集贝勒诸臣议曰:“天既眷我,授以辽阳,今将移居此城耶,抑仍还我国耶?”贝勒诸臣俱以还国对。上曰:“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将逃匿山谷,不复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还,后必复烦征讨,非计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贝勒诸臣皆曰:“善”。遂定议迁都。迎后妃诸皇子。……移辽阳官民居于北城关厢,其南大城,则上与贝勒诸臣及将士居之。丙子。后妃诸皇子至辽阳及诸臣眷属皆迁至。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并另筑新城,名曰:“东京城”,据乾隆《盛京通志》记载:

　　东京城在太子河东,离辽阳州城八里,天命六年建。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东向者左曰迎阳、右曰韵阳,南向者左曰龙源、右曰大顺,西向者左曰大辽、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安远。

　　按东京城现在仍在,离辽阳市很近,我曾多次去考察,并拍有照片。自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原来是明朝在全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其作用是扼制并镇慑后金,现在则转过来成后金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后金用来进攻明朝的一个军事基地了。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后金迁都辽阳以后,努尔哈赤本人与“贝勒诸臣及将士”,后妃、诸皇子”“诸臣眷属皆迁至”辽阳这一事实。我认为正是这一事实,造成了曹雪芹的上祖曹振彦开始发迹的契机。我们知道,曹雪芹上祖的祖籍是辽阳,上引曹振彦的历任职官表,都写明是“奉天辽阳人”,曹玺的传记写明“著籍襄平”,曹寅自署“千山曹寅”。千山就在辽阳南60里,是专指辽阳南的千山,不是长白山的泛称或别称,这一点不能混淆,现有明正统八年(1443)的《辽东志》,既有“襄平即今辽阳”的记载,又有《辽东都司治卫山川地理图》《辽东河东地方总图》,两图都标明辽阳和千山的地理位置 ,于“地理”栏载“千山”云:

　　城南十五里 ,世传唐征高丽驻跸于此。峰峦秀丽,独盛辽左,骚人墨客,题咏尤多,中有大安、龙泉、祖越、中会、香岩诸寺。

　　顺便提及就在此“千山”条后,即有程启光的《游千山记》说:“千山去襄平(注意:这里又是称辽阳为‘襄平’)六十许里,秀峰叠嶂,绵亘数百千重”。我曾多次游千山,并登其顶。所以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千山也就是指辽阳,这是绝无问题的。正因如此,所以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攻取辽阳时,原驻辽的明军下级军官曹振彦即归附后金。由驸马总镇佟养性管辖。

　　2、曹振彦归附后金后,先属佟养性的“旧汉军”按佟养性任汉军总理,事在天聪五年(1631),晚于努尔哈赤取辽阳十年,则曹振彦归附后,是否即属佟养性?这一点,恰好是现在仍保存在辽阳的天聪四年《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说明了问题,此碑早于佟养性任汉军总理一年,碑上曹振彦已属佟养性,则可见佟养性管理当时归附的汉军,是早有的事实。天聪五年,是正式任命他当汉军总理。《清太宗实录》卷八说:乙末,敕谕额驸佟养性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如属员有不遵尔言者,勿徇情面,分别贤否以闻,尔亦当殚厥忠忱,简善绌恶,恤兵抚民,竭力供职。(中略)又谕诸汉官曰:

　　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尔众官不得违其节制,如有势豪嫉妒,藐视不遵者,非仅藐视养性,是轻国体而违法令也。似此嫉之流,必罹祸谴。如能恪遵约束,不违节制,非仅敬养性是重国体而钦法令也。

　　恰好就是这一年的春天,佟养性督造红衣大炮成,《清太宗实录》卷八说:

　　造红衣大将军炮成,镌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

　　天聪五年孟春即二月,是后金自己研制的红衣大炮造成之时,至其研制过程,当然在此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那末这段时间,曹振彦正是在佟养性的汉军中。所以天聪四年曹振彦的署名碑,是关于曹家上世历史的至关重要的碑记。那末,后金军中有“汉军”是何时开始的呢?《满汉名臣传》《佟养正列传》说:

　　天命初,佟养正有从弟佟养性输诚太祖高皇帝,于是大军征明,克抚顺,佟养正遂挈家并族属来归,隶汉军。

　　从这条史料,可知后金军中有“汉军”,是天命初就开始的,努尔哈赤克抚顺,是天命三年,当时佟养正因他的从弟佟养性早已归附努尔哈赤(天命元年),并且一直从征,所以抚顺被攻陷,佟养正即归附,并即让他“隶汉军”。所以后金军中实际上从努尔哈赤伐明,取抚顺,就开始有被俘的和归附的明军和汉人老百姓了,这样后金军中自然就会有这批降兵降民,当时就统称为“汉军”。到天聪五年,就正式统一归佟养性“总理”,到天聪八年,才正式成立汉军旗。所以,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后,曹振彦即归附后金,同时也就自然地与佟养正一样“隶汉军”而归佟养性属下了。所以,曹振彦归附后金而隶属佟养性,佟养性是“额驸”,又是督造红衣大炮的督造官,他的部队又是一支“乌真超哈”(即炮兵部队),曹振彦又在军中任“教官”。我认为这是曹雪芹上祖发迹的第一个契机,而这一切,都是在辽阳发生的。因为努尔哈赤夺取辽阳后,随即迁都辽阳,诸后妃、贝勒、大臣、将领,都随驻辽阳,额驸佟养性自然也随驻辽阳。由于这一历史的特殊性,才形成了曹振彦与佟养性的这重特殊关系,如果曹家的祖籍不在辽阳而在丰润,而在铁岭,试想,如何能构成曹振彦与佟养性的这一重关系呢?3、曹振彦改属多尔衮并升为“旗鼓佐领”曹雪芹上祖发迹的第二个契机是曹振彦后来又成为多尔衮的属下。按曹振彦自天命六年归佟养性后直到天聪四年,这前后共10年都在佟养性部下,驻地当即在辽阳。《清太宗实录》卷八说:

　　太祖时建玉皇庙于辽阳城南教场,香火不绝,后为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造棺市卖。上闻之怒,追讯毁者,偿值重建,至是落成。上以庙貌重新,给办香火牲祭银百两

　　现今这个《重建玉皇庙碑》尚存,碑文中说:“念我皇上贝勒驸马总镇佟养性,匪惟敬神立祠”,碑末署年是“天聪四年岁次庚午秋九月上浣之吉立” 。天聪四年,佟养性尚在辽阳“敬神立祠”,重建玉皇庙,且是皇太极亲自过问之事,可见佟养性尚驻辽阳。但此碑上曹振彦的署名前,已不是“教官”而换了“致政”,在“致政”下列名的人有23人,其中“冯志祥”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同是列名在“教官”之下的。按“致政”一词,与“致仕”同义,意即退休。曹振彦此时尚在壮年,不当退休,且“致政”下共有23人,不可能都是退休,所以我窃以为是工作变动,尚未确实,故暂用“致政”这个词,而人仍在佟养性部下,这样理解,是否有当,还待高明指正。佟养性是天聪六年死的,《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说:

　　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里已经明确记载,曹振彦已是多尔衮属下,并且已提升到“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所谓“旗鼓”,就是作战部队。福格《听雨丛谈》卷一说:

　　佐领一官,极为尊重,由此而历显官者最多。

　　按所谓“牛录章京”就是“佐领”,“佐领”之称是后来改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规定每三百人中设一牛录额真(即牛录章京),这就是说曹振彦此时已是带领三百人的军官了,特别是上引福格的话,则可见曹振彦此时已获得可以升至显官的资历。对曹振彦来说,这是更为关键的一次,曹振彦此时已跨过此坎,成为前途无量的人物了,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这个“佐领”的职位,显然不是在佟养性部下获得的,在佟养性部下,天聪四年他已“致政”了,而佟养性也于天聪六年死了,曹振彦是什么时候转到多尔衮属下的呢?其时限总在天聪四年末到天聪七年之间,实际上总在天聪五、六、七三年之内。什么机缘转多尔衮部下的呢?一种可能是天聪六年佟养性死后,但也不一定,因为天聪四年秋曹振彦已“致政”了,那末也可能不久就转到多尔衮属下了。特别要重视的是他一下就跃居“佐领”,我想不可能调过去就升此高位的罢,总是在过去之前,更可能是在过去之后屡次立功才能得此升迁的。那时明、金之间战事频繁,特别是大凌河之战,多尔衮也是参加的,而佟养性的红衣大炮部队不仅是参加,而且是在攻克于子章台时立大功的,上引天聪八年《清太宗实录》就是说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这是当了“旗鼓牛录章京”以后又因功升级了。可见曹振彦前此之当“旗鼓牛录章京”,肯定是因功升迁的。

　　4、曹振彦随多尔衮之后的战斗历程曹振彦之归多尔衮,我认为这是曹家发迹的第二个重要契机。之后,他就跟着多尔衮参加山海关的战斗,入北京后又跟着多尔衮去山西大同平姜之乱。特别要注意的是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玺传》说:

　　父振彦,从入关。……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

　　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说:

　　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

　　这两段材料值得重视的地方是,不仅仅是曹振彦“扈从入关”,而且是他的儿子曹玺也已“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了。这样从曹振彦又到了曹玺,从多尔衮又上靠到了顺治,由顺治又上靠到了康熙,于是曹家就走上了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康庄大道,但是,追本溯源,还是曹振彦到了多尔衮属下这个契机。

　　然而,曹振彦得以接近多尔衮,我认为其地点还是在辽阳。因为当时多尔衮等都随其父汗努尔哈赤驻在辽阳,那时佟养性也驻辽阳,连后来归顺的孔有德也驻辽阳。《满汉名臣传》《孔有德传》说:

　　天聪七年四月,命诸贝勒统兵驻岸受降。(中略)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帅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中略)又传谕曰:“卿所携红衣大炮,已运至通远堡矣,即付卿,令军士时时演习”。八年正月(中略),遣官为营第宅,有德疏辞曰,(中略),奉旨:(中略)“今为营第宅,聊示优异,其勿辞!”(中略)因有德于朝臣往来辽阳者,悉躬迎款宴,谕止之;并令礼部,凡有德遣使诣盛京,给馆饩。

　　以上材料,明确记载孔有德即驻辽阳 ,文中提到运红衣大炮的“通远堡”,即在辽阳东南不远。孔有德驻在辽阳,那末跟随孔有德并为孔有德送“降金书”的曹绍中等曹家五庆堂上祖三房诸人,当然也随在辽阳(他们与曹振彦的共同祖籍本来就在辽阳)。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曹振彦才有机会接近多尔衮,或为多尔衮所知,或者由别人推荐给多尔衮。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又果断地迁都沈阳,其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努尔哈赤已认识到明朝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他已捕捉到了夺取中原的最好时机。沈阳的地理位置可以直叩山海关,加上《清实录》里努尔哈赤分析的其他种种有利条件,所以终于迁都到沈阳。那末在辽阳的诸贝勒大臣将士等各部重要人员,自然随同再迁沈阳,因此曹振彦在沈阳得遇多尔衮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比较起来,我觉得在辽阳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从天命六年到天聪四年,曹振彦有整整十年在辽阳,到天聪八年属多尔衮时,他已跃升至“佐领”了,中间只隔三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他得以接近多尔衮,在辽阳的可能性比较大。不管是何种机遇得以转多尔衮属下的,转到多尔衮属下这是一个事实,是曹家发迹的更为关键的契机。如果曹振彦的籍贯在丰润或者在铁岭,他如何能获此机遇呢?

　　5、附论“世居沈阳地方”

　　这里,还要附论一下“世居沈阳地方”的问题。依年代排列,顺治年间的山西地方志都载曹振彦是辽阳人,只有乾隆《大同府志》说曹振彦是辽东人,但前文已论及,辽东就是指辽阳,不多赘。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玺传》则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则说: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康熙年间的曹寅则自署“千山曹寅”。论证曹家的籍贯,当然首先要看曹家自己的记载,则曹振彦、曹玺、曹寅留下的文献资料都是一致的,曹振彦职官志里所记,当然来自他本人,曹玺的两篇传,都是曹家盛时的资料,且于成龙、唐开陶都是先后在江宁和上元任知府和县令的,于成龙与曹寅是同时,唐开陶与曹同时,都是同在一地做官。由于曹家这种显赫的地位,无论是于成龙和唐开陶,为曹玺作传,都不可能臆造的。但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却是: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

　　以上这些史料之间唯一的差异是“世居沈阳地方”,“宦沈阳,遂家焉”和“著籍襄平”“奉天辽阳人”的差异。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先说“世居沈阳地方”的问题。《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上距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的天命六年(1621)已经123年,从时代来说,远比以上曹家自留的材料其可靠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相比,当然首先要以事主本人所书或所留的史料为依据。另外,《通谱》的“凡例”说:

　　“满洲内始立姓、始归顺之人,其所居地名可考者,俱逐一开载,以昭族望”。

　　如按“所居地名”来说,康熙二十三年《曹玺传》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则说:“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这两条合起来看。恰好是说曹雪芹的上祖曹锡远、曹振彦是“著籍襄平”,即户籍在辽阳,而曹锡远是在沈阳做官,居住在沈阳。天命六年沈阳被努尔哈赤攻下时,他是在沈阳被俘或归附的。按照《通谱》的“凡例”,“其所居地名可考者,俱逐一开载。”经过123年以后的《通谱》的编撰者“考”出了曹锡远是在沈阳归附的,其当时的居住地也是在沈阳,所以就“开载”“世居沈阳地方”了。按事实来说,两篇《曹玺传》是不矛盾的。于传说曹宝(锡远)在沈阳做官,家在沈阳。唐传则说,曹玺的先辈是曹彬的后人,户籍在襄平(辽阳)。曹玺的祖父曹世选(曹锡远),在沈阳做官,声誉很好。这两段史料简合一下,就是曹锡远的籍贯在辽阳,他自己是在沈阳做官。这样看来,这几方面的材料并不矛盾,且都能合榫。所以,归根到底,曹雪芹的祖籍在辽阳,从顺治到乾隆年间的所有的公私记载,都是一致的。在这样丰富的第一手史料面前,考据家们不管有多大的本领,实在是已经无用武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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