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李翱，字习之，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廟朔望上食，诏百官议。议者以《开元礼》，太庙每岁礿、祠、蒸、尝、腊，凡五享。天宝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馔，令宫闱令上食于太庙，后遂为常。由是朔望不视朝，比之大祠。翱奏议曰：臣等以为《贞观》、《开元礼》并无太庙上食之文，以礼断情，罢之可也。至若陵寝上食，采《国语》、《礼记》日祭、月祭之词，因秦、汉之制，修而存之，以广孝道可也。如此，则经义可据，故事不遗。大礼既明，永息异论，可以继二帝三王，而为万代法。与其渎礼越古，贵因循而惮改作，犹天地之相远也。”知礼者是之，事竟不行。

　　翱性刚急，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 。和此不唯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实，直载事功。假如作《魏徵传》，但记其谏诤之辞，足以为正直;若考功视行状，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则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后定谥。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从之。

　　翱自负辞艺，以为合知制诰，以久未如志，郁郁不乐。因入中书谒宰相，面数李逢吉之过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请告。满百日，有司准例停官，逢吉奏授庐州刺史。太和初，入朝为谏议大夫，寻以本官知制诰。

　　初，谏议大夫柏耆将使沧州军前宣谕，翱尝赞成此行。柏耆寻以擅入沧州得罪，翱坐谬举，左授少府少监。俄出为郑州刺史。九年，转户部侍郎。七月，会昌中，卒于镇，谥曰文。——《旧唐书·李翱列传》

　　译文：

　　李翺，字习之。贞元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予校书郎一职。元和初年，转任国子博士和史官修撰等职。

　　贞元十四年(819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求取消朔日望日在太庙献食的礼仪，皇帝下诏叫百官商议。议论的人依据《开元礼》，认为太庙每年只有礿、祠、蒸、尝、腊礼，共五次祭祀。天宝末年，唐玄宗命令掌管膳食的尚食局在每月朔日望日准备好平常食物，又命令宫闱令到太庙去进献食物，以后这便成为常制。从此朔日望日皇帝便不临朝听政，和大型祭祠一样。李翺启奏说：我认为《贞观》《开元礼》都没有提到到太庙进食的记载，按礼断情，罢免这种仪式是可以的。至于像到陵寝进食，根据《国语》《礼记》关于日祭和月祭的记载词语，沿袭秦汉的旧制，修改并保存继承下来，主要用来弘扬孝道是可以的。像这样子，是有经义可查，旧例不遗失。大礼(君臣准则)已经形成，就可以平息不同的议论，可以延续下去，成为万世之法。这跟亵渎礼制和违背古制，只重守旧而害怕改变相比，好像天地之间相隔遥远。知礼的人同意他的看法，这事最后没有成功。李翺性情刚烈，宰相虽推重他的学识，但厌恶他的偏激直言，因而他也长时间得不到升迁。李翺认为史官记载史事不真实，上奏状说：“臣虽无才却在史馆执笔，其职责是记录皇帝的言行。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录本朝的功德，叙述忠贤之人的事业，记载奸臣的丑行，使其流传万世，这是史官的责任。如今撰写行状的人，大多是死者的门生故吏，所以没有不虚加仁义礼智，表忠肃惠和的。这不只是居心不实，而且还有对自己的恩人乱加赞美的成分。所以作的文章已失去《六经》的古风，而纪事业不像司马迁的如实记录。臣现在希望作行状的人，只指称事实，并公正地记录功业。比如说《魏徵传》，他的谏诤言辞，这就足够说明他的正直;如果掌管考核官吏的考功郎在查看行状时，对未按要求撰写的就不要接受，对合乎要求的由考功郎发送给太常寺，再通报史馆，然后议定谥号。请求把臣这个奏章发给主管考核官吏的部门备案。”皇帝听从他的建议。李翺不久暂时掌管职方员外郎事。李翺自认为有文学才华，觉得应该担任知制诏一职，因长期不能如愿，所以闷闷不乐，于是在入中书省褐见宰相李逢吉时，当面列举了李逢吉的过失，虽然李逢吉没和他计较，但李翺自己心中感到不安，于是请求休假。休假时间已满一百天，有关部门按照先例停了他的官职，而李逢吉又上奏举荐他为庐州刺史。大和初年，被召入任谏议大夫，不久以本官知制诰。当初，谏议大夫柏耆在即将出使沧州并到军前宣谕时，李翺对此行也表示赞成。不久柏耆因擅自进入沧州而获罪，而李翺也因错误举荐而受到牵连，降任少府少鉴。不久又被外任为郑州刺史。九年(835年)，转任户部侍郎。七月会昌年间，逝于方镇任上，谥号应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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