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与《红楼》中传述的两个林四娘故事哪一个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经典文学作品网

　　林四娘本事新证

　　红学研究

　　在清代两大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中，均出现了一位巾帼奇艳林四娘的动人形象——在《聊斋》中，她是遭难而死，魂恋故墟，长袖宫装，于月夜哀吟亡国之曲的诗人才女(卷二《林四娘》);在《红楼》中，则是姿色既冠、武艺更精，为报夫王，于沙场血战殉情的姽婳将军(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这一芳名相同(林四娘)、身份相同(衡府宫人)而事迹迥异的文学形象，其原型与本事引起了后世学者极大的探研兴趣。清末学者俞樾在《俞楼杂纂》卷十四《壶东漫录》中便首加考订，终以“传闻异辞”而未获确解;当代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1、牟润孙先生《林四娘故事征实》2、王学太先生《林四娘故事的演变及其历史真象》3、周绍良先生《林四娘故事之缀合跟比勘》4等对此均作了钩沉探绎。但最终的结论，却颇存歧异：周绍良先生以为“(《红楼》)故事说恒(衡)王‘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的‘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从时代审之，当在明代崇祯末年。那么这位衡王，自是朱翊镬孙、朱常氵庶子为是。……《明史》卷二十三《庄烈帝纪》崇祯十五年(1642)春正月，‘是月，山东贼陷张秋、东平……。’既然山东贼可以陷张秋、东平，当亦可以扰及青州，因之这位衡王很可能就是死在这次战乱中的。”周汝昌先生亦赞同明末说，但推测林四娘是死于抗击清军。而牟润孙先生则认为《红楼》所述“‘黄巾(指李自成部众)围青州，恒(衡)王被杀，林四娘出战而死，从各方面记载来看，明明是虚构。”其与王学太先生均认定：林四娘是入清后衡府遭籍没时自杀或被杀，《聊斋》称“遭难而死”实指此而言。

　　《聊斋》与《红楼》中传述的两个林四娘故事，以及史家所考的两种林四娘本事，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而今，与这段衡宫哀史有密切关联的一方刻石——《圆寂清节禅师比丘尼李姑墓志铭》(以下简称《李姑墓志》)重出九原，可藉以重考这一文学公案。

　　兹先录墓志原文于后。

　　圆寂清节禅师比丘尼李姑墓志铭」

　　逸民朱廷佺沐手撰文」

　　余素好读节烈之书，好闻节烈之事，然皆得之耳受口诵，」未尝亲见其人。不意近出吾邑如李姑者，令人击节长叹，」因历叙其生平而乐道之，以存诸不朽。李姑者，莱邑乡贡」生李森之长女也。生而贞慧，明斋读书，略皆上口，于诸女」中称最贤。青郡衡王以李氏世为名阀，乃委禽焉。问名纳」币，一如礼。天启乙丑，年二十，聘为衡世子妃。丁卯，衡王薨，」衡世子立，册立为王妃。宫壸雝穆，小星颂德。戊辰，衡世子」薨，其弟立，出居别所，备宫妾、宦监，隆其敬养。崇祯甲申，逆」闯射天，妃闻变，尝以死自誓。无何，东兵入，尽诛贼党，及囗」兴有命，徙诸王及眷属入京。妃因聚衣饰器用悉焚之，自」制衣衾殓具毕，嘱宫妾曰：“我死，方下殓，倘再生，必杀汝矣。”」遂以赤缣自缢于殿中，去地丈馀。一时宫妾从死者甚众。」自酉至寅，缣忽中断，妃堕于地，方谋殡殓，忽已复甦。众惊」视之，云：“惛愦中恍惚见一老媪，以指断缣，或不应死也。虽」然，吾终不生。”宦监闻之，嚇宫妾曰：“妃如不生，将磔我辈矣。”」宫妾大惧，因昼夜迭防益密。久之，遣官来青郡，籍府中宫」眷财物。妃以闲废疾病得免，赎为庶人。丙戌，归莱邑，祝发」为尼，名妙祝金。素通释经，宫女为尼者，咸师之而受教焉。」人号为清节禅师云。戒律精严，勤苦不辍。壬辰孟夏，忽不」怿，于晦日趺跏而逝。生于有明万历之丙午季春之廿三」日，终于有清顺治之壬辰孟夏晦日。计在尘世者四十有」五载。孟冬之初八日，卜葬于莱之北鄙。弟子三人：妙还金、」妙莲金、妙节金，孙真山、真禄。」

　　铭曰：人以忠孝自期，临事而改节易行者有之矣，」安可责之妇人女子乎?李姑从容就义，始终不渝，」虽古之名烈，茂以加焉!后之珥彤笔者，光邑乘、荣」国史，岂有愧与?」

　　顺治壬辰孟冬朔越三日癸卯之吉」

　　按：《李姑墓志》，楷书，30行，行22字。近年出土于山东莱芜市凤城办事处西泉村，拓片今藏莱芜市博物馆。

　　志石撰者朱廷佺，字不凡，清初莱芜人。为明末延绥巡抚朱童蒙之子。为人端凝刚方，明亡后坚不出仕，三十年足迹不入城市。“当改革(指明清易代)之际，屡罹兵戎之祸，皆以忠信获免。晚年得痿痺病，犹以古史诗赋自娱不衰”。年八十二卒。清刊《朱氏族谱》、民国《莱芜县志》卷三十四《艺文》并有传叙其事。顺便指出：朱廷佺家为清初莱芜名族，蒲松龄与其族人有交，《聊斋志异》卷六《吴门画工》，即根据“莱芜朱拱奎”之传述采录而成。此朱拱奎，笔者推考即朱廷佺之兄朱廷位，《莱芜县志》卷十四《选举表?进士》记其人“由进士任河南唐县知县、江西广昌县知县”，曾宦江南，故“曾见(吴门画工)其人”。

　　朱廷佺所撰《李姑墓志》中之衡世子妃李氏，系莱芜县人，崇祯间生员、贡生李森之女，生平不录于正史、方志，墓石所述，多可补正史之阙文。如《明史》卷一一九《诸王列传》及卷一O四《诸王世表》，记最末一个衡王名朱常氵庶，袭封于万历二十四年(1594)，以下世系失载。清人俞樾《俞楼杂纂》卷十四《壶东漫录》中考云：“考之《明史》，宪宗之子祐楎封衡王，就藩青州。其玄孙常氵庶万历二十四年袭封，不载所终。林四娘所云国破北去者，即斯人矣。”据墓志可知俞考不确：衡王常氵庶薨于天启七年(1627)，薨后其子衡世子——也就是李氏之夫继位，第二年世子又卒，复由世子之弟嗣衡王位。《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所收《登莱巡抚陈锦残题本》载末代衡王名为朱由棷，据此可推知衡世子亦当名“由囗”。由于李氏之夫在位仅一年，明廷未及正式册封王号，故志石仅称其为“衡世子”而不称“衡王”。

　　不过，墓志更重要的价值所在，不在于衡王世系的补遗，而是其中披露的明清之际衡府宫眷的起伏惨切的命运：

　　——如果林四娘确有其人的话，她与墓志主人李妃生当同时，居于同地，甚至还可能就是志石中写到的“宫妾”之一。因此，墓志所记，对了解历史上的林四娘，展示了一段真实的背景资料。

　　在林四娘本事探寻中，争议最多的莫过于她的死因——是死于“寇”(李自成部)，还是死于清。这桩疑案，终在《李姑墓志》中获解，志文中同时写到“逆闯”(李自成)与“东兵”(清兵)，但在叙“逆闯射天”一事时，仅称“妃闻变，尝以死自誓”，接着便是“无何，东兵入，尽诛贼党”。这说明李自成虽灭朱明，但并未(未及或未能)对衡王府造成大的伤害，否则李妃不可能迟至清廷徙衡藩入京时方才投缳。更不会有衡王出战被杀的事情发生。设若是时确是衡王遇害，衡宫被掠，墓志对此不可能回避不书。故而，《红楼梦》所述恒(衡)王“轻骑前剿，……遂为众贼所戮”，导致林四娘复仇战死的故事，显然不合于史实。

　　从墓志的记载可以看出，真正制造衡府悲剧的元凶，不是“逆闯”而是清廷：“及囗兴有命，徙诸王及眷属入京。(李)妃……以赤缣自缢于殿中，去地丈馀，一时宫妾从死者甚众。”墓志所述仅是前衡世子妃一房的情形，推想衡府其他宫室的境遇只会益加凄惨。继之清廷“遣官来青郡，籍府中宫眷财物”，对衡府不啻又是一场浩劫。在此变中李妃虽以“闲废疾病得免”——因李氏只是已故世子之遗孀，不是王府中关键人物，清廷以其“闲废”，方予网开一面——但日后仍遭到发卖(志称妃“赎为庶人”，可证其被发卖或交金赎回)。衡藩世子妃命运尚且如此，其他低微宫人的遭遇更可想而知。在惨遭劫掠发卖之际，“宫妾死者”较之前时只会更多更广。

　　在清代官方文献中，不少记载可与墓志互证。据《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所收《登莱巡抚杨声远启本》载：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由登莱巡抚杨声远督发衡王至亲眷属起程，解送北京。杨特别奏明当时衡王“庶母刘氏”、“卜氏”因“老病”，“嫂李氏”因“孤孀”，俱未随行。随其滞留宫中的尚有“原旧老幼宫人一百三十八口”。5其中的“嫂李氏”当即《李姑墓志》中之李妃无疑。继而清廷“籍(衡)府”，又造成大量无辜宫眷的惨死。《刑科抄出山东青州道韩昭宣革职提问残件》记顺治三年八月青州道韩昭宣竟因办理此事失宜，致使“缢者缢，逃者逃”而被严旨“著革了职，刑部提问”6.史、石两相印证，遂可证知所谓衡府之难，是发生在清朝初年。林四娘若实有其人，她不应死于明末，而是殁于清初;未曾屠于“逆闯”，而是戮于“东兵”。《聊斋》中言“衡府宫人”“遭难而死”，应正是写这一事变的隐讳之词。

　　复次，《聊斋》中写到林四娘之死，两处出现“十七年”之语，一是四娘对青州道陈宝钥自云“遭难而死，十七年矣”，一是四娘赋诗怅言“静锁深宫十七年”，可见殊非泛泛之笔。对此，研究者的见解各有不同。牟润孙先生云：“《志异》的‘冯(镇峦)评’说陈宝钥康熙二年出任青州道。顺治共十八年，加上康熙元年应是十九年。《志异》一再说林四娘死了十七年。如果顺治元年十月清兵再入青州，衡王被俘，林四娘死，到康熙二年，应当是十八年有余。即使是顺治二年正月林四娘被杀，到康熙二年也超过十八年。或者陈宝钥是康熙元年任青州道，《志异》‘冯评’有误?”胡忆肖先生对此亦论云：“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年，其间有十九年的时间，而林四娘却说是‘静锁深宫十七年’，是否作者记错了?也许有这种可能;但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这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因为作品的某些部分写的太露了，改写又不愿意，只好在年月上做点文章，说是十七年，这么一推算，就是顺治三年，可以避开顺治元年青州发生的那件大事。”7按：陈宝钥任青州道时间为康熙二年，尚见于陈氏友人林云铭所作《林四娘记》中，应无错误。上述诸家所提这一处年岁疑问，通过寻绎墓志亦得破解。墓志在叙写李妃被赎归时，明确出现了纪年——“丙戌”，丙戌即清顺治三年(1646)。如果林四娘死于此时——倘若没有人将其“赎为庶人”而她拒绝被迁，则其只有死亡(自杀或被杀)一途，清杜乡渔隐《野叟闲谈》即记称“有姬林四娘者死于眢井”，民国齐东野人《青州纪游》更指称殉节处为衡宫东南之胭脂井。——此时至康熙二年恰好十七年;如果死于此前衡府籍没，至康熙二年也不足十八年。可见《聊斋》中一再出现“十七年”，并非笔误或讳改，而是托鬼狐之言，寓纪实之笔，借用脂砚斋评《石头记》的话，那便是“作者用史笔也”!

　　清初笔记中林四娘故事的一处细节，今也从《李姑墓志》中找到了参证。《聊斋》传述林四娘自作诗，出现了“红颜力弱难为厉，蕙质心悲只问禅。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之句，王士禛《池北偶谈》在传录此诗时，也有“黑海心悲只学禅。细读莲花千百偈”之辞。字句虽异，其意则一。怀恋故国的挽诗何以会羼入参禅学佛的内容，旧日读来，莫得其解，今获墓志，遂豁然有悟。原来，衡府败亡后，幸免于难的宫人大多选择了遁迹空门。不独李妃“归莱邑，祝发为尼，名妙祝金”，而且“宫女为尼者，咸师之而受教焉”——墓志文后缀名的“弟子三人：妙还金、妙莲金、妙节金”，推想便是当日的衡宫旧人。“绣户侯门女，青灯古佛旁”，——莱芜城北的荒村废庵，竟成为白发宫人的最后依栖之所。林四娘笔下的“蕙质心悲只问禅”与“日诵菩提千百句”，不正是李妃等“通释经，……戒律精严，勤苦不辍”的真实写照吗?流传一时的哀艳诗句，却原是暗示了诸多衡府宫人的身世结局。

　　此外，墓志中李妃自缢、老妪断缣的离奇情节，似也是后世衡府故事神异化的张本。

　　这方《李姑墓志》，不但印证了上述林四娘故事的诸多本事，其对了解林四娘故事的产生与变化，也有新的启示：

　　在明清巨变中，衡王府的遭际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山东藩封之中，衡府素以“嗜声伎，其姬嬖最盛”而“素甲于山左”(杜乡渔隐《野叟闲谈》)。而于鼎革之际，其败亡之惨，死难之众，流散之苦，也甚于他藩。而此时众多衡府宫眷不愿辱身新朝，或尽节身殉(如林四娘)，或削发以终(如李妃)，其风节远胜于贵为天潢玉胄的须眉浊物——《清世祖实录》卷六记顺治元年：“七月甲辰，招抚山东河南侍郎王鳌永启报抚定青州郡县，并赍故明衡王降书以闻。”可知衡王最终是屈节降敌;此前其拒绝明将李士元起兵西进及刘孔和扈跸南渡之议，表现之闇弱无能，也委实让人鄙视。凡此种种，无不给山东士民——特别是对故明深怀眷恋之情的遗民阶层，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以“逸民”自署的朱廷佺在《李姑墓志》中所作铭赞颇具代表性，“人以忠孝自期，临事而改节易行者有之矣，安可责之妇人女子乎?李姑从容就义，始终不渝，虽古之名烈，茂以加焉!”正是这弥漫士林的情思与感触，促成衡宫轶事成为文学创作的一段热门话题。“至今犹唱林娘曲，烟锁云门万树秋”(清初徐田《失题》诗)——一个“衡府宫嫔”林四娘的形象开始频频出现于清初多彩的文学画廊中。

　　然衡王宫眷中抱恨殉身者匪独一人，——如朱廷佺墓志所记李妃遭遇之惨切，经历之曲折，并不逊于故事中之林四娘。是什么原因，使林四娘成为清初衡府文学题材创作中的主人公呢?这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迩相关。因清初反清武装起事不断借明宗室为号召，导致明藩问题被清廷密切关注，面对严酷的政治环境，文士在处理这一题材时不得不备加谨慎。所以时人在传录衡宫故事时，大都刻意回避王、妃等重要人物，而选择林四娘这样一个普通宫人(或宫嫔)作为记叙对象;甚或是，有意集合了众多衡府宫人的遭遇，塑造了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假鬼狐谈，写新闻史(蒲松龄有诗：“新闻总入鬼狐史”);借儿女情，抒兴亡感。蒲松龄之写林四娘，直言“遭难而死，十七年矣”，尽属凝结孤愤之泪的班班史录;王士禛、陈维崧、安致远、李澄中等人所记虽词笔隐晦，但麦秀之悲也隐约可见。——浓郁故国之思和深沉的民族之痛，构成了清初林四娘故事的主旋律。

　　但与上述诸家不同，而后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林四娘却以另一种形象出场。对此红学家所见各异，一种意见认为此正暴露了曹雪芹思想上的局限性，如王学太先生称：“为什么一段激烈、悲惨的反抗满清的历史变为《红楼梦》中镇压农民起义反动故事了呢?把‘恒王’变成‘千古第一风流人物’了呢?这和故事本身的政治性和清代文化政策有关。……到了曹雪芹时代，已经过了一百年，历史的真实在口头传说中被扫除的干干净净。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把一个具有爱国色彩的历史故事篡改成一个典型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动故事。……曹雪芹出身于豪贵之门，虽是汉族却有旗籍，与皇室关系至深。在这样的家庭里流传的只能是适合满清统治者口味的故事。所以曹雪芹听到的完全是被统治阶级篡改的林四娘故事是不足为奇的。曹雪芹记录了这个故事，并通过书中正面人物贾宝玉对林四娘故事的评价，则反映他的阶级局限。”8另一种看法与此相对，认为书中林四娘的故事披露了曹雪芹怀明反清的民族情感，是其“悼红”的又一心曲。此说可以冯精志先生《悼红四题》之三《从明清最后一役看〈姽婳词〉的产生》9为代表。

　　平心而论，两说各有可取，也各存偏失。王学太先生所论林四娘故事曾发生演变自有一定合理成份，但认定在“曹雪芹听到的完全是被统治阶级篡改的林四娘故事”却尚乏佐证。如果说百年中林四娘故事曾发生质的变化，那何以除一曹雪芹予以采录外，却不见他人留下类似文字(咸丰时人杨恩寿《姽婳封》杂剧虽内容相近，但系取材于《红楼》的后出之作)。因此，正如徐扶明先生所论：“《姽婳词》中的林四娘，已经是曹雪芹的新的艺术创造。”10

　　那么，曹雪芹何以会将“遭难而死”的女诗人改造成战场捐躯的女将军呢?这正是曹雪芹妇女观的一个体现。

　　产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林四娘故事，经过百年的变迁，随着清朝统治的不断稳固及民族矛盾的日趋缓和，当日故事中所隐含的亡国之痛、民族之悲，已不再是拨动人们心弦的主要内容;而故事的另一层面：巾帼节义胜于须眉——也就是朱廷佺在墓志中所倡论的衡宫女子“虽古之名烈，茂以加焉。后之珥彤笔者，光邑乘、荣国史，岂有愧与”这一主题，却伴随着清之中叶人文思想的萌动，与曹雪芹产生强烈的共鸣。《红楼梦》便是自云“为闺阁昭传”之书，小说中一再对女性发出热情的咏赞。如第一回开篇“作者自云”：“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在相沿成习的男性中心社会氛围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呼。而衡宫林四娘故事中原所蕴含的这一层主题，正与曹雪芹的妇女观念产生契合，使之迸发出创作的火花，于是在《红楼》万艳千红中特笔林四娘一段。看似闲笔，却是体现作品整体构思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重要性恰如戚本七十八回总评所云：“《姽婳词》一段，与前后文似断似连，如罗浮二山，烟雨为连合，时有精气来往。”

　　不过旧有故事中林四娘“红颜力弱难为厉”的形象，与曹雪芹突出女性作用之文心不尽切合，因而对林四娘形象进行改造，摒除了柔弱哀惋一面，强化了她的刚毅英武，使之成为一位“脂粉英雄”、晚明第一奇女，以她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的特殊表现，凸显出女性卓荦不群的风姿，进而反衬出当廷天子的昏庸闇弱与满朝文武的颟顸无能——“何以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曹雪芹对女性的礼赞之情，借林四娘故事得到全面抒发。

　　《红楼梦》中的林四娘虽是曹雪芹创造的一个全新形象，其与旧有文本的传承之绪，仍隐约可见。其人物主体构思，乃是自《池北偶谈》和《聊斋》中四娘“腰佩双剑”、“遭难而死”两条隐线引发，加以丰富想象而成，“配合晚明以来对于妇女作为道德典范的论述，完全进入作家‘悲剧意识’的升华”11.旧有林四娘故事中，致其“遭难而死”者，诸家都暗指清军，但亦均出之隐讳之词，所以才免触文网;曹雪芹的新创作将林四娘改为奋击敌军而死，如将对手指实为清人，则势必语词“违碍”而“诋触本朝”。因而不得不将“清兵”易为“黄巾、赤眉一干余党”，这种“假语存言”，在当时实为惯用手法，而脂评恐滋误读，特予揭明：“赤眉、黄巾两时之事，今合而为一，盖云不过是此等众类，非特历历指名某赤某黄，若云不合两用，便呆矣。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故学者提出的借“寇”影“清”说自具一定道理。但若将此一点，进而论断曹雪芹深怀反清思想，便有求之过甚之嫌。

　　要之，《红楼梦》中插入林四娘的故事，既非表露作者的故国之思，也不反映他仇视农民起义的“阶级局限”;而是借此故事，集中表达他对女性的讴歌之情及推崇女性作用的进步观念，这也是曹雪芹在这一题材的处理上，高于蒲松龄、王士禛诸家之所在。

　　[附记]

　　通行本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记林四娘事，中云：“妾尘缘已尽，当往终南。”而日本蒲学家藤原祐贤所见之本，则“终南”作“泰山”。所作《〈聊斋志异〉与民间说话》论云：“(《偶谈》中)妇人(林四娘)前来告别，说她拟往泰山处。以上第2点中所说的泰山处，是指妇人要去见泰山府君。泰山府君是幽灵的统领，冥府就在泰山那里，这个民间信仰由来很早。”12按：当时封藩于山东的各王，大多对泰山极为崇信，泰山万仙楼所嵌明崇祯二年(1629)《衡府进香酬神建醮施财碑记》，碑中有“衡王宫滕李氏，衡王第三女，衡府宫人刘氏、李氏、闫氏、杨氏、王氏、郗氏、李氏、王氏、庄氏、杨氏、罗氏、侯氏、刘氏、冯氏、华氏、杨氏、刘氏，平度宫懿王妃杨氏”等众多题名——其中“衡王第三女”见于前引之《登莱巡抚杨声远启本》中，云：“查得(衡王)应随行妃田氏、子朱囗、次女一口，三女已许聘与尚书仇维桢第五子……拟于次月初二日启程。”是其人清初尚存，在籍府时被北迁。从万仙楼碑石中可见衡府宫眷对泰山进香的热衷。小说中林四娘自言“当往泰山”，或即是当时这一信仰风俗之反映。因考四娘本事，故附记泰山衡府碑石如上。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