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赚二姐 -经典文学作品网

　　王熙凤计赚尤二姐

　　红学研究

　　《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开宗明义，在写“太虚幻境”时，有一对联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作者概括作品内容，表述创作思想的一对名句，它反映了《红楼梦》这部内涵极为丰富的作品深邃辨证的哲理，它也启示我们从“真假”、“有无”等对立统一的艺术哲学角度，进一步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艺术成就。

　　“王熙凤计赚尤二姐”(以下简称“计赚二姐” ) ，在小说中不足三回，也不是全书最重要的情节关目，但它在情节处理上虚实相生、婉转多曲，人物塑造上阴阳两面、以反写正，主题表述上以小见大、寓意深远，表现了《红楼梦》精湛的艺术辨证法，体现了作家进步的艺术哲学思想。

　　一

　　我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思维，历来注重情节描写忌平直，讳浅露，以波橘云诡、跌宕多姿为特点。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时说：“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西厢记笔法》 )金圣叹从读者艺术鉴赏的角度所谈的美感经验，不止戏剧，亦为中国小说的传统特色。曲笔达意、迂回穿插的小说叙事思维方式，始于唐。唐代传奇的小说家们“作意好奇”, “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就是说，小说故事除了像魏晋小说那样注重情节的奇特性，还要重视主观构思的完美精巧，以曲折动人的情节描写展现人生的命运，揭示社会的主题。犹如鲁迅所说：“小说亦如诗，于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事宛转，文词华艳”，其“文笔是精细、曲折的”(《中国小说史略》 )。

　　《红楼梦》以描写贵族家庭日常生活为其故事情节，它与英雄传奇的《水浒传》、历史故事的《三国演义》相比较，其情节的腾挪跌宕、宛转曲折，似应不如。但是，传奇的情节固然生动，生动的情节却不止传奇;夸张的情节固可传神，传神的情节却不尽夸张。《红楼梦》大量平实的艺术情节，虽无惊天动地的伟业，亦无世间罕有的奇闻，它却通过封建贵族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第一回)，生动地传示出社会的种种矛盾纷争，人物的种种心态情貌，真所谓“摹绘人情物理，靡不尽态极妍” (蒋瑞藻《小说技谈》引《窕言》 )。小说六十七等三回，写王熙凤计赚尤二姐、大闹宁国府等情节，作家以娴熟的曲笔描写，运用情节“突转”的意外性，使故事产生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诱发力，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这其中，为表现故事情节的回旋多曲，小说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既能真实反映生活和人物本来的复杂多变，又能生动灵活地表现艺术形象的辨证发展。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学散步》 )“计赚二姐”的故事，即以其生动的具体描写，体现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的美的意蕴。

　　这个故事的开端，是由虚入手。因为主人公王熙凤对贾琏偷娶尤二姐，不仅一无所知，而且她还是被蒙骗的受害者;她不仅不是事件的主动参予者，而且当她听到消息后，还满腹疑惑不解，一再追问平儿“到底是怎么听见说的”。这说明她毫无思想准备，过于突然的事变，甚至使她怀疑消息的确凿可靠。作者把精明无比的王熙凤摆在这样一个受愚弄的位置，目的在于揭示：即使最了解贾琏的王熙凤，也没有料到在国孝家孝“双孝”在身的情况下，他竟敢背上私婚、停妻再娶——封建礼教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在贾琏身上也一丝不存了。王熙凤受蒙骗的愤怒，遭羞辱的嫉恨，誓报复的决心，预示着一场巨大冲突的开始。如果说，“闻秘事凤姐讯家童”是由虚入实，那么，“苦尤娘赚入大观园”，王熙凤巧施阴谋，在尤二姐面前所做的无与伦比的丑恶表演，则又是由实入虚了。这是一次多么虚伪又多么无耻的表演啊!过于天真的尤二姐上当受骗，还“认做他是个好人”。这些描写，看来都是假，却从另一面深刻反映了王熙尽阴险歹毒的性格，这又是假中见真，虚中见实。待王熙凤对内安定下尤二姐，对外唆使张华告状，府内府外，被她搅得纷纷扬扬，造成声势之后，她便一改在二姐面前虚假的慈心佛面，肆无忌惮地大撒泼了―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假若把计赚二姐与大闹宁府做一比较的话，前者是人虚、情虚、处处虚，王熙凤虚得令人瞠目结舌;后者则人实、情实、事事实，酸凤姐实得令人胆颤心惊。这一虚一实，交互映衬，先虚后实，虚实相生，活脱脱地刻画了一个无比真实的艺术形象，收到了艺术情节回旋多曲的绝妙效果。后来的故事，依然虚实相生，交互发展。如王熙凤把二姐引荐给贾母、王夫人等，在众人面前特意突出二姐比她俊美，又求贾母发慈心，年后圆房。这些都出自“酸凤姐”之口，无非为赚取一个“贤良”名儿，争取贾母，欺骗舆论，以备日后除掉二姐做铺垫，这自然是虚了。最后，待万事俱备，王熙凤虽表面上装做好人一般，而背后却对二姐下毒手了。精神上摧残，生活上虐待，再利用秋桐“借刀杀人”，加之误诊堕胎，元气大伤，她最后被逼无奈，只得吞金而亡。好端端一个尤二姐，便这样实实在在地惨死在王熙凤手中。

　　人所共知，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性格是通过情节来表现的。情节愈是曲折，不仅不会使性格愈模糊，反而会使性格愈鲜明，这就是情节与性格的辨证法。金圣叹评《水浒》六十四回，在其回首有这样一段评语：“夫李固之所以为李固，燕青之所以为燕青，娘子之所以为娘子，悉在后篇，此殊未及也。乃读者之心头眼底，已早有以猜测之兰人之性情行径者，盖其叙事虽甚微，而其用笔乃甚著。叙事微，故其首尾未可得而指也;用笔著，故其好恶早可得而辨也。”所谓“叙事微”，就是情节曲折;而“用笔著”，就是性格鲜明。要做到情节曲折而性格鲜明，就要求情节从开始便紧紧围绕人物性格的塑造。金圣叹这一观点很有创造性，它不仅适合《水浒传》而且也适用《红楼梦》和其他中国古代小说。“计赚二姐”，就整个故事采说，有艺术结构上的曲折安排，也有艺术细节的曲折描写，结构和细节都是紧紧围绕人物性格的塑造而进行的。蒲松龄曾说：“转则曲。”广义讲，曲笔即转折，主要指故事情节突转的意外性，以此激发读者的联想，并启迪人们对情节发展和故事结局的猜测。“计赚二姐”，在结构安排上有三大转折：平空掀浪——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洪波转平——“苦尤姐赚入大观园”：惊涛再起-——“酸凤姐大闹宁国府”。这种情节波涛式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构成了它突转的意外性，而王熙凤阴狠狡诈的性格特点，就是在这种突转的意外性中得到深化的。细节的曲折描写，则常常揭示人物性格最深细、最本质、往往也是最真实的特点。六十八回，王熙凤以花言巧语蒙骗了二姐后，“于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车”。一个“催”字，反映了王熙凤此时急不可耐的心情：既然说服了二姐，唯恐二姐反悔;“赚取”即将成功，只怕“赚”而不“取”。上车以后，王熙凤自为胜券在握了，便悄悄地告诉二姐：“我们家的规矩大。这事老太太、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爷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多么危言耸听!与她刚才自怨自错、苦苦哀求二姐的情景相比，转折何其大。再说，贾府几曾有过这么大的规矩，把淫乱比作“馋猫”的老太太，唯此宽容大度。这无疑是王熙凤对已中她圈套的尤二姐精神摧残的开始。

　　总的说，虚实相生的结构方法，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在各类艺术中有相当广泛的实用性。清人竺重光《画荃》中评议绘画：“实景清而空景现”, “真景通而神境生”,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邹一桂《小山画谱》亦说：“实者逼肖，则虚者自出。”这就是中国画里描写春天，只取一枝初绽的桃花和两只飞来的燕子，而略去其他的原因所在。同样道理，中国戏曲中亦运用虚实相生的舞台表演，表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京剧《三岔口》是表现黑夜打斗的，但舞台上并不灭灯光，演员的模拟表演如同黑夜，精彩打斗，扣人心弦。黄梅戏《夫妻观灯》，舞台上一盏灯也没有，但通过男女演员一系列的动作演唱，观众似置身于拥挤的元宵夜花灯会，身临其境一般。这些戏曲表演有虚有实，激发了观众的丰富想象，虚实相生，产生了动人的舞台艺术形象和广阔的艺术境界。由此看来，《红楼梦》和中国其他古代小说中，虚实相生的情节描写，并非一种孤立的艺术形象，它植根于我国丰厚的民族艺术土壤中，以反映生活本质特征的艺术辨证方法，通过虚实比较的对立统一规律，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艺术效应。

　　二

　　如何在小说中塑造典型性格，明清的小说评论家们发表了不少卓越的观点，这其中金圣叹的评论观点影响最大，稍后的脂砚斋很崇拜他，在“脂评”中一再感叹：“假使圣叹见之，正不知批出多少妙处!” “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愚不自量，辄拟数语”云云。金圣叹对如何塑造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曾从认识的角度，提出一个很有理论价值的问题。他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水浒传》序三 )这就是说，小说家要创作，必先格物，施耐庵所以塑造出众多的典型人物，就因为“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水浒传》序三)。金圣叹认为，“大千一切，皆因缘生法”。要创作，必须懂得世上各种现象都是由一定的根据和条件产生的。小说中的各种典型人物，是作家“格物”的结果，也就是作家观察、分析、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因”“缘”, “尽人之性”，经创作而完成的。金圣叹把佛教哲学的这个命题，放到了唯物论的基础上，概括出了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脂砚斋针对当时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方面的绝对化、公式化的倾向，明确强调从实际出发，提出“情理”论。《红楼梦》四十三回，写尤氏把周、赵姨娘为凤姐生日凑的银子还给他们，二人“千恩万谢的收了”。脂评曰：“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和是耶?”(《石头记》庚辰本)“至理至情”，就是要符合生活实际;恶则尽恶，美则全美，便违背了生活的情理。脂砚斋的“情理”论，不仅与曹雪芹批判才子佳人小说 “千部共出一套”, “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之语”的看法完全一致，而且还特别赞赏曹雪芹强调《红楼梦》的人物性格，绝非“大忠”、“大贤”、“大凶”、“大恶”绝对化的观点，认为只有多侧面的人物性格，才是“至理至情”，才是“真正情理之文”，才具有真实性。脂砚斋这个唯物辨证的观点，后来得到鲁迅的认可。鲁迅特别强调《红楼梦》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从金圣叹、脂砚斋到鲁迅，他们对古代小说与《红楼梦》的典型人物创造，其系列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一者，由于现实生活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创作小说的人物情节必然也是复杂多变的。二者，只有遵循生活和创作的辨证法，才能塑造出真实可感的艺术典型。

　　我认为，“计赚二姐”的故事，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上述观点。作为故事主人公的王熙凤，在这个事件中表现了她性格的多重侧面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其艺术表现手法和达到的艺术效果，在全书中也堪称一流。倘若按照脂砚斋“至理至情”的“情理”论，王熙凤的性格表现可为两面：合理的争斗和无情的倾轧。平.乙而论，这个事件的肇事者是贾琏，他不仅背上私婚，停妻再娶，违背了封建家规，而且直接触犯了王熙凤的切身利益。尽管封建社会赋予男子纳妾的特权，但它毕竟是丈夫对妻子的感情背叛，是对妻子其他权益的威胁和侵害。不管王熙凤平时如何，在这一事件中，她首先是受害者，是封建妻妾制度的受害者。她为反对侵害，保护自己，出自她的性格特点奋起抗争，是合情合理的。贾珍、贾蓉父子是这一事件的帮凶，他们与贾琏纠合一起玩弄尤氏姐妹，进而纵容贾琏偷娶尤二姐，这些又是在其父贾敬丧期内、重孝在身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已足以使王熙凤争之有理、闹之有据了，何况还有素日交往不错的尤氏参予其中，加之别有一番情意的贾蓉背叛于她，凭王熙凤的“辣子”性格，大闹宁国府在情理之中。宁国府闹了个底朝天，可谁又敢说个“不”字?王熙凤归结得好：“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四罪”在身，违背封建的“忠、孝、仁、义”，四项占全。所以贾珍吓跑了贾蓉苦苦哀求，自煽耳光，自骂“吃了屎”，尤氏被“揉搓成一个面团儿”，众人“黑压压跪了一地气“求奶奶给留点脸儿 ”。为什么?就因为王熙凤情理双占。曹雪芹写《红楼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也是按照“十年格物”、“一朝物格”和“因缘生法”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才能活灵活现地把此时此景的一个王熙凤奉献在读者面前。

　　当然，王熙凤并非大善人。她是封建妻妾制度下的受害者，又是封建妻妾制度下的害人者。两者相比，后者为重。曹雪芹为充分表现这位二奶奶的蛇蝎心肠，没有写她张牙舞爪，血口吞人，而是陡转笔锋，化险为夷，在情节和人物描写上来了个大转折。这个转折，使我们联想到清代文学家刘熙载的一段精辟评论。他在概括曲笔描写时说：“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 (《艺概· 诗概》 )这话有两层意思：要深入曲折地通过情节揭示人物性格，不在正面大刀阔斧地写尽一切，而要以蓄为曲，要“藏锋不露，读之自有滋味”(元人王构《修词鉴衡》)。再者，人物性格的深层描写，全以正面描写不行，有时要采取言反合正、侧旋反面的手法，才能写得更深刻，更合人物情理，也才能收到“睹影知竿”的艺术特效。

　　“计赚二姐”故事之始，当王熙凤从兴儿嘴里得知一切之后，摆在她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大闹贾琏，如同鲍二家事，发泄内心的强烈愤怒。但她深知，此举既不会得到素以纵容儿孙荒唐生活为特点的贾母的支持，还会弓!起众人对她的耻笑。二是忍气吞声，默默接受这个既成事实。但这又不是王熙凤的性格。第三，便是从长计议，“以柔克刚”，先把尤二姐抓到手心，然后见机行事，以除掉二姐为目的。王熙凤“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演出了“苦尤娘赚入大观园”的那场好戏。王熙凤进门向尤二姐宣讲的那篇长达七百多字的长论，可谓一篇主旨明确、条理分明、逻辑紧密，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低声下气，且声泪俱下的哀哀诉状。她一表自己不是那种嫉妒女人，二请二姐入府为的是二爷的名声，三批他人对她的诬陷，四向二姐发出低声下气的哀告。这中间，三次提出“求妹妹”“起动大驾，挪到家中”，否则，即使“伏侍妹妹梳头洗脸，我也是愿意的”!王熙凤何等人也?她几曾在别人面前如此苦苦相求?何况，尤二姐在她心里也不过是“没人要的”“娼妇”而已。

　　曹雪芹采取的这种“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的“睹影如竿”的写法，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一条很重要的审美经验。生活的辨证法告诉我们，人生活在各自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中存在、发展，其性格不可能是贫乏单调的。小说中的典型性格，更应该丰富多采，性格本质上的一贯性、隐定性，与表现上的丰富性、变动性，二者应该是辨证统一的。《水浒传》李逵的性格至为朴实，但五十三回宋江让他下枯井救柴进，他竟怕别人割断他的绳索。金圣叹为此评曰：“李逵朴至人，虽极力写之，亦须写不出，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第五十六回回首总评)其实，奇亦不奇，正如金圣叹所说，李逵的朴实性格，正面描写再难以写尽，“倒写其奸猾”，反而收到正面描写难以取得的艺术效果。这犹如《红楼梦》九十六回，宝玉、黛玉相会，本写二人极度悲伤，却写二人相对傻笑，从二人惨不忍睹的嘻嘻傻笑里，更表现出宝黛难以言状的无限悲伤。晚清的黄摩西也曾指出;“《水浒》鲁智深传中，状元桥买肉妙矣，而尚不如瓦官寺抢粥之妙也。武松传中，景阳岗打虎奇矣，而尚不如孔家庄杀狗之奇也。何则?抑豪强，伏鸷猛，自是英雄本色，能文者简可勉力为之;若抢粥杀狗，真无赖之尤矣。然愈无赖愈见其英雄，真匪夷所思矣，而又确为情理所有者，此所以为奇妙也。” (《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戏曲研究卷· 小说小话》 )人物性格本质的隐定性与性格表现的变动性，即某些看来与其性格相矛盾的行为，反倒更能深刻表现其性格本质。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随时可见，如同烹饪甜菜“待要甜，加点盐”的简单道理一样，是普遍存在的。但有一点是重要的，性格表现的变动性，必须“确为情理所有者”，即要确实符合人物性格的感情逻辑、思想逻辑和性格逻辑，要真实可信。王熙凤机敏聪明，阴狠歹毒，本来就是位“嘴甜心苦，两面三刀”, “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主儿，她在尤二姐面前的绝妙表演，正是她性格本质的最好描写。

　　三

　　尽管《红楼梦》的主题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大家比较趋向一致，这便是《红楼梦》对现实社会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洋洋大观一部《红楼梦》，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揭示是多角度、多层面和多方法的，有的如闪电雷鸣的大事件，也有如潇潇春雨的生活细节，还有二者结合的跌宕多姿的生活浪波。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脂砚斋有段朱笔眉批，言《红楼梦》艺术方法的多样性。他说：“事则事实，热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洪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予亦于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这段批语，多沿用我国传统的观点概念，虽不免陈妇空泛，但却指出了《红楼梦》之所以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为表现作品主题而运用了多方面的艺术描写。

　　“计赚二姐”，故事虽短，但在揭露批判贵族之家不可挽救的生活腐败和你死我活的内部矛盾，却紧紧围绕主题表现了艺术方法的多样性。

　　这些艺术方法中，选其要者论，“化隐为显”为其一。隐与显，藏与露，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是多议之题，是艺术辨证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认为市井帮闲典型应伯爵在小说中起“点睛”作用。他说;“伯爵者，乃作者点睛之笔也。”“伯爵，作者点睛之妙笔，遂成伯爵之妙舌也。”(第三十五回回首总评)此谓“点睛”，是评论、揭露的意思，即把隐藏在事情内部的实质、隐藏在人物内心的活动揭露出来，达到化隐为显、本质显现的目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当然与应伯爵不同，他们不是一个类型的人物。但王熙凤的性格特点和在贾府中的地位作用，尤其荣宁二府中大事小事几乎无不有她，而且种种事项多与她利害相关，加之她聪敏的头脑、锐利的眼睛、善辨的口才，以及天不怕、地不怕，蔑视法规神明，敢说敢道的性格，也确实是位既能看得到、又能说得出的特殊人物。就此而论，王熙凤与应伯爵又有共同之处。

　　“计赚二姐”事，王熙凤既是事件的客观揭露者，又是事件本身的造恶者。贾琏在贾珍、贾蓉的纵容支持下，于国孝家孝期间，偷娶小老婆，这件事本身既表现了贾府淫逸享乐生活的无比靡烂，也反映了封建贵族家庭后继者道德观念的无比败坏。可是，像这样无耻的丑事，又有谁乐于或敢于揭露它、批判它呢?上层的贾母之流只能纵容，下层的“婆子、丫头都素惧凤姐”, “知道关系非常，都不管这事”，只有王熙凤出于个人利害和阴险的目的，才在报复性的大闹宁国府时，把事情真相揭露得干净彻底，把贾蓉等斥责得碰头求饶。作者以化隐为显的手法，让王熙凤既揭露别人，也暴露自己。她对尤二姐极为阴险歹毒的迫害，特别她那“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骗人伎俩，“借刀杀人”的害人手段，十分深刻地表现了封建贵族之家不可调和的人际矛盾和这种矛盾给家族危机造成的严重影响。

　　这段故事中作者还巧妙地运用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方法，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不露痕迹地使作品主题得到深化。前人谈论《红楼梦》，既有“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颇得史家法”等评议。《红楼梦》虽不同于深受史传文学影响的历史小说，但它在创作典型情节、塑造典型性格方面，尤其寓作者褒贬扬抑于其中的细节描写，往住一件小事却有很大的思想容量，对表述作品主题十分重要。

　　王熙凤为报复贾琏，搞臭尤二姐，竟把二姐的未婚前夫张华收买，让他到都察院直告贾琏、捎带贾蓉。张华胆小怕事，不敢造次，王熙凤气的骂张华是“癞狗扶不上墙”，更让旺儿“细细说给他：‘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 ’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没脸;要闹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服的。”多大的口气!何等的威风!这并非王熙凤气头上说大话，一个“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加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堂堂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竟被她玩弄于掌股之间!事实正是如此，她拿出三百两银子，将娘家的王信唤来，夜访都察院，那“都察院素与王子腾相好，主信也只到家说了一声，况是贾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仅仅“说了一声”，打个招呼，都察院无不按王熙凤的意愿去做。果然，后来张华按照王熙凤的指令出尔反尔，都察院亦只是顺其意“虚张声势，惊吓而已”。王熙凤与都察院的这番关系描写，很可以与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相媲美。薛蟠为争一丫头打死人扬长而去，全靠官家一张“护官符”; 贾雨村顺水推舟，借事还情，因他被授应天府依仗的是贾府的权势。封建官府依附于封建贵族，封建贵族假手于封建官府，这种互为依靠、狼狈为奸的政治关系，揭示了封建社会阶级属性的本质问题。王熙凤与都察院的这番描写，又有几个新特点：第一，事件起因，完全是件家务事，并非人命大案;第二、都察院不是贾雨村，对贾府没有恩情可报;第三，都察院也不是应天府，它是国家最高法制机关;第四，王熙凤声称“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说明了贾、王两家与都察院极不寻常的特殊关系。仅此几点，与第四回相比，虽然小说揭示的本质问题一样，但后者比前者更具体、更真实、更具有人物性格的典型性，也更具作品思想主题的深刻性。

　　此外，故事中张华的遭遇，也极能表现作;品“以小见大”、深化主题的积极作用。张华是个不重要的过场人物，他犹如金圣叹分析《水浒传》中的“没毛大虫”牛二、“踢杀羊”张保一样，是为情节发展服务的，是所谓“借勺水兴洪波”的写作手法。张华在王熙凤手中，不过是报复贾琏、整治二姐的一个筹码，她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而且捏做够了，又怕张华将她种种丑行张扬出去，“复又想了一个主意出来，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了他，或讹他做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声”。一个普通百姓的命运，不仅被王熙凤随心所欲地利用，还被随心所欲地任其宰杀。一“勺水”，确与全书“洪波”似的主题密切相关。

　　说中，被王熙凤坑害性命的事件有多起，但没有哪一起事件的性质比这起更直接、更恶劣、更歹毒，也更说明问题。贾瑞、鲍二家，因淫乱遭祸;未婚的金哥两口，间接被逼自杀，尤.二姐被骗入府，自投罗网……。张华呢，他虽有旺儿一时良心发现，拣了一命，但他的一切作为都是王熙凤所驱使的，他对王熙凤不仅无过，反而有功，但是，王熙凤仅仅耽心张华将来有可能危及她本来糟透了的名声，竟明目张胆地用诬告或暗杀的手段，置张华于死地，这实令人惊讶不已。王熙凤视人命如草芥，胁官府如自家，而且这些邪想恶念都是在她生活的瞬间发生的。她“心中一想”，怕张华一走害了自己;“复又想了一个主意”，便立即决定让旺儿杀人灭口。这一想、二想便决定了杀人，实在太轻意、太随便了!怪不得她说“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她确实把官府衙门看作自家的另一大门，不仅出入自便，而且她就是这个大门的主子，那些坐大堂的官员比之赖大、林之孝等，也高不了多少!这些看去虽小，实则很大的艺术描写，表现了《红楼梦》极为深刻的思想主题，也表现了曹雪芹极为深邃的批判思想，这是作品艺术辫证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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