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裕泰茶馆掌柜王利发，是老舍一九五七年发表的三幕话剧《茶馆》中精心塑造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因为父亲的早逝，二十岁刚出头的王利发便接替父亲当上了裕泰茶馆的掌柜，负起了产业和家计的全部重担。父亲留下的那家茶馆在北京城里并不起眼，本微底薄，在变幻不定的社会动荡和同行业的倾轧下，不时颠簸摇晃，衰相环生。精明、能干是王利发的天赋，大概他自小帮着父亲干活，对茶馆中的各色人等、各色事儿也看多了，因而也学得了一套敷衍应酬的办法。这些使他本有的精明能干又添上了一层圆滑的色彩。他是卑微而敏感的。年少气盛似乎与他无缘，没有过奢的向往，不要将父亲留下的产业败在自己手中，或许是他的全部雄心了。唯其如此，他才格外窥视着时势的流转，格外谨勤侍候顾客，格外地迎合风尚，格外地浸沉在反反复复的盘算中。
他是清末维新失败后做起掌柜的，老舍让他贯穿全剧始终，又历经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和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两个时期。三个时期的社会风云，等于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时代的内容投射在裕泰茶馆中，而王利发的命运则交织在茶馆所历尽的沧桑之中。
王利发的信条是： “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我们看到他来回于柜台上下，奔波于店面的东西南北，一口一个“爷”地称呼着来客;桌面上发生了纠纷，他总是以“街面上混饭吃的，人缘顶重要”给予调解。他不仅对权大势大的太监、官差、地痞是一副八面玲珑的姿态，就是对令人讨厌的地位低下的算命先生唐铁嘴，也宁愿送他一碗茶喝。第一幕中，他和房东秦仲义的一段戏是最可看出他的性格特点的。秦仲义一上场，王利发便迎上去：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也没带个底下人?”当时的秦仲义也不过王利发一般年纪，但他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掌握有一定的资财，正雄心勃勃地忙着办实业，血气方刚、自命不凡、满面春风，是这位阔少的基本风采。王利发的一声“闲在”，正好满足了他踌躇满志的心境，而后一句“也没带个底下人?”这是何等得体的谀词啊!既有关心体贴的情感，又有吹嘘敬重的指向。当秦仲义威风抖擞地回了“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后，王利发强忍着屈辱，随口吐出：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了。”一抑一扬，全是在讨得秦仲义的欢心。临到秦仲义提出提高房租的时候，王利发反应的敏捷令人吃惊;他心里未尝不着急，长房租对他毕竟是件大事，又不能拒绝而开罪房东，职业的训练和江湖上的应酬，使他相当熟练地将“大事”作“小事”来对应——“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内心的急风骤雨被轻飘飘的语态掩盖了，其间还不失对秦仲义身份的誉扬，同时又为自己留下缓冲的余地。再如，对待头插草标、连声喊饿的十来岁的小姑娘，秦仲义的意见是“轰出去”，而常四爷则“要两个烂肉面，带地们到门外吃去”。王利发身居两种态度之间，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 (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这里，自然有着王利发的势利，更多地表现出他的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他是战战兢兢地看取人生的，他身处熙熙攘攘的茶馆之中，但心头自有一番寂寞之感。秦仲义说他比他父亲还要“滑”，在他的时代，他是不能不滑的。
王利发进入《茶馆》的第二幕时已届中年。茶馆依旧，世道却变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他为保全这份产业不得不趋时“改良”。如今的裕泰茶馆， “厨房挪到后边去，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均已撤去，代以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下来，而且字写得更大”。王利发实在真像个“圣之时者也”，新改装的茶馆马上开张了，他那口流利的北京话中也有了些“改良”，不时会挤进“All right”、“Yes”之类。他算是煞费苦心的了，但是巡警和大兵的敲榨勒索也同时让他这个“顺民”在思想上有所“改良”了。尽管他还是一口一个“您圣明”、“您圣贤”、“我胡涂”，城外的炮声威吓着他，丘八的横行终于使他跺着脚骂道：“他妈的!打仗!打仗!今天打，明天打，老打，打他妈的什么呢?”王利发的“改良”和“詈骂”，大抵都出自他的宝贵的经验。虽说他的生活理想是十分卑微的，但他在十年之后，依然如十年前一样战战兢兢地对待着生活。他是不敢懈怠的，他的精明和算计成全了裕泰茶馆的存在。直感告诉他环境愈变愈坏，因而他由往昔对内心寂寞的品味发展到不满情绪的宣泄。这是他十年来的变化。环境迫使他调整着对环境的适应性，原先由父亲相传的处世哲学，在他面前开始褪色了。
第三幕的王利发已到暮年。时序已进入抗战胜利后，北京城是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横行的天下。“裕泰”是仅存的一家茶馆，也没有往昔的排场了： “藤椅已不见，代以小凳与条凳。自房屋至家具都显着暗淡无光。假若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也更大了。在这些条子旁边还贴着‘茶钱先付’的新纸条。”王利发老态龙钟，而他的儿子远非乃父年轻时的样子，已显得相当的“垂头丧气”了。为的是“茶叶、煤球都一会儿一个价钱”，为了挣扎下去，为了青春的宿愿，王利发继续收索着他的“改良”办法，——如今，他是想用女招待来招徕顾客了。但是，凶险的时运最终没有体谅这位老掌柜一世的惨淡苦心，精明和能干已毫无意义。王利发面临的是最可怕的结局了：茶馆被霸占。近半个世纪，他日夜揪心的是唯恐父亲留下的产业败在他的手中，而他终没有逃脱劫数。处于绝望中的王利发在飞舞着的一片片自悼的纸钱的悲凉气氛中，向旧社会提出了饱含血泪的控诉，他沉痛地在上吊前呼喊着：“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准都请安、鞠躬、作揖。” “我老没有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自然是旧时代的殉葬品，但他的性格变化，他的死和死前呼天抢地的诅咒，在表现了旧时代如何吞噬一个顺民的同时，也凝集着指向未来的意蕴：残酷的阶级压迫正在促使人们的觉醒，人民的时代埋葬非人的时代的日子不远了。
王利发是一个悲剧性的旧中国的小业主形象。剧作家将他安置在最典型的三个连续的时代环境中镂刻他性格的变化和悲剧命运。众多的人物及其关系，构成了王利发实际行动的具体环境，人物之间的对比、摩擦、纠葛所形成的戏剧冲突推动王利发形象的最终实现。老舍是杰出的语言大师，王利发的语言极富个性特征，人物“张口就响，话到人到”，闻其声而知其人。王利发的问世，标志着老舍剧作的新时期的开始，并奠定了他在新中国文学史上作为杰出的戏剧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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