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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的大旨谈情

2021-07-05 11:13:29

  重构《红楼梦》的四个世界

  红学研究

  一部《红楼梦》专写莺莺燕燕的闺阁闲情,似乎离来来往往的江湖羁旅越来越遥远了。果然吗?《红楼梦》中,这一大笔写就的“情”字,以及由“情”演绎出来的女儿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走入《红楼梦》的世界。

  从小说的空间来看,一部《红楼梦》实际上分成了四个世界——由里及外,分别是大观园、荣宁两府,荣宁府外,太虚幻境。同时,《红楼梦》又分别被命名为《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红楼梦》。这四个不同的命名以某种象征意义分别对应了这四个世界,而喻示了一个精致的寓言。透过这一寓言,我们发现,《红楼梦》的女儿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架构,在它后面,隐隐绰绰的是历史传奇、神魔传奇、市井传奇的影子。

  早在清代,张新之在《红楼梦辨》中曾为《红楼梦》的成书下了这样一个断语:“《石头记》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可以说,《红楼梦》大旨谈情,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大旨谈情的传奇《红楼梦》与《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等历史传奇、神魔传奇、市井传奇一脉相传。它以神话起,以神话结,通过绣闱欢爱(“淫”与“色)这一中介,达到了对历史传奇(江湖事业)的否定之否定,最终书写了一则拒绝成长的寓言。

  一 荣宁府外:《石头记》,历史的消解

  当早期小说将笔墨集中于江湖事业时,无论历史传奇、神魔、世情,都显示了对历史(尤其是乱世)的浓厚兴趣。然而,《红楼梦》一开始就明确以淡化历史的面目出现。在那一块石头上,叙着“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1回)。直到第78回,当贾宝玉写《芙蓉女儿诔》时,于年月也仍然是虚晃一笔:“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时。”也许正是为了有意识地淡化历史,小说从天上的一个神话写起,从不知历了几千几百劫的一个石头说起,而推出一个极为空灵的时空。

  不过,当石头随着一憎一道迤逦来到人间;或者说,当叙述者的一支笔从天上走向了人间,这一篇寓言也渐渐剥落了灵幻的色彩,而露出几分乱世的真实来。小说明确点出:楔子故事发生在姑苏阊门外十里街。(注:《红楼梦》只在楔子中明确点过故事发生的地点,姑苏与扬州。而正文中的故事,荣宁两府与大观园究竟在哪,是南是北,一直都描写得十分模糊。)在这里,元宵节的一天,甄士隐丢了女儿英链,这与《水浒传》朱仝失落小衙内颇为相似,而祸起元宵,一直就是英雄传说中常见的母题。接着,小说以甄士隐的家难推出一个乱世背景:“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而百姓流离。这一乱世背景与《金瓶梅》是惊人的相似。后者在第1回写道:“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罡星下生人间,搅乱大宋花花世界,四处反了四大寇……”而《金瓶梅》的乱世背景来自于《水浒传》,所谓四大寇就是宋江、王庆、田虎、方腊。可见,“盗贼蜂起”四字,实际隐喻了一部与《水浒》相似的英雄传奇。我们的主人公石头正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中,禀天地间正邪两气,下生人间的。

  当叙述者的叙述从楔子进入正文时,小说几乎将笔墨都集中在荣宁两府中,而对府外的世界完全采取虚写的方式。例如,柳湘莲在平安州外义救薛蟠,贾琏两次奉命去平安州办事,这两个情节都只是从书中人口中叙述出来的;而且柳湘莲从哪而来,为什么能三拳两脚救了薛蟠,他究竟是什么身份,贾琏办的是什么事,小说都叙述得十分糊涂。唯余的,是让我们在满纸温柔富贵、花柳繁华后,感觉到一丝乱世的气象。平安州并不平安,这一个命名已点出了一个与楔子背景相似的“乱世”。透过这两个情节,我们依稀能够品出《水浒传》里“强梁们”行侠仗义的气息、也能够看到《金瓶梅》中大小官吏上下交结的影子,但这一切在小说中都是虚写的。(注:唯一的例外是,小说后四十回中,有一处笔墨逸出了荣宁两府外:97回至102回直接追踪了贾政在江西提督学政时的官场经历。)江湖纷乱、官场酬酢,都成了隐隐绰绰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上,浓笔涂沫的是家庭琐事、闺阁闲情。“空间的一趋一避,一虚一实,在叙事技巧的表层下面,实际上隐藏着文化心理的趋避和选择”,(注: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462页。)小说是有意识地淡化了历史,将府外的世界与府内的世界相对,而将《红楼梦》的女儿世界与《水浒传》、《金瓶梅》中的男性世界对立起来。

  在小说正文中,隐喻了一个重要的故事,即一段关于王室叛乱、乱世变迁的故事。这可以从两个细节说起,第13回,秦可卿所用的棺板来自于潢海铁网山,原是忠义亲王用的,因为亲王坏了事,所以才撇下了,第26回,冯紫英说他曾去铁网山打猎。不少探佚者已指出,小说后半部的叛乱就是围绕着铁网山展开的。蔡条《铁围山丛谈》曾道:《水浒》中王伦起义实有其事,只是王伦实际上还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起义领袖,他起义的据点即是铁围山。(注:《水浒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第240页。)在当时英雄传说中,铁围山似乎已经成为起义地点的一个代名词。铁网山与铁围山是惊人地相似,很难说《红楼梦》在命名这一地名时,没有假借传说中命名的惯例。看来,铁网山是一个有意的点缀,它直接将人情小说《红楼梦》与英雄传奇《水浒传》联系起来。

  我们还可以从一个叙述母题来发现《红楼梦》与四大奇书的关系。四大奇书都是在宋元说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元说话,一个重要的母题即是描写了各色人等发迹变泰的故事,主要包括文人、英雄、市民三类,这些人因为某种机缘,或为将(相)、或中举、或发财、或得道成仙,总之,改变了自己以前位低身贫的状况。四大奇书,无论是历史传奇、神魔传奇、市井传奇,写的都是英雄与市民发迹变泰的故事。《红楼梦》在楔子里,则首先书写了一个典型的文人发迹变泰的故事——这就是贾雨村的故事,关于贾雨村,人们大都持鄙薄的态度;这样,他们对小说寓意的理解也便有了一定的偏差。其实贾雨村的故事显然是用英雄传奇的笔墨来书写的。贾雨村一出场就写得声色动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以至于娇杏一个丫头,也说他“必非久困之人”。贾雨村未曾发达时,在甄府偶得娇杏垂盼。中心眷眷,发而为诗,这才有了甄士隐的一番劝进与资助;可以说,娇杏的偶然一次顾盼,预兆了贾雨村发迹变泰的开始。贾雨村与娇杏的一番遇合,显然也属于英雄传说中“英雄与女儿”的母题。(注:在英雄传说中,书写了不少有关英雄微时得女儿垂青,从此发迹变泰的故事,如韩世忠遇梁红玉,赵匡胤遇韩素梅。)在初时,贾雨村为人洒落,进时恃才侮上,退时则浪迹闲游,教得黛玉、识得宝玉,作者更特借他之口发表一番“正邪”的议论,已可见其人的不俗了。只是这以后,由于对人世的痴迷,使他一步步学会了适应人生、适应官场的规则,而飞黄腾达起来。这实际也相当于英雄传奇中“英雄的堕落”一节。在堕落后,便是英雄的死亡与再生,或者是醒悟——这相当于一种精神上的再生。贾雨村历经一场仕途梦幻,在甄士隐的点悟中怅然醒来,最终与甄氏相会合——这不过是明万历间《南柯记》、《邯郸记》的另一版本。贾雨村的宦途沉浮与贾府相始终,显然在叙述者的笔下,他是作为一种隐喻而存在的。甄士隐呢?他与世无争,但命运的播弄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嘲弄,同时也赋予了他一种人生的智慧。甄士隐在世事无常、人情冷暖中最早意识到了好即是了,了即是好。他的飘然出尘成为小说的另一种隐喻。一回楔子,以甄、贾并提,一个乐以隐居,一个热衷仕进,仕与隐对文人来说,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实际上是一身而二体的,这从甄士隐对贾雨村的赏识与资助亦可看出。小说透过甄贾的故事传达出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所有雄飞高举、富贵功名都只是假,悟到好即是了、了即是好,飘然归隐这才是真。甄士隐的早悟也罢,贾雨村的迟悟也罢,都绰绰地浮着宝玉的影子,更确切他说分别是石头(作者?)之化身——贾宝玉与甄宝玉的影子。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一首《好了歌》与《好了歌注》,其实不仅仅注解了后来的一部《红楼梦》,也注解了所有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传奇、市井传奇与文人传奇,从列国、两汉、三国、隋唐、两宋,直到元明,一幕幕江湖烟云,诸如英雄角逐、市井发迹、官场沉浮、情缘离合……到头来,都不过是甄士隐所唱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更为重要的是,《红楼梦》借焦大之口,直接推出了一个历史传奇的背景——这就是贾家的兴起。当年也是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乱世情境。贾氏祖宗在金戈铁马中出生入死,终于成就了一方天下,也成就了一代家业。

  石头为什么要这样来记录一段故事,为什么要在重笔涂抹女儿世界的同时,却又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个历史传奇的背景?女儿世界特地与男性世界对立起来,大旨谈情特地与角逐功名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内在的悖论吗?

  大荒山中、无稽崖前、青埂峰下,石头追忆着逝去的红楼一梦:“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仔细玩味这一番话,石兄对自己拒绝“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5回),最终“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实在有着很深的无奈与伤痛。在他殷勤写下的文字中,石头忽而现身说法,忽而隐身记录,它(叙述者)的评释与评释之间或评释与客观描述之间往往并不吻合,所以有些研究者把石头称为可信与不可信的叙述者。可信与不可信,不过都是叙述者心底不同的声音,统一于石头对那一场梦幻,在痛定思痛之后,既惭愧追悔更眷恋低徊的矛盾心态。于是,石兄在小说分化成了贾宝玉与甄宝玉。贾与甄,一实一虚,一挤身于名、一遁迹于情,最后以送玉一节会合,这二者,也已构成一种隐喻——他们的对立,一如甄士隐与贾雨村的对立,依然折射着《红楼梦》二元世界的对立。

  二 荣宁两府(大观园外):《风月宝鉴》,或隐或现的绣闱欢爱

  在《红楼梦》中,历史传奇只留下了淡淡的痕迹,但《金瓶梅》的影子却处处可见。有不少论者在很早就提出《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注:参见曼殊《小说丛话》、张其信《红楼梦偶评》、诸联《红楼评梦》等。)。相似在哪里呢?张新之说:“《金瓶梅》演财色,此书也演财色。”

  众所周知,一部《红楼梦》遗留着大量的风月笔墨。例如,贾珍与秦可卿,秦钟与薛蟠与香怜、玉爱,秦钟与智能儿,凤姐与贾蓉、贾瑞,贾珍、贾琏与尤氏姐妹,贾琏与鲍二家媳妇……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大观园外,确切他说,大部分发生在大观园尚未建成之时的宁府中。

  这些笔墨或隐或现,但在小说中总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以至于一些地方与全文总有点衔接不上:于是后来的读者纷纷猜测,也许在《红楼梦》成书前,先就有一部《风月宝鉴》;也许创作者一开始本来只是想写一部象《金瓶梅》一样的“戒财色”的书,所以命名为《风月宝鉴》。戒之在财色,有的研究者将小说对“财色”的描写看作是对贾府荒淫奢糜生活的揭露;所以他们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刊落十分遗憾,以为这样一删,对贾珍等人的抨击就不够淋漓尽致了。也有的研究者将“财色”二字,一味看作是对《金瓶梅》的模拟,而以为曹雪芹对《风月宝鉴》最后的删改,使《红楼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实际上是将“财色”与“情”对立起来,而将《风月宝鉴》仅仅看作是一部游离于《红楼梦》之外的书。

  不论持哪种观点,这些研究者在比较《红楼梦》与《金瓶梅》时,都发现了秦可卿之丧与李瓶儿之丧、李瓶儿之死与尤二姐之死有着明显的承袭的痕迹。可是,仅仅是文字上的承袭吗?仔细推衍,《红楼梦》中的风月笔墨主要以“秦可卿之死”为核心,集中在前二十回,正是贾府如火如荼的时候;后一个尤氏姐妹的故事则从贾敬之死开始,贾敬之死恰恰处于一部《红楼梦》由盛转衰之时;另外,贾琏与鲍二家的故事又恰恰发生在凤姐最受信宠、最威风的日子。可以说,之所以说《红楼梦》的风月笔墨脱胎于《金瓶梅》,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书的“色”都构成了性与死亡、盛极必衰的寓言。因色而身死、家亡、国破,这一“色”字也折射着历史传奇的影子。正如前面提到的,第13回,通过一块棺板,小说特地将因淫丧身的秦可卿与坏事的忠义亲王,与铁网山(后来的叛乱)联系起来,而秦可卿本身的身分在《红楼梦》中就扑朔迷离,在某些研究者眼里,她一生的命运很可能就是一场王室斗争的结果。由秦可卿隐喻的叛乱故事直接关系了朝廷的兴亡、贾府的盛衰。

  如果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小说对贾府祖先的故事的叙述是颇有深意的,这一故事被叙述成了一个典型的英雄传奇(详见下文);那么,我们会进一步理解《风月宝鉴》的意义。明代后期,激进的文人鼓吹“好色人皆所欲”。这一句口号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些文人眼中,“色”首先被看作是天下太平、英雄得志,“不可不为之乐事;同时,当英雄不得志时,也假借女色“经行其痛哭而消泄其无可如何之感愤”。(注:曾异撰《卓珂月〈蕊渊〉〈蟾如〉二集序》,转引自吴承学李光摩《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文学遗产》1997.6.)他们以一“色”字,最终无可奈何地否定了对传统儒家的理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雄事业),而向个体欲望——绣闱欢爱逃逸,这一逃逸在另一方面却透露出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女色”是英雄得志不可不受享之乐事,更是英雄后人坐守富贵,不可不受享之乐事。(注:在历史传奇中,往往写的是英雄在功成名就后,沉湎于女色,以至于身死国亡。)然而,后人对女色的沉湎,最终摧毁了在英雄传奇中打下来的祖先基业。小说大笔书写贾珍等人的风月笔墨,著眼点正在于“不肖”二字,“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正是因为这一点,小说才会在一开始,写宝玉进宁府初会秦钟时,添上一段焦大的醉骂:而一个因淫丧身的秦可卿,也能在小说的一开始就说出一番“盛宴必散”、早寻退路的道理来。

  另外,值得提出的一点是,在荣宁府外,小说的主角实际上是贾琏与王熙凤。(注:有人指出,在这部书中,贾琏实际上是贾宝玉的前身,这一点在《红楼梦》中还可以看到一点端倪,例如,贾琏很奇怪地也被称做是二爷,凤姐与宝玉之间的感情既纯粹又暖昧。)他们在《风月宝鉴》中的位置大约相当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与潘金莲。在大观园外的王熙凤显然是由《金瓶梅》中潘金莲深化而来的,她的身上充满了市井中人对权、财、色的欲望。不过,《风月宝鉴》并不是《金瓶梅》的翻版,这一部书的第一主角是王熙凤,而不是贾链。就象小说中所说,贾琏原是家中理事的,可自从娶了凤姐以后,“倒退了一射之地”(2回)。毕竟,潘金莲在一书中的位置还处在西门庆之下;而王熙凤显然就颇有点坐视群雄的意味了。她对男性的挑战,不仅仅在于她协理宁国府、独傲须眉的一面;恐怕也在于她对情色的放纵上。《金瓶梅》一书与明代嘉靖间的《如意君传》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意君传》恰恰写了一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女人——武则天纵淫的故事。王熙凤显然与武则天有几分相似,她们都是以对自身欲望的放纵来挑战传统的男性社会。想来黄训如果读了《红楼梦》,也会象他读《如意君传》一样惊诧:“敢淫者,岂王熙凤耶?”(注:这一推理并不是附会的,小说后文就明确点出了“女性与色”叛逆内涵。第65回,尤三姐捉弄贾珍、贾琏,小说特写了一句话:“竟不是男人淫了她,倒是她淫了男人。”从这一点来理解“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也可以推测,秦可卿可以说是王熙凤的前身,她所扮演的,恐怕并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软弱的被害者。如果秦可卿真的如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身份尊贵,那么,她的身上倒真隐隐透露出几分帝后“荒淫”的影子来。)这样,王熙凤在荣宁府中的意义,就权、就财、就色来说,都与西门庆有更多的可比的地方;也正是王熙凤,她的所做所为直接关系了贾府的盛与衰。

  一部《风月宝鉴》潜藏了一部《金瓶梅》,曹雪芹重新篡改了《风月宝鉴》,最终建构了一个女儿纯情的世界,命名为《金陵十二钗》。风月笔墨不过是介于英雄传奇与儿女真情之间的一个隐喻。这一隐喻包括两点内涵,一是因“色”而身死、家亡、国破;二是“色”以一种挑衅传统道德,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姿态出现。

  三 大观园内:《金陵十二钗》,大旨谈情

  在大观园中,贾宝玉大旨谈情,他将儿女真情发展到了极致,从而建构了一个静止的、洁净的、纯真的、乌托邦式的女儿世界,与欲望横流的男性世界相对抗;或者说,他固守了一份童心,与成人的世界相对抗。(注:《红楼梦》与《金瓶梅》,很明显地隐喻了一个童年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立。在《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王等人年龄小得出奇;而《金瓶梅》,所有与西门庆真正相与过的女人都是年龄较大的妇人,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对立。)

  有关这一点,研究者的论述已经很多;问题在于,大观园的“情”究竟是什么呢?小说借警幻之口,骂尽了“世之好淫”者,“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而以“痴情”重新命名了“淫”字,称为“意淫”。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道:“暗《金瓶梅》,故曰意淫。”《红楼梦》一定要将“情”与“淫”联系在一起,称为“意淫”。这是什么心态呢?它难道仅仅意味着小说在荣宁两府也写了一部“金瓶梅”——《风月宝鉴》?警幻鼓吹“好色即淫、知情更淫”,而极力鄙薄自古以来所谓“好色不淫”、“情而不淫”的托辞,以为都不过“饰非掩丑之语”,即假道学也。以“情”与“淫”相对,这实际意味着对真“淫”的肯定,也就是说对明后期以来不讳言好色者的肯定。在明后期,文人是以好色来书写自己破旧立新的叛逆姿态:只不过这一“淫”字到后来已逐渐失去了叛逆性,而真正成了“皮肤滥淫”;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以“好色”来鼓吹叛逆的虚幻性,于是,在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新的思想倾向,“情”字逐渐从“淫”字中脱颖而出。

  情是淫的净化,确切他说,《红楼梦》中与童心说密切相关的情字,也是从前人所谓绣闱欢爱中的“情”中净化而出来的。“情”不过是男性厌倦了仕途功名后,继“色”之后又一个心灵的憩息地。关于色是“酒色藏孤愤”,男性沉湎于色,不过是以之“经行其痛哭而消泄其无可如何之感愤”;那么,情同样也是一种感愤以及由感愤上重新建构的一个理想世界。

  于是,《红楼梦》的女儿世界同样构成了一个情与理二元世界。

  其中,王熙凤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她是穿梭于大观园与荣宁两府的两栖人。当王熙凤叱咤于荣宁两府时,如前所说,在她的身上,更多地突出了欲望的内涵,而残留着某种市井气息。欲成为情与理之间的一个中介,以欲为主体的王熙凤,对贾府的繁华来说,既是一个建构者,也是一个破坏者。

  薛宝钗、贾探春等人继王熙凤之后重理家业,却已揉入了儒家理性的思考。不过,这一儒家应该说是“新”儒家。一味将薛宝钗视为封建思想的卫道者,实在是一种误解,她的仕途经济说其实早有了某种变通,薛宝钗出身于皇商世家,她的思想明显带有来自于边缘的积极的时代意义;正是这一边缘意义,使薛宝钗在冷眼旁观中,对位于中心的满口诗书礼义的男性世界表达了最辛辣的嘲讽。在第42回中薛宝钗有这样一段劝导林黛玉的话,“所以咱们女孩儿不认识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更好了,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并不是书误了他,倒是他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这一段话常常用来贬薄宝钗为人,其实,宝钗是大观园女儿中最博学的一个,她偏偏说出这一番话来,并不是为了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而是另有深意。薛宝钗不过借此表达了对男人们读书却不明理,不能辅国安民的激愤,与其如此,不如不读书。正是在对男性的嘲讽中,宝钗将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直接对立起来。这样来看,薛宝钗说“不读书”,这与贾宝玉将“文死谏,武死战”一笔抹倒后也主张“不读书”相比,二者在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前者是积极的,后者倒是有些消极的意味。只是在大厦将倾时,宝钗等人的清醒与积极无不充满了一种悲怆的意味。

  对贾府的盛衰、大观园的聚散,林黛玉也始终是个冷眼旁觑者。例如当探春理家时,第62回也闲闲点缀了这样一笔,

  黛玉道:“……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得多,进得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我们两个人的。”

  然而,与宝钗等人相比,后者在理性的支配下,主要采取补天的积极姿态来表示自己对男性世界的失望;黛玉却采取了一种彻底不合作的摒弃的态度——也实际上对贾府的盛衰并不特别著意,而始终将自己置身事外,一生以诗书为伴,因情而生,也因情而死,以“质本洁来还洁去”对抗着碌碌红尘。黛玉对贾府的注视,不过是透过贾府的种种来看沉浮其间的宝玉而已;对宝玉叛逆的失败、对自己与宝玉情感的渺茫,她显然要比宝玉清醒得多。这就使黛玉以“情”来支持宝玉这一方式充满了悲剧意味。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大观园里的女儿世界,情与理的对立,分别以林薛二人为代表,她们的对立实际也是甄士隐与贾雨村、甄宝玉与贾宝玉的对立,因此才又有“钗黛合一”说。这样来看,无论情也罢、理也罢,都不过是对男性世界的一种隐喻。这一种隐喻,可以说是一种女性男性化,套用女性主义的概念,叫做“花木兰境遇”。

  这一以“花木兰境遇”为表征的女性世界的存在,反应了男性世界本身的弱化。有意味的是,这一弱化却又是以男性的女性化为标志的。当刘姥姥游大观园时,在她眼里,宝玉的房间好象是哪个小姐的绣房,而黛玉的房间又好象是哪个哥儿的书房,这一个小小的错觉细品起来却是饶有趣味。

  由此可见,“情”不过是在否认男性事业后无可奈何的一种理想。就象性与死亡总是联结在一起一样,贾宝玉宁愿一生为情所役,他的“情”字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宝玉几乎是十分清醒地怀着一种死亡期待。他明确贬斥了所谓儒家遵奉的“文死谏、武死战”,而只要有女儿的眼泪相伴,有女儿的情相慰,“便是我死得其时了。”(36回)宝玉无时不在的死亡期待令人联想到了杜丽娘的死亡选择。如果说《牡丹亭》以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相对,在大旨谈情中仍然掩映着无法摆脱的懦家情结;(注:参见李舜华《阴阳内外,花园两界——试论〈牡丹亭〉中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分与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那么,一部《红楼梦》也可以作如是观,只不过表达得更为晦涩罢了。

  由此可见,贾宝玉的大旨谈情、唯女儿是尚,也仍然是从历史传奇中江湖事业与绣闱情爱这一组矛盾深化而来。大观园女儿世界情与理的对立,就她们的意义来说,也大致对应着历史传奇中“同在江湖上”与“独处绣闱中”的两组女性群。

  四 太虚幻境:《红楼梦》,空而不空的寓言

  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小说洒脱灵动的时空,显然来自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的叙事时空(注:大闹天宫的时间也是虚设的,直到进入西天取经的正文时,才以追忆的方式点出大闹天宫发生在相当于人间王莽乱政的时期。),例如,在第13回秦可卿发丧时,小说闲闲一笔,就虚设了这样一段话:

  榜上大书,“……四大部洲至中之地、奉天承运太平之国,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录司正堂万虚、总理元始三一教门道录司正堂叶生等,敬谨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伽蓝’‘揭谛’‘功曹’等神……”等语

  字里行间,都跳脱着《西游记》的痕迹。

  一部《红楼梦》,处处若有意若无意地将贾宝玉与孙悟空联系在一起。第5回,王夫人向林黛玉介绍时,把宝玉说成是家里的混世魔王;第29回,张道士说,“前儿我们四月二十六,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有人指出,遮天大王指的就是宝玉,四月二十六就是宝玉的生日……(注:参见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论及有关宝玉“三王”的绰号。)只是一切都写得十二分的飘渺空灵。小说虚构了一个以大闹天宫为蓝本的时空,虚构了一个总摄于太虚幻境的警幻以及奔走于人间的僧道,(注:如前所说,《红楼梦》中的警幻与僧道都不过是英雄传奇、神魔传奇中类似形象的幻形。)虚构了一个石头出世、情鬼历劫的神话,虚构了一个似乎以孙悟空为前身的主人公……可以说,叙述者是有意识地淡化了历史,将一部《石头记》,写成了一则梦中之梦、寓言中的寓言。

  《红楼梦》也罢,《西游记》也罢,都不过是明中叶李贽童心说的一种演绎,它们从不同角度书写了一则关于人生、关于成长的寓言。元明以来,民间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这一句话表达了人类在成长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一对永恒的矛盾。究竟是要“自在”呢?还是要“成人”?(这一对立实际隐喻了个体欲望与社会欲望、传统儒家价值体系与新兴市民意识之间的对立)。东海龙王劝孙悟空道:“大圣不可只图自在,误了前程。”相反,宝玉却极力虚构了大观园里的自在,而以决绝的态度摒弃了所谓前程,他固守了一份童心,而拒绝了成人的世界。完成于明中叶的《西游记》,努力以喜剧的形式弥合了英雄传奇中个体与社会、成人与自在之间的矛盾;而出现在清中叶的《红楼梦》,却以一个空前的悲剧空出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西游记》自号“悟空”,实际上空而不空,孙悟空毫不隐讳地说:“老孙好的只是名利二字。”一部《西游记》不过是一部以神魔形式写就的历史传奇。在大观园的女儿世界后,也始终浮现着历史传奇的影子。说什么好即是了,了即是好,一部《红楼梦》也仍然是一部空而不空的寓言。

  贾府先人的故事——这一个百年前的英雄传奇统摄了一部《红楼梦》。这些先人们始终在云端注视着他的子孙。君子之泽,五代而斩,当贾宝玉一干人上场时,却已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末世了,祖先辛苦挣下来的世袭将军只不过成了一个虚衔。贾珍等人,不事骑射、不务功名,一味滥施富贵,追逐于声色之中。贾珍等人以风月传奇消解了英雄传奇中江湖角逐;而贾宝玉则以儿女真情消解了风月传奇中的绣闱欢爱。然而,在一部《石头记》中,宝玉的选择只是一个否定后的否定。在他为情而欢呼时,却流露了不可掩饰的悲凉。而贾氏祖先说,“吾等子孙虽多,竟无可继业者。唯嫡孙宝玉一人……略可望成。”(5回)贾母说:“只这一个孙儿,”这些话都不是闲笔,可以说,(作为叙述者的)宝玉仍然追慕着当年创世时的豪情,他的大旨谈情不过是以一种偏激的态度,表达了男性对自身世界彻底的绝望;也正是因此,他重构了一个女性世界,让女儿去支起这一个倾颓的大厦。男性毁坏的天,让女性来补?“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不可排遣的末世感,为女儿的补天涂上了强烈的悲剧意味。小说中在末世虚幻的繁华中不时闪回当初,当初祖先创业的艰难、当初真正的繁华,石头在叙述时,充斥了对自己不肖的自怨自艾,对祖先忧虑的虚构,这不仅仅是一种叙述的姿态,它同样是一份真实心情的流露。

  与《西游记》一样,《红楼梦》在一开始也推出了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在这一神话中,小说重新演绎了石头的故事,石头与主人公宝玉合二为一。这一块石头,是当年女娲所炼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中的一块,是三万六千五百块补天石外的一个零余者,被女蜗遗弃在青埂峰下。这里,创世神话已成为一个背景,神话的主体是一块被遗弃的石头,这一块石头因为未能实现补天的志愿,一日里偶然想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受享一番。将历劫的“宝玉”与这一创世神话联系在一起,这正如小说一开头所说的,“说来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石兄寂寂地倚在青埂峰下,追想当年……从开天辟地起,一代代王朝的更替,三国、隋唐、五代、两宋、水浒、元末明初……所有的江湖烟云、英雄角逐都已成了一段遥远的记忆。这一情境细想起来十分熟悉。早在《西游记》中,当年的石猴、或者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便在五百年风霜雪雨中,遥想了当年大闹天宫的英雄豪情。早就有人指出,孙猴大闹天宫正是王莽乱政的时期,《西游记》不过是以妖魔的寓言重新演绎了历史……江湖角逐已成了无法追忆的梦,于是,作为一种心理的补偿,他们殷勤地走入一种心性的思考(《西游记》)、走入绣闱欢爱(《金瓶梅》)、走入女儿真情(《红楼梦》)。“因空见色、因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西游记》中是一个“空”字,《金瓶梅》是一个“色”字,而《红楼梦》则是一个“情”字,而更在“空”以前,是不空,是书写在《水浒传》等历史传奇中的种种江湖角逐。可见,《红楼梦》沿袭了石头这一意象,但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英雄神话;而是假借这一神话,赋予了石头“无才可去补苍天”的意蕴,以“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悲凉消解了当年历史舞台上英雄(男性)奔竞的叱咤声;最终也因情极之毒,以“千红一窟、万艳同杯”消解了大观园里以真情真性真才写就的女儿世界。然而,我们知道,宝玉在最终看尽云起云落后的飘然出尘,也未尝是真正的醒悟,不过是情极之毒后的无可奈何。宝玉并没有成佛成祖(象唐僧师徒那样?),他只是回返了当年的顽石本相。历尽红尘的“宝玉”仍然回到了寂寞的青埂峰下,依然是一块无言的顽石。他将自己一生的辛酸和泪镌成文字,等待着后人的读解: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从整个中国小说史来看,鲁迅这一评价是极为精当的。近百年来,人们纷纷撰文论述《红楼梦》假借女性所建构起来的近代意义。这里更多地侧重于《红楼梦》女性世界作为男性世界隐喻的一面,侧重于《红楼梦》中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中所折射出来的四大奇书影子。这样一种论述并不是要削弱《红楼梦》进步性;与其这样说,不如说,在《红楼梦》中,“女性”与“情”所隐喻的近代意义并不是曹雪芹天才的书写,它直接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章回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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