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探春的理家? -经典文学作品网

　　关于探春理家

　　红学研究

　　《红楼梦》写了为数众多活动在大观园中的丫环小姐。她们都各自通过作者安排的典型情节来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思想性格：葬花的黛玉，眠石的湘云。扑蝶的宝钗，补裘的睛雯、画蔷的龄官，打络的莺儿……。在她们当中，探春以理家而跃然纸土，可以说，没有理家，就很难设想探春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怎样评价探春的理家?通过理家的描写，作者怎样处理他这个人物的呢?他想表达什么想法呢?……这是一个颇存争议的问题。

　　(一)

　　探春理家，安排在全书半中腰的第五十五回。在这一回的开头，戚本有一段总批说：

　　此回接上文恰似黄钟大吕后转出羽调商声，別有清凉滋味。

　　批书人从对小说的鉴赏中得出一个类似音乐变调的感覺。脂砚斋的批语，同样得作具体分析，不应盲目迷信，作为论据。但是，我觉得批书人的感觉是有根据的。“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在这之前，曹雪芹把贾府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极盛写得淋漓尽致，从这里开始，变调了：他要写贾府如何一步步地走下路了。

　　所谓由盛而衰，当然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在这之前，曹雪芹并不是没有写衰的一面。憨直、酗酒、有功但被遗忘的焦大的叫骂，赤裸裸地揭露了贾氏家族首先在精神道德上的没落。大闹家学，反映出许多丑恶不堪，金钱奴役穷困，权势强奸真理。马道婆同赵姨娘的勾结，让我们窥见这个大家族在温情脉脉的纱幕后面掩盖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宝玉挨打，除了反映出封建家庭内部叛逆者同卫道者的尖锐冲突之外，又交叉着贾府同另外一些贵族集团的复杂纠葛。……我们还用不着去探索前五回某些情节里作者的种种预示。但是，总的来说，前五十四回的调子是高昂的，着重点是贾府如何繁华，如何富丽。即使顺便揭露一下他们的奢费和骄横，预示他们必将没落，……那也只是一种陪衬的阴影。《秦可卿死封龙禁卫》可谓奢靡极了;但是，“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让人得出的印象是贾家的赫赫权势，排场豪华，是凤姐的历练老到，井井有条。吃螃蟹赏桂花，也顺便透露了史家败落的消息。这场“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的宴会，“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客观上也是一种暴露。但是，作品给我们感染到的仍然是富贵得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的太太小姐们如何吟诗咏蟹的欢乐气氛，连丫头们也高兴得差点忘了身份地“抹了他主子一脸的螃蟹黄子”呢!

　　到此为止，作者把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这些环境，宝玉、黛玉、宝钗、风姐这些人物，给我们介绍过了，叛逆者宝玉同黛玉那种痛苦而又甜蜜的爱情，经过反复试探，也已经取得了默契。现在，作者给我们展现生活的另一角落，矛盾的另一方面。凤姐曾经对刘姥姥讲过：“外头看着这里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凤姐没有必要在刘姥姥面前装穷。她讲的是实情，甚至讲这话时还怀着得意的神态。但是，贾家却确实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首先是政治、经挤方面的式微，同时还有着上下左右的一系列矛盾。就象在上半部不曾忽略稍稍反映一下贾府的矛盾和困难那样，在五十五回变调以后，作者也不是没有写过欢乐的场面。但是，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这些场面都是次要而又次要的了。我们即使在那里也感触到凉渗渗的寒意。宝玉过生日的描写够繁华够欢畅的了。这里，黛玉揭穿淑云的把戏。“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那边，尤氏、鸳鸯等人在搳拳，“叮叮左口右当，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乐完白天，晚上还乐。宝钗、探春那样的标准封建小姐，也在槁木死灰般的寡嫂李纨的陪同下，情不自禁地对森严的封建家法发出了挑战。但是，就在这样欢快的气氛中，在花下同宝玉卿唧哝哝的黛玉，竟然也发出了贾府“必致后手不继”的耽心;酒令中又出现了“开到荼縻花事了”那样使宝玉皱眉的送春诗句。作者没有忘记对读者展示萧瑟季节的已经来临。

　　探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登场表演了：

　　剛将年事忙过，凤姐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凤姐自恃强壮，虽不出门，然筹画计算，想起什么事来，便命平儿去回王夫人。任人谏劝，他只不听。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大的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李纨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纵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事纨裁处。……又特请了宝钗来，托他各处小心。

　　小说交待得很清楚：凤姐货真价实地病了，而且是“调养到八九月间才渐渐地起复过来”，王夫人暂令李纨、探春协理，准备“凤姐将息好了，仍交与他”的。这其中的道理，兴儿在同尤二姐谈荣国府的情况、人物时讲得很清楚：“我们家的规矩又大，寡妇奶奶们不管事，只宜清净守节。……只因这一向他(凤姐)病了，事多，这大奶奶暂管几日”小说表明，除了凤姐，贾琏实标上也在主持家务。一个寡妇人家，要把偌大一个荣国府的内内外外都管起来，即使换一个比李纨更有才能的人，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作为一个待字闺中的千金小姐，探春也不可能是凤蛆的接班人.象接待前来勒索的复太监、周太监这类“外交”活动，探春固然不可出面接待，大姐捡到绣春囊这类可布的丑事，更是根本不能让她见和听。何况她又终于还有一个出阁的日子!

　　事实上，凤姐一直没有停止过理家的筹画计算。她也很明确：探春只不过是她理家的一只“膀臂”。在对平儿连声叫了三下好来赞美探春的胆识之后，凤姐说：“如今她既有这(兴利除弊)主意，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我也不孤不独了。……咱们有她这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于太太的事也有些益。”后来，好些事情也往往是平儿配合着处理，或干脆由平儿同凤姐商量之后处理。

　　有一种意见却把事情说成凤姐因为内外交困、当不下这个家，借着小产这个表面原因而下台，似乎探春因此上了台，那其实是并不符合小说的描写。

　　一开始就明确是代理，固然有希望凤姐哪一天好转的意思;同时，这个行动本身又显示出贾府的危机。

　　古董商人、贾府奴仆周瑞的女婿冷子兴曾经向贾雨村演说过荣国府，他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

　　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种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这段话可以说是封建贵族家庭败落的一幅不太准确的写照。把衰败的原因归结于“运筹谋画者无一”，归结为“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显然没有抓住更为深厚的社会根源。“一代不如一代”，有宝玉那样的“不肖”，也有贾珍、贾琏那样的“不肖”，不能笼统地相提并论。然而，在贾府，当探春被委任“协理”的时候，倒是实在提出了由谁来代替病得无法理事的凤姐这样一个负责“运筹谋画”女管家的问题?作者强调指出，事实也确实那样：王夫人是在没有法子的情况下让寡妇李纨协理，又在李纨协理不得力的情况下把待字闺中的探春以及作为亲戚的宝钗拉了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生活已经向贾府提出了物色一个凤姐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又很显然同谁将是宝二奶奶有着密切的联系。宝玉同黛玉的爱情关系，经过若干次痛苦的试探，总算是稳固下来了;但是，那还是未经统治者首肯的一场“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反叛。无权决定自己婚事的宝玉、黛玉，也不曾意识到要争取这个权力，而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渺渺茫茫的命运之中。从探春不得不协助理家这个情节，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随着贾府式微的加速，一旦把贾府的利益摆上天平的这一头，摆在天平另一头的、宝玉黛玉看得比一切都重的爱情，却是那样微不足道，轻如鸿毛。……

　　(二)

　　“一下手就打三更”，探春理家，头一件就是棘手事情：发付赵姨娘兄弟赵国基的安葬费。

　　按照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的人，死后的安葬费也应当严格区别。而按照八旗世族的习惯，同是奴隶，又还有严格的区别。“满人有世仆之制，主仆之分极严。所纳之妾，如系仆家之女，其看待自较所纳平民主女不同”[1]。赵姨娘是“家里的”，也即是奴隶的家生子女，赵国基自然也是奴隶。袭人是“外头的”，她的母亲是平民身份。因此，那安葬费就有二十两同四十两的差别。

　　这种奴仆待遇的细微差别，没有理过家的人，不会关心，自然也不晓得。执事媳妇吴新登家的有着一套如何对付主子、同主子作斗争的经验。她需要让李纨、探春出丑，使得她们比凤姐好搪塞。所以，她一反惯例，不象对待凤姐那样“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拣择施行”，而是只回说赵国基死了，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果然，李纨是个“尚德不尚才”，“逞纵了下人”的老实人。她又一次地上了当。听了李纨那不合旧规矩的裁处后，吴新登家的忙着接了对牌就走，准备“一出二门，还要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精细敏捷的探春却悟出了其中的问题，她一下子就抓住关键：“家里若死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揭穿了吴新登家的的把戏。在这里，作者的同情站在探春一边，“欺幼主”的“刁奴”吴新登家的只是探春精细的陪衬。

　　“家里的”同“外头的”这种差别，李纨不曾留心到，探春却留心到了。史湘云带有一个金麒麟，贾母记不清楚，宝玉竟不知道，宝钗却记得，探春更是还观察到宝钗在这方面特别有心。邢岫烟住在迎春那里，却是探春看出她的亏乏，送给她碧玉珮。……探春是个聪明精细的姑娘，就如众执事媳妇所感觉的那样：“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情和顺而已。”

　　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除了精细，探春还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她不仅注意到吴新登家的故意刁难，而且还耽心因办事不妥而惹起来的“正经没脸”。这是长期处于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培养出来的一种自卫手法。在封建社会，生而为女人，就比男人矮了一头。加上嫡庶的分别，更是低人一等。在那里，只要是妾，似乎就被取消了“人”的权利。《古今小说评林》讲到过一个故事：“尹文端继善之母张氏，妾也，乾隆帝封为一品夫人。文端之父操杖大诟其子，张夫人跪求乃免。……盖世家大族，嫡庶之礼极严，原非穷措大所能梦见也。”皇帝的封诰也不能更改宗法制度的森严，可以看出它神圣不可侵犯到了何等地步。生而为女人，又是庶出，探春在贾府里所忍受的各种痛苦想必不少。她又特别敏感，特别精细，她不可能象宝钗那样“知命知身，识理识性”，不可能对于那些有损于她的言语行为“浑然不觉”，相反，还特别神经过敏。她极力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对于一个小姐的要求来规范自己，坚决地同自己的生身母亲划清界限，同赵姨娘任何一个企图混淆这种界限的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记得，当宝玉同她谈到赵姨娘因为她给宝玉而不曾给贾环做鞋子发出怨言时，探春登时沉下脸来说：“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怎么我是该作鞋的人么!”她认为赵姨娘硬要牵扯她们之间的母女关系、她同贾环的亲兄弟关系“不过是那阴微鄙贱的见识”，“忒昏愦的不象了”。她声明：

　　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別人我一概不管。……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

　　因此，曾经在贾母这位老祖宗生气时敢于站出来替王夫人辩护的探春姑娘，在处理赵国基丧葬费这个问题上，自然坚定地站在公正的一边，按旧规矩办事：“这是祖宗手里的规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2]

　　把她看得比袭人还不如，自然会引起赵姨娘的不满。她眼泪鼻涕地指責探春踩她的头，因此引起了一场纠纷。探春毫不留情面地指责自己的生身母亲“糊涂不知福”，“每每生事”，使得满心疼她的王夫人“几次寒心”。她根本不承认赵国基是自己的舅舅，因而也是否认了她同赵姨娘的母女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除了公正，探春也实在过份。她的这些言行，不禁使人联想到打开窗户、亮着日光灯来斗争“走资派”丈夫的那类郓夫人。分明是一场悲剧!即使在那些具有封建思想的人看来，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感：

　　探姑娘之待赵姨，其性太漓，……不可为训……。(姚燮)观其(探春)对赵姨赵国基事，陈义何尝不正?而辞气之间，凌厉锋利，绝无天性，真令人发指。为维持自己之地位计，而不顾其母，至于如此，真无人心者。(季新)

　　贱视其所生，避之惟恐不及，趋炎附势，矫作正直，吾甚恶之。(解弢)[3]

　　同样是一个封建主义观念非常严重的卫道者，宝钗在这方面分明不同于探春。在处理上下、嫡庶这些关系时，宝钗宁可圆润一些，宽厚一些。对周瑞家的那样的仆人，她“满面堆笑，让“周姐姐坐着”。哥哥从南方带回礼物，她给赵姨娘也送去一份。也许，对于别的姨娘，对于别的奴隶，探春尽管做不到宝钗那样周到，也不至于那样锋芒毕露，界限分明吧?她拼命地使劲割断同庶母的这层关系，似乎是出于利己的动机，矫饰的做作。

　　探春其实却是真诚的，并不是“矫作正直”。按照宗法制度，庶出的她，只能认嫡母王夫人作母亲，而不能认自己的生身母亲。这也许得付出感情的代价，她无法象宝钗那样在封建主义的制度中如鱼得水，她内心似乎在隐隐作痛。但是，她却又坚信无疑，身体力行。当李纨为她辩护，说她“满心里要拉扯(赵姨娘)，口里怎么说的出来”时，马上遭到探春的严正驳斥：“谁家姑娘拉扯奴才了?”她是主子姑娘，生身母亲却是卑鄙到值不得拉扯的奴才。她丝毫也不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合人情。封建主义的教养使她深信这才符合道德。越是这样，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越是深刻。如果把探春的行为视为矫饰，那是没有准确反映出探春的真实思想，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也被看轻了。

　　曹雪芹可能也感到探春的这种态度有乖人性，他加给赵姨娘种种不成人样的德性。赵姨娘似乎也不曾把探春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来疼爱过。她丝毫也不去注意维护那自尊心极强的女儿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声誉和王夫人的信任，甚至还愚蠢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由去破坏它。她甚至对那个心腹般的贾环也不曾真正地爱惜过。大观园中的小姐、奶奶甚至奴隶们都看不起这个人，读者也感到这本来是一个不值得当人看待的妖魔。这一切表明，作者对赵姨娘是不公平的。赵姨娘并不是一个怪物。她也曾经有过袭人、平儿那样的“黄金时代”。她所以落到这步田地，毫无疑问是封建制度的罪过。赵姨娘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当马道婆去她屋里问她弄一双鞋面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炕上堆着的零碎绸缎弯角，“那里头还有那一块是成样的”。这个情节多少透露了一点消息。她是个没时运的人。没时运把她逼成那个样子。把她说得那样卑劣，似乎王夫人要比她好，比她得人心，是曹雪芹受封建思想的束缚而产生的一种偏见。

　　于是，曹雪芹用另一个情节来证明探春的公正无私：她蠲免了上学的每人每年八两银子，又蠲免了买办为各房购买脂粉每人每月二两的开支。这些，都是拿有体面的人来作法开端。公正严明，使得凤姐不由得一连呼了三声“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他不错”。

　　也许，同凤姐比较起来，探春的经验少些，能力弱些。她到底是个还没有出去见过世面、还不曾办过事的“幼主”。但是，她的品德比风姐强。她公正得近于严酷，却不象凤姐私心藏奸。从平儿的对答中可以看出，探春她们发现的某些问题，风姐、平儿早已想到过。之所以迟迟不行，不外乎是“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届，家下人也抱怨刻薄”。一句话：怕得罪人。还不要说凤姐可以从中捞到什么好处，在私房中增加了若许放债的银两。

　　(三)

　　探春理家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大观园里找寻一条增加收入的途径。探春从赖人家花园的经营办法中得到启发，决定“在园子里的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成能知园圃事的，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孝敬些什么”。经过宝钗、李纨的讨论补充，制定出一个“众人听了，都欢声鼎沸”的方案来。给贾府每年增加了四百两银子的收入。

　　这一兴利除弊方案的提出和实施，固然写出了探春的“敏”，宝钗的“识”，然而，就同蠲免学银、脂粉钱的重叠开支那样，它首先还是暴露出贾府的倾颓。“历朝有言利之臣则国脉已伤，治家而搜刮小利，则元气将绝”。在“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日子里，贵族小姐决不会想到兴这样的小利，即使想到了，也会因为“有失大体”而遭到唾弃。

　　那么，兴的到底是“利”还是“弊”呢?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一种意见认为，探春这一手，只不过是为巩固贾府的统治服务，加强了对奴隶们的剥削，那结果只能是失败。

　　诚然，探春理家的目的，是做几件于巩固贾府家业有利的事情。老妈妈们自然也是受剥削者。但是，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如此简单的答案。我们还得进一步地具体分析，看看这“欢声鼎沸”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被剥削的老妈妈们又为什么高兴。

　　原先的大观园，是一个为观赏而产生的园子。同一切贵族地主的庭苑一样，在这里，一切产品只存在着使用价值而不存在着交换价值，那使用价值也狭窄得离物尽其用很远很远。在林黛玉看来，荷叶的使用价值是“留得残荷听雨声”;花花朵朵，除了观赏插戴，就只能是小姐们吟诗咏词的材料。但是，如今探春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大观园的产品也还存在着交换价值，而且探春还准备去实现它们的这一价值。这一点表明，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对这样一个贵族地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使得象贾府这样的世家也觉得不能照老样子因循地生活下去，必需适应新的形势，把生活方式做一点改变。他们也许还不曾明确地这样意识到，但是，商品经济却实实在在地挤进了大观园的铁门，在那里打进了第一个锲子。既然开了个头，它迟早总会给那种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以或多或少的分解作用。

　　当然，这种“承包”的办法，并不很新鲜，甚至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的年代。例如，早在宋朝宋神宗时，就曾经有人设想过把一些祠庙的收入包给承办人，收取净利。后来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对神灵的亵渎，“岁收微利，实损国体”而没有办成。到了明、清，这种包佃的形式有了多样的发展。吴振臣《闽游偶记》就讲到其中一种做法：

　　闽地所种荔枝、龙眼，多不自扑釆。有吴越贾人，春时即往估计其直。吴越人曰断，闽人曰扑。有扑花者，扑孕者，扑青者。树主与贾人倩惯估乡老为互人，互人环树指示曰：某树得乾儿许，某树少差，某树较胜。其估时之多寡，与后日之风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皆不甚相远也。

　　赖大家的包法，同这种做法接近。不同的是，承包人还得自己或派出工人到园中打理，这就兼有包租的性质。探春的做法，比赖大家的又退了一步。它的承包人只不过是本家老妈妈而不是外面的商人。这些老妈妈，不是雇佣工人，也不是租地农民，是贾府的奴隶。从生产的目的来看，主要目的仍然是观赏，只是观赏之余“不自弃”，发挥一下“废物”的作用。在货币收入同观赏发生矛盾时，前者仍得服从后者。因此，要从这里找资本主义的因素，看来恐怕是困难的。

　　但是，即使如此，探春的做法，仍然是对奴隶劳动的修正。它多多少少承认了老妈妈们有取得自己劳动所得的一部分(是很小部分)的权利，因此也就意味着老妈妈们的一部分劳动是为自己的劳动，承认这一部分劳动力的自主权，而不是从头到尾都归贵族地主支配。这个行动的意义，远远超过贾府增加四百两收入的所得，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采取这一做法，对于一个贵族小姐来说并不简单。极力维护封建制度尊严的宝钗，千方百计地把这个做法同孔孟的教训衔接起来，用书香来冲刷铜臭味，以免“流入市俗去了”。但是，探春却不在乎这一套，使得宝钗批评她“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这里，一半是开玩笑，一半却是真情。同样严格恪守封建制度的种种规范，探春却更实际些。只要对于巩固贾家的家业有利，她不惜突破某些束缚。

　　探春曾经痛苦地声唤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这是由于不满赵姨娘的作践而发出的牢骚。但是，三小姐探春又确实一直对外面的世界怀着浓厚的兴趣。就连外头市场上卖的“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之类的小玩意儿，也吸引得她把零用钱攒集下来托宝玉哥哥去买。她多么渴望窥视一下外面的世界!她还有着一种同男人争短长、替女孩儿争口气的宿愿：“孰谓雄才莲社，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余脂粉耶?”她是这样做的。参观了一次赖大的花园，她就从中学到了东西。如果探春不是被限制在狭小的大观园内，果然走出外面，她很可能象海绵似地吸收更多有用的知识，为统治阶级立一番事业。如果不是“生于末世”，她的才志是可以大有发展的。

　　老妈妈们的“欢声鼎沸”并非虚构。探春在谈到这种做法的好处时说：

　　“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

　　李纨也说：

　　“省钱事小，第一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虽然她们都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话又确实讲明了实质所在。曹雪芹在好几处给我们点染出这种“无不尽职”的气氛：

　　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剿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

　　五十九回，春燕也讲到她姑娘负责一个地段之后的景况;

　　他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利害，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恐有人糟蹋。

　　六十七回，又描写了老祝妈在葡萄架底下拿着掸子赶马蜂，以免葡萄受损失。这些细节，在在说明，探春虽然仅仅对生产关系作了那么极细微的改变，却有利于调动老妈妈们的积极性。同是剥削，奴隶制度同租佃制度到底不一样。我们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不能忽视这种差别而产生的不同效果。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在过去，是没有专人管理而产生的混乱。曹雪芹没有给我们表现其中细节，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生活实践去补充。改变做法之后，自然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探春早就料到可能会有一些执事妈妈“见利忘义”。管厨房的柳氏为这件事发了一通牢骚：

　　“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象抓破了脸的。人打树下一过，两眼就象那黧鸡是的，还动他的果子!昨儿我从李子树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我一抬手儿，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就泼声浪嗓喊起来，又是“还没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等进了上头，嫂嫂们都有分的。”倒象谁害了馋痨，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没好话说，抢白了他一顿。”

　　有的评论者抓住这些现象，得出了新措施反而激化了贾府的各种矛盾的结论。这是不能让人同意的。按照一个固定的公式出发，认定“一个封建宗法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在这统治本身即将崩溃的历史时期，想补苴罅漏”，就必然失败，因而不做具体分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不够实事求是的。诚然，形势比人还强。“生于末世运偏消”，探春的理家，归根结柢无补于贾家的没落崩溃;但是，这并不排斥她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因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获得较好的效果。

　　(四)

　　探春理家的同时，朝里某位老太妃已薨，贾母、王夫人等都得入朝随祭，外出送灵，凤姐又病了。统治者的力量相对地减弱，这就使得贾府原有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地突出。作者进一步地展开对贾府内外交困的严重情况的描写，通过这些情节和场景去描写另外一批人物。这里较多的是下层小丫头、老妈妈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有丫头们同主子的矛盾，丫头们同介乎主子奴才之间的赵姨娘之间的矛盾。处在下层的丫头们，从各个方面来冲击着贾府的封建秩序，偷盗，赌钱，吃酒，还有那在统治者看来属于“奸邪”之类的恋爱，接二连三地发生着，仅平儿晓得的，“三、四日工夫，一共大小出来了八、九件了”。

　　详细地分析这些矛盾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这里要涉及的问题是：这一切，是探春理家失败的表现吗?是由于探春理家而激发出来的吗?

　　探春是一个不肯专权的人。林黛玉讲得很明白：“虽然叫她管些事，倒也一步也不肯多走”，可以不由她决断、凤姐平儿还来得及处理的事情，她不抢着去管。但是，有的评论者忽视了这一情况，认为这就是探春因为失败而只好放弃理家的表现。有的同志把五十五回以后发生的许多矛盾纠葛归结为探春理家的结果，“越治越乱，各处皆反”。把一些同探春理家的结果并不相干的事情也扯到一块来了。

　　从厨房风波，我们窥到这个封建大家庭里面丫头、老妈子、仆人彼此之间的勾结和斗争，同时也看出贾府内部经济开支的窘困。管厨房的柳家的为了表白自己并无偏袒，讲了一番当前的困难：“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都没了的日、子还有呢。”“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光要两只鸡，两只鸭子，十来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的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买別的去。”柳家的这话也可能不好全信。对待宝玉那里来的芳官同对待司棋那里来的莲花儿，她的态度是不一样;可是，如果鸡蛋不是只剩下十来个，她也未必故意去得罪司棋那样有体面的丫头。这种困难，连贾母本人也感触到了的：“如今比不得在先的时光了。”就在老祖宗发出这番感慨的那顿饭桌上，专门给她这样少数上等人吃的好米饭，因为添了一位姑娘就显出了短缺。“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这种困境，反映出贾府的日益衰微。但是，有的人却认为司棋同柳家的矛盾，是探春实行了“紧缩政策”的结果，是探春理家激化出来的矛盾。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紧缩政策”。蠲免几项重复的开支，谈不上什么“紧缩”;赵国基的丧葬费照“祖宗的规矩”发二十两，并没有比原来的规定少一钱银子。至于厨房的开支，是“旧年一立厨房以来”一向如此，探春是过年之后才理家，又同她什么相干呢?

　　从小说的描写看，同凤姐的理家比，探春采取的措施，不外乎是对上层(宝玉以及小姐们)的开支压缩了重复部分，对下层却是采取“小惠全大体”的做法。如果说凤姐对下实行的往往是霸道，那么，探春则较多的是施“仁政”。“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探春还是按孔孟的教导来行事的。当然可以指出她的这些做法的阶级性质，欺骗目的;但是，把这说成是“加强对奴隶的镇压”，让人很不好理解。据说，因为加强了镇压，奴隶们的反抗也就更加厉害，他们“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最后，引起了以绣香囊事件为导火线的抄检大观园。而探春给王善保家的那一记耳光，“恰恰宣告了探春理家的彻底失败”。[4]

　　上面已经谈到作者描写丫头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目的。确实，在探春理家的同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乱子”。但是，除了围绕花果草木的管理而产生的矛盾之外，又有哪一件同探春理家的“加强镇压”联系得上?应当说，不少事情，过去也不断发生着的。关于玫瑰露、茯苓霜一案，真正偷了东西的彩云就讲到：“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只是由于贾母、王夫人不在家。凤姐病了，管理相对地弱了，这些事情才发生得多一些，集中一些。最后，这些矛盾归结到一点，在绣香囊事件中爆发开来。

　　由绣香囊而引起的抄检大观园，倒确确实实是“加强对奴隶的镇压”的大事。在这一场斗争中，晴雯、司棋、芳官、四儿、入画等人受到了残酷的镇压，有的甚至送了命。在这场斗争中，王夫人以及那个帮凶王善保家的是镇压者一方，被镇压的丫头们为另一方。曹雪芹的同情放在被镇压的丫头们一边，探春、宝玉也实际上站在奴隶们这一边。探春给王善保家的那一掌，表面上看去是主子给奴才的一掌，也包含着维护封建大家族不得而产生的悲愤;但是，它实际上却是代表着晴雯们给予镇压者们的一掌。在那个时代，晴雯能做到的只是她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一种沉默却激烈的反抗，只能给王善保家的一点小小的不舒服。人头畜鸣的王善保家的，是个踩着奴隶的尸体往上爬的万劫不复的奴才，实在需要给她以更为严正的惩罚。探春的这一掌，今天听来仍然清脆悦耳，就是因为它替被侮辱被损害的奴隶们报了仇。

　　怎么能够在如此让人浮一大白的掌声中看见探春的失败呢! 确实，探春沉痛地诉说过她的感慨：

　　“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未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这番流着泪说出来的话，和在这之前、之后说过类似的话，说明她已经理解到，勉强靠封建礼法这根绳子拴在一块的偌大个家族，内部尔虞我诈，矛盾重重，互相纠缠着，牵扯着，就象一班溺水的人那样互相加速着下沉。这是哀叹，同时也是觉醒。探春不会象宝钗那样心甘情愿地一同沉没：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

　　曹雪芹没有来得及给我们描写探春的结局。也许，那仍然不会是美好的，因为曹雪芹自己也找不到道路，因为他已经在前面预示着探春仍离不开悲剧的结局。

　　但是，她毕竟有了觉醒。痛苦而迷惘的觉醒。

　　(五)

　　曹雪芹是想补天的。想补封建主义社会的天。曹雪芹出身于那样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又经历了破落之后的极端贫困，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对于繁华的过去，他不可避免地要怀恋和惋惜。这种情绪，使他不时地怀着补天的幻想。他不为无因地让冷子兴发表了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向警幻嘱咐的荣、宁二公之灵也叹息着“子孙虽多，竟无一个可以继业者”。他隐隐约约地希望着有一个能扭转乾坤的补天能手。在十四回，我们曾经发现，被贾珍请去宁府理事的风姐的才干，宝玉是欣赏的，作者也是欣赏的。他还让就要上吊的秦可卿托梦给凤姐，让她“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屋地亩”，也是“补天”思想的一次流露。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秦可卿也好，凤姐也好，都不会有这种念头。她们只不过充当了一次曹雪芹的传声筒。

　　在探春身上，曹雪芹又来寄托他“补天”的希望，让她在理家中一献身手。

　　伟大的艺术家曹雪芹是一个不顺心的补天匠。这不是他的过错，时代不允许他达到那一点。他从感情上深恶痛绝他那个阶级的当权派，他看出这些人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但是，一同下沉的许多善良、美好的人们的命运又使他转辗反侧，他找不到一条挽救他们的道路。他是矛盾的，痛苦的。在探春的描写上，同样反映出这一点.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商业常常被认为是“末”业，商人被人看不起，巧工商贾被称为“贼”、“海贼”。曹雪芹同样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红楼梦》里出现的商人，大都是卜世仁、桂花夏家那样一类惹人厌憎的市侩。但是，他毕竟在探春理家中现实主义地描写了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对这个贵族家庭的吸引力，反映出包买商人的活动已经深入到那样一个贵族大家的深宅内苑。这个情节，比之小说中例如许多地方描写到外国生活用品的使用、凤姐的放高利贷唯利是图等等，都更能说明曹雪芹在接受市民思想影响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看来，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基本上站在新兴市民立场来反对封建主义这种意见，根据不足。

　　曹雪芹到底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尽管他肯定探春的才能，欣赏她的志气，也描写了她在这些方面不同凡响的表现。但是，他还是如实地反映出她的努力无济于事。她的悲剧，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时代的、阶级的条件而不能发展的悲剧。认为曹雪芹通过理家的失败来暴露探春的无能逆历史而动，那是不符合作者原意的。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世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探春就是这样一个“如实描写”的“真的人物”。

　　一九八○年六一七月，北京沙滩

　　[1]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639.

　　[2]据有正本，查旧帐是“两个家里的赏过皆二十四两”，后来探春也说“给他二十四两”，平儿来传凤姐的话，也是“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四两”，多了四两银子。庚辰本、甲辰本和程甲本都一律作二十两。这只是数字不同，情节的立意完全一样。有一种意见说“探春不但没有关照多给银子，连旧例的二十四两银子也没给，只给了二十两”，指责她对赵姨娘故意苛刻，不知所据何本?姑且存疑。

　　[3]同注①页170.313.625.

　　[4]柏青：《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