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小说取材较广，因而其小说种类亦较多，大致可分寓言小说、志怪小说、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四类。对此四类小说，这里不分别论述。庄子小说最为显著的特色，有四方面：一是历史人物，面貌一新;二是塑造形象，新颖奇特;三是故事生动，饶有情趣;四是宣扬道义，高深莫测。对此诸多问题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其一，历史人物，面貌一新。庄子小说中所描写的历史人物，并非保留历史人物的原貌，作者都按照自己的思想，对历史人物做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注入新的血液，赋予其崭新的面貌。如庄子小说中出现的黄帝、尧、舜、禹、老子、孔子、跖等历史人物，都与其原来的历史人物面貌迥然不同。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国远古时代的五帝之一，教诲初民播种五谷草木，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又是传说中的道家的始祖。《汉书·艺文志》记载，《黄帝君臣十篇》，注曰：“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汉代称道家为“黄老”，即本于此。然而，庄子小说中的黄帝，却被描写成不懂“长生”之道，不晓“无为而治”的平庸之辈。庄子有两篇小说，即把黄帝塑造成此等人物。一篇是写黄帝问广成子以“至道”(《庄子·在宥》)的小说，说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黄帝听说广成子修身一千二百岁，住在空同之山，便去问他“至道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广成子非常藐视黄帝，把他看成不懂“至道”的俗人，并批评黄帝说：“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日益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黄帝受到广成子的批评和奚落，便捐天下，筑室独居，席白茅，闲居三月，然后复往求教于广成子。当时，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听到黄帝改变“佐五谷、养民人”的治国初衷，而问“长生”之道，便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于是便告诉黄帝“至道之精”和“长生”之术。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生长……”活画出广成子这个道家的形象。广成子还告诉黄帝说：“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并声称：“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广成子把“至道”说得虚无缥缈，神秘莫测;把自己说成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的长生不死的神人。黄帝却成为渺小的凡夫俗子。刘凤苞评论此篇小说道：“如此篇驳倒黄帝，真足令治天下者，嗒然自丧，不敢有所作为。”
庄子另一篇写黄帝问牧马童子“为天下”之道(《庄子·徐无鬼》)的小说，亦把黄帝描写成非懂“无为而治”的庸人。牧马童子则是深谙“至道”的天师。牧马童子告诉黄帝：“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意谓治天下，要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否则，沉迷于强治天下，就会有害于天下。以牧马之道，来比喻治天下。由此可见，庄子小说中的黄帝，与史书上记载的黄帝形象判若两人。庄子小说中的黄帝，是小说家的再创造，自然不能同史书中的黄帝形象等量齐观。
讽刺儒士，奚落孔子，已成为庄子小说的一种鲜明主题。司马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所以，庄子小说中孔子的形象，同历史上孔子的形象不同，则变成了另一种人格。庄子“戏薄圣人”，即谓此。自然，我们不能以庄子小说中孔子的言行，去评价孔子。庄子小说中所描写的儒士，亦是虚构人物，并非历史真实。今人写历史小说，讲究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庄子随心所欲，并不讲究这个。
“庄子与鲁哀公论鲁服”(《庄子·田子方》)的小说，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写庄子见鲁哀公，鲁哀公对庄子说：“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意谓鲁国儒士甚多，没有什么人会去学习先生的道家学说。庄子却说：“鲁少儒。”哀公说：“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说：“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唯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于公门。哀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看到此情，便说：“以鲁国而儒服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小说讽刺“儒士”虚伪者甚多，大都故作姿态，沽名钓誉，自欺欺人。刘凤苞评论此篇小说谓：“甚矣!真儒之少也，为鲁国慨叹。即以碱砭天下后世之为儒者。李太白有《嘲鲁儒》诗，盖从此脱化而去。”可见，小说批评儒士，是针对时弊而发，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从历史角度而言，鲁哀公去庄子二百余年，小说中的鲁哀公与历史上其人，亦殊不相同。小说中的鲁哀公经过庄子的改造，已经面貌一新，成为徒有其名的子虚乌有先生。
“盗跖教训孔子”(《庄子·盗跖》)的小说，可谓惊世骇俗，颇为引人瞩目。“盗跖”，有的说他是黄帝时人，有的则说他为秦国人，总之，他与春秋末年的孔子，相距甚远，作者硬把他们扯在一起，让“盗跖”教训孔子，真是想入非非，令人叹为观止。小说写“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娶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把一个古代人民起义领袖，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盗的形象，真是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就是盗跖此等人物，孔子竟然要去说服他改恶从善，悔过自新。孔子卑躬屈膝，求见盗跖。当时，盗跖方休卒大山之阳，脍人肝而铺之。谒者通报，孔子来见。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指名痛斥孔子说：“此夫鲁国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之肝益昼铺之膳。”而孔子仍然低声下气，再次求见盗跖。孔子趋而进，避席而走，拜见盗跖。盗跖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前来!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意则死!”孔子听完盗跖的教训，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所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小说写盗跖教训孔子，以及对盗跖和孔子形象的刻画描写，极为生动形象，精彩动人，扣人心扉，堪称小说家的绝妙之笔。
庄子小说中的诸多历史人物，尽管姿态百出，人物各异，然而亦尽如作者塑造黄帝、孔子、盗跖的形象一样，皆赋予其新的思想，新的面貌，让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舞台上，认真地表演，尽情地歌唱。而这诸多历史人物，毕竟是经过作者艺术化了的人物，与历史上的其人其事，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其二，塑造人物，新颖奇特。刘熙载说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确道出庄子小说异想天开、雄奇瑰丽、新颖奇特的特点。
庄子小说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皆与儒家学派的人物大异其趣。庄子笔下的人物形象，无不深深打上道家思想的烙印，新异奇特，走弄百出。庄子主张顺应自然、安时处顺，认为妄为即有害，或害一己，或害天下。在其反映此种思想的小说中，他所描写人物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与庄子的这种思想如出一辙。如“老聃死，秦失吊之”(《庄子·养生主》)，写老子故去，友人秦失前往吊唁，号哭三声而出。对他此种表现，其弟子深感惊讶，便问道：“非夫子之友邪?”秦失说是他的朋友。弟子又问：“然则吊焉若此，可乎?”秦失说可以。于是，他就把“号哭三声而出”的原因，告诉弟子。他说先前，以为老子是平常之人，现在看来，老子并非常人。刚才，去吊唁老子时，看见老者哭他，如哭其子;少者哭他，如哭其母。他们所以聚会到此吊唁老子，必然有不想吊唁而吊唁、不想哭而哭之。他们如此吊唁和哭老子，皆失去天性、违背真情。因为他们不知道，老子生时是应时而来;死时是顺时而去。“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在古代，这叫“悬解”(即天帝之桎梏被解除)。秦失说他吊唁老子，三号而出，正是这个原因。通过此篇小说，我们不难看到，秦失这种奇怪的形象及其反常表现，正是庄子安时处顺、哀乐不入的养生之道的曲折反映。对于一般并非精通庄学的人来说，像庄子笔下秦失此等奇人，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古代有的著名治庄学者，由于一时疏忽，对于秦失的反常表现，亦百思不得其解。如清代治庄学者林云铭，他对庄子此篇小说的旨趣何在，就寻觅不出答案。因此，他说：“本题(按指《养生主》)是养生，说及死，已为奇矣。乃吊而不哭，反对夫人之哭，尤为奇也。及怪夫人之哭，因怪死者有以致其哭，吾不知其从何设想?大奇!大奇!”从林氏惊乎秦失这个人物为“大奇”，“不知其从何设想”，亦正可说明庄子小说塑造人物新颖奇特的突出特点。
为了更加突出地表现其不能妄为，而应顺应自然的主题，庄子还塑造一些群体人物形象，以加重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如子祀、子舆、子犁和子来四人为友(《庄子·大宗师》)的小说，其中所描写的这样四个人的离奇古怪、超出常人的表演，正是为了表现其不能妄为，而应顺应自然的旨趣。此等四人，谈吐非凡，设想离奇，相互谈话说：“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熟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小说开头，就把他们描写成为体道者的形象。接着，小说写过了不久，子舆有病，子祀前去慰问。子舆感叹地说：“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按拘挛不直貌)也。”意思是说：造物者让他鸡胸驼背、头下垂而背拱，五脏脉管在上，面颊隐藏在肚脐里，肩高于头顶，颈椎指天，阴阳之气错乱不调。但其心地宽闲，若无其事。他蹒跚而行，鉴于井说：“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问他：“女恶之乎?”答曰：“亡!”并且侃侃陈词说：假若把我左臂变为鸡，我就用来报晓;假若把我的右臂变为弹，我就用来打鸮鸟，烤肉吃;假若把我的尻骨变为车轮，把我的精神变为马，我就用来当车乘。接着，他又感叹地说：“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吾又何恶焉!”意谓他并不厌恶造物者把他变成此等丑恶形象。小说写又过了不久，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环而哭泣。子犁前去慰问，便呵斥人们避开，不要惊恐子来的生死变化。他倚其户与其语说：“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犁的问话，不着边际，真是荒唐可笑。不过，通过子犁的奇怪问话，说明他认为子来的死去，如同大自然的变化一样，是不足惊怪的，也不值得悲伤。更加奇怪的是，子来的回答，更是令人微妙难识。他说：“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意思是说：阴阳(按即道)要他死，他不听，真是凶顽不顺，大道是没有罪的。言外之意，是说他应当安时处顺，听从造物者的安排。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庄子小说的荒诞神奇，就在其小说中的人物新颖奇特、怪态百出。庄子就是通过小说中此等神奇的人物，“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神入化的灵境，来表现他所宣扬的不要妄为，而应当顺应自然的深邃哲理和道义的。刘凤苞赞赏此篇小说道：“不规一格，一似有意出奇!”又云：“抉天人之奥，破生死之关，爽若哀梨，快若并翦，几于辩才无碍，独擅其长……灵气往来，融成一片，正见四人之莫逆心也。后来著述家，惟有龙门子长有此神境。”作为庄学大师，此种见解，的确颇具慧眼，不同凡响。但是，庄子小说中所虚构的荒诞神奇人物，亦并非凭空而来，都可以从自由旷达、不受约束的庄子的个性得到印证。庄子是个幽默诙谐、具有高深道义和丰富哲理的学者，他的小说所塑造的各种奇特人物，“不规一格”，多如繁星，变幻莫测，层出不穷，犹如傀儡纷纷登场，令人目不暇接。也可以这样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都以鬼妖狐怪，翩翩起舞，而令人倾倒。而庄子的小说，却以奇人怪人纷纷登场做戏，而令人拍案叫绝。不仅《庄子·德充符》中神态各异的丑怪之人，令人目不暇接，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即使庄子用浪漫主义笔法创作的小说，其艺术成就与西洋小说拉伯雷的《巨人传》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能给人以无穷的乐趣。如“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庄子·外物》)的小说，写任公子以五十头犍牛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旦旦而钓，一年不得鱼。之后，大鱼食饵，牵动互钩，馅没海水，鹜扬奋鬃，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骇千里。任公子把此鱼剖开晒干，浙江以东，九嶷山以北，人们皆能饱餐此鱼。作者创作此篇小说，其主旨是讽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中深奥的思想，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从艺术上而言，庄子以如此夸张笔法，写出如此惊天地、动鬼神的艺术结构，此等奇人奇事，在世界文库中亦颇为罕见。可见，刘熙载说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并非虚言。
其三，故事生动，饶有情趣。一般说来，作为小说而言，大都具有故事生动、饶有情趣的特点。若与庄子小说相比，一般小说的此种特点就会顿然失色。我们说庄子小说故事生动、饶有情趣，是因为它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人物形象活泼逼真，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能叩人心扉，令人喜闻乐见，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诱人的艺术魅力。“老聃死，秦失吊之”“盗跖教训孔子”“任公子为大钩巨缁”等是这样，庄子反映“绝圣弃智”而民自化，葆于常真而不失至变，守气全神而可以养生等小说，亦充分表现了作者此种非凡的艺术才能。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庄子·外物》)，就写得趣味盎然，颇有戏剧性。小说开端即引人入胜，写宋元君夜半，梦见有人被发窥阿门。被梦之人，是何许人?并非是人，却是一个“神龟”。神龟见梦，告诉宋元君：我来自宰路(渊名)之渊，作为清江的使者，被派往河伯之所办事，却被渔人余且捕捉。我来请求你拯救于我。翌日，宋元君会朝，令余且献龟。宋元君得五尺白龟，欣喜若狂，是杀之，是活之，举棋不定。占卜，卜者说：“杀龟以卜吉。”遂杀白龟，用来占卜，七十二钻，无不灵验。小说的篇幅并不长，故事情节却生动曲折，颇有情致。白龟见梦，宋元君会朝，余且献龟，卜者说“杀龟以卜吉”，杀龟，占卜而无不灵验等，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曲折动人，颇有戏剧性。作者唯恐读者窥视不到小说的旨趣所在，最后又让孔子登台表演，点明主旨说：智有所困，神亦有所不及;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极其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老庄“绝圣弃智”而民自化的思想。
庄子小说设计的故事情节和刻画的人物形象，都是经过作者的匠心独运、精心设置和描写的，故事情节较为复杂，人物形象较为丰满，并不像先秦寓言和神话故事情节那样简单、人物形象那样干瘦。“孔子见老聃”(《庄子·田子方》)小说，把孔子求教于老子的形象，刻画得更加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老子作为道家的化身，其形象刻画得越发逼真。他们师生却代表儒与道两派，道术不同，形象殊异，在庄子给他们设置的文艺舞台上，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小说写孔子去见老子，看见老子新沐，在披发而干，全神贯注，呆若木鸡，好似非人。孔子对自己看见的老子的此种形象，产生了怀疑，以为是自己眼花缭乱，老子并非真的就是此种形象。因此，便问老子：“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子说：“吾游心于物之初。”小说开头把孔子同老子的简短交谈，及其对他们形象的描绘，就非同凡响，颇能扣人心弦，令人产生浓郁的悬念。接着，就写孔子向老子提出许多问题，诸如什么叫“游物之初”?怎样游虚无之道?以及游虚无之道的方法等。老子对于孔子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回答。说明行小变不失大常，喜怒哀乐不入胸次;视四肢百体为尘垢，死生终始为昼夜;至人之德，无为而自然，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不修而自能焉等，用道家思想教诲了孔子。孔子说：“丘对于道，就好像醋中的蠛蠓，没有夫子的启迪，就不会知道天地之大全”。此篇小说之所以会使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在于它反映了儒、道殊途，塑造了新奇怪诞的形象，体现了道体微妙难识的异境奇趣。刘凤苞说此篇小说：“末句收到天地之‘大全’二字极妙，天地是个囫囵的，而万物并包于其内。无物之象，有物之精，得其最初者，乃能超出于万物之外。得其大全者，乃能主宰乎万物之中。前后俱觑定一‘真’字，其行文则大含元气。”把一篇旨趣，说得最为透彻。
“桓公田于泽”(《庄子·达生》)，写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洋溢着乐观的精神，更能令人赏心悦目，在庄子小说中又是一格。小说写桓公田猎而见“鬼”，管仲御，公抚管仲手说：“仲父何见?”管仲说：“臣无所见。”桓公返，呻吟成病，数日不出。齐士皇子告敖告诉桓公说：“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于是，就把桓公得病的原因讲述一番。皇子说桓公：“忿滀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桓公听完皇子的话，仍然追问：“有鬼乎?”皇子明白桓公的心病，因而故意说有鬼，就把自己杜撰的各种怪物，如“泽有委蛇”等等，向桓公述说一遍。桓公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说：“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由于皇子此话，正符合桓公急于称霸的心理，所以桓公冁然而笑说：“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皇子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故事生动形象，滑稽可笑，颇有讽刺意味。总之，庄子小说的故事情节，大都有戏剧性，具有百读不厌的效果。
其四，宣扬意义，高深莫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庄子来说，无论是志怪小说、历史小说、寓言小说，还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小说，其中蕴含的深邃道义和哲理，皆费人索解、高深莫测。所以，在读庄子小说时，往往会感到犹如坠入十里云山，寻觅不到蹊径所在。若不深谙老庄之道，其主旨并非在于批判儒道、戏弄“圣人”，而是在宣扬养生之道。我们从盗跖教训孔子的一段话中，即可清晰地看到小说的主旨所在。盗跖说：“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显而易见，小说的主旨是在宣扬悦志意、养寿命，逍遥无为的“全真”思想。前面谈到的“桓公田于泽”那篇志怪小说，似乎表面是在说明精神作用，可以起死回生，其实它深蕴的主旨亦是在宣扬庄子的养生之道。清代的庄学大师们，早就看破它的庐山真面目。宣颖说：“神摇则病生，神释则病去。神之系于人也如是，使桓公知养神，鬼无能侵之。”刘凤苞说：“借证桓公之病，以明养生之道，在守气而全神。”所以，有人说此篇小说的主旨是：“说明精神因素对人生命的作用，既可以致人于死地，也可以救死回生。”
庄子小说取材广泛，描写形式多种多样，因此，他宣扬道义和哲理的小说也变化多端，扑朔迷离。乍看起来，有时好像它的主旨在此，经过反复探究，就会发现它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彼。“郑有神巫曰季咸”(《庄子·应帝王》)此篇小说，颇令人有此之感。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在说明作者不相信“相术”的唯物思想，实际上它深含的哲理和道义，是在宣扬庄子雕琢复朴，立于不测，游于无为的思想。我们仔细研读此篇小说，就不难看到它的旨趣所在。小说写号称“神巫”的季咸，精通相术，给人相面，能看出人的死生、存亡、祸福、寿夭，并能说出其年、月、旬、日期限，灵验如神。因此，郑人唯恐其言不吉，见到他，皆逃避而去。而列子见之心醉，想传其术，认为其为道术之最，其师壶子差之甚远。其实，壶子是道家大师，道术高深。壶子告诉列子说，我教授给你的只是道术的表面，还没有教授给你道术的实质。壶子根本不相信季咸的相术，便让列子把季咸引来给他相面，以破其术。壶子气功功夫颇深，见到季咸，先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即似生而却不动不止，“将生机萌乎九地之下，若生而不生”。季咸大惊，以为看到壶子死相，便对列子说：“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连用三个“矣”字，“术士口角如生，毛发俱动”。列子以为老师真的要死，悲伤异常，泣涕沾襟。此时，壶子又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机发于踵，即“阳气蒸于九天之上”，一念不染，勃然生气，自踵而发。季咸见之，惊异地对列子说“幸矣!子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术士惯用此副自赞话头，曲曲写出”，真是传神写照之绝笔。壶子又示之以“太冲莫胜”——阴阳二气，合为一气，非动非静，阴阳俱浑。季咸见之，对列子说：“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相焉。试齐，且复相之。”“不齐”，宣颖说是“动静不定”。最后，壶子又示之以“末始出吾宗”——虚而委蛇，即心地虚寂，而随物化。季咸见之，“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让列子马上追赶，列子追之不及，而对壶子说：“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知!”季咸自欺欺人的相术败破，原形毕露，落荒而去。林云铭说季咸：“伎俩已尽，羞见郑人，连舍郑国而他往，踪影俱绝。此术士行径也，写得好笑。”此时真相大白，列子感到惭愧，始悟未尝学到真道，便自归家：“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列子“去其雕琢之迹，以复还淳朴之天”，万象纷纭，一概封住，超然于尘埃之外，立于不测，游于无为，进入道之化境。小说以此终结，真是虚无缥缈，韵味无穷。尽管小说旨趣“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但予以点破，便会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
值得思考的是，庄子小说的旨趣，为何如此令人费解呢?庄子作为道家、哲学家兼文学家，与孟子、荀子、韩非等人不同。孟子等著作论说事理，虽然也使用了不少比喻和寓言故事或小说，而从总体上说，他们主要还是用抽象思维来论说事理的。庄子则与其不同。庄子著作微妙玄通的道义，深奥难识的哲理，大都是用小说和寓言故事的形象思维来表达，把要说明的事理深蕴在朦胧恍惚的形象之中。庄子认为：“大道不称，大辩不信”(《齐物论》);“可以言传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所以庄子直接用形象来表达“意”。在此点上，庄子与《周易》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思想是一致的。因而，庄子小说更令人难以索解，容易使人产生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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