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者学士之于六艺，射能弧矢之事矣，又当善其揖让之节;御能车马之事矣，又当善其驱驰之节;书非能肆笔而已，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数非能布策而已，又当知其用而各尽其法。而五礼之威仪，至于三千，六乐之节文，可谓微且多矣。噫!何其烦且劳如是!然古之学者必能此，亦可谓难 。

　　然习其射御于礼，习其干戈于乐，则少于学，长于朝，其于武备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党有庠，于乡有序，于国有学，于教有师，于视听言动有其容，于衣冠饮食有其度，几杖有铭，盘杆有戒。在舆有和鸾之声，行步有佩玉之音，燕处有《雅》《颂》之乐。而非其故，琴瑟未尝去于前也。盖其出入进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动于四体，达于其心者，所以养之至如此其详且密也。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盖乐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于《乐》”。昔舜命夔典乐，教胄子，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则乐者非独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故和鸾、佩玉、《雅》《颂》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岂虚也哉!今学士大夫之于持其身、养其性，凡有待于外者皆不能具，得之于内者又皆略其事，可谓简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气，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实者，岂不难哉!此予所以惧不至于君子而入于小人也。

　　夫有待于外者，余既力不足，而于琴窃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于京师，始合同舍之士，听其琴于相国寺之维摩院。洪君之于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将就学焉，故道予之所慕于古者，庶乎其有以自发也。同舍之士，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巩子固也。洪君名规，字方叔，以文学吏事称于世云。

　　(选自《曾巩集》，有删改)

　　译文：

　　古代求学之人对于六艺，射要能做好射箭之事，还应当擅长那些作揖谦让的礼节;御要能做好驾驭车马之事，又要擅长那些策马快跑的礼节;书法不是能纵笔就可以了，还应当能辨别它的体式并都能做到通达其中的意蕴;数术不是能布列算筹就好了，还应当知道它的用处并完全掌握其中的方法。五礼之类的重要礼仪，绵延三千年，六乐之类的礼节规定，可说是极其细致繁多了。呀!多么烦杂且令人操心操劳到如此地步!然而先贤学者必须能够一一做到，也可以说是很难的了。

　　但他们在“礼乐”的基础上学习那些射御、干戈等军事作战事宜，那么他们年少时学习知识，年长后入任工作，他们对于军事作战等知识的领悟本来就已经(慢慢)修习好了。先贤学者们受过家整、乡校、国学等良好教育，受过老师的教导，在言行举止上懂得仪容，在衣食住行上懂得节制，他们的书桌和随身手杖上刻有自励的铭文，他们的日常饮食器具上刻有自省的戒文。他们坐车的时候(行车有礼)和鸾相应，他们行走时佩环叮咚(令人赏心悦目)，他们工作之余日常生活中亦喜爱“雅”“颂”正音。不是特殊原因，琴瑟不会离身。我想他们待人处事，一言一行，其礼仪规范皆发自内心，这就是他们礼仪修养达到如此细致入微的原因。

　　呀!先贤学者，他们用被内外(因素)限制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心性，涵养自己的品格，(竟)到达这种程度。这就是君子能够自爱的理由，每天自强不息，以求达到这种途径的极致。这样他们学习外在知识的时候把这当作本来就应该做的平常事，自省内心时也具备虔诚的心，那么找到他们丢失的本心，祛除他们不良的习气，从而具备文武双全的才能，实现道德的实有，又可说是很容易了。

　　孔子说:“人的修养，入门于学《诗经》，确立于学《礼》，最终圆满于学《乐》。”乐，是用来摇动内心从而内化于心的，所以说“成于《乐》”。先前舜任命夔掌管音乐事务，负责教导年轻人，说:“(让年轻人)为人正直而温和，宽容而谨慎，性情刚正不阿而不盛气凌人，态度磊落而不傲慢。”那么乐不仅仅能够祛除不良习气，还可以用来矫正一个人偏狭的性情然后使他们进入中正的状态。所以行车时和鸾相应，行走时佩玉叮咚，《雅》《颂》琴瑟之音，没有特殊原因不会离身，这些需是先意义的啊!现在的学士大夫对于修身养性这件事情，凡是对外在知识不能具备边力学习追求极致的学习状态，对自省内心又简略其事(偷工减料)，可以说是偷懒简陋，无礼轻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寻找他们丢失的本心，祛除他们不良的习气，从而形成文武双全的才能，实现道德之实有，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担心自己无法成为君子反而沦为小人的原因啊!

　　对于外物有所倚靠 (外在知识的学习) ，我已经能力不足，而对于弹琴我心里很久之前就想学了，只是担心没有人教我。治平三年夏天，在京师遇到洪君，开始与共居一舍的士人一起在相国寺的维摩院听他弹琴。洪君对于琴，不仅仅擅长琴音，还能够表达其中意蕴。我将向他学习，所以说出我所仰慕先贤的故事，希望拿这些故事来激励启发自己。共居一舍的士人，有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我曾巩子固。洪君名叫规，字方叔，凭借文学吏事著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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